唐太宗“道治天下”

　　编者按：韩昇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好几个“千古一帝”，但只有唐太宗同时做好了“打天下”和“治天下”这两件事。他曾是个豪迈的军人，登基之时读书识字还有困难；他接手了隋朝留下的“烂摊子”，以区区2000万人口起步；他面对的是五胡十六国以来复杂的民族形势和多元文化的碰撞。唐太宗是怎么做的呢？

　　三个转型奠定大唐盛世基础

　　唐太宗完成的三个转型奠定了大唐盛世的基础：领袖自身的转型、“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型、朝廷治国理念的转型。

　　唐太宗16岁参军，2年后他父亲李渊起兵反隋，他以18岁的年纪率军打仗，24岁就扫平群雄、统一中国。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这样的人。毛泽东说他是第一号军事天才，无人能比。从24岁到29岁，他又挑战既定的政治秩序，在和哥哥的政治斗争中胜利，通过玄武门之变当上了皇帝，从此政治上也没有了对手。他可以继续玩下去，但他选择以道治国，不搞权术。

　　我们认为唐太宗是文治的典范，但往往忽略了他在登基时是个纯粹的军人。他晚年回忆，年轻时曾有很多文字看不懂，于是请老师读书给他听，每天从下午读到深夜。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他认为“治国先治君”，转型从自己做起，推动治国理念的转变。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国就是政权，可以通过争夺赢来；天下是老百姓，不可能用不仁的手段获得老百姓，所以“打天下”不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他要“逆取顺守”。

　　这样，从上到下、从政治制度到社会文化，唐太宗推动了国家的一系列转型，所谓“马上得天下，下马治天下”。

　　朱元璋也打天下，但他没有及时转型，治国手法和理念和打天下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康熙皇帝则不是打天下的皇帝。从这个标准来看，开国皇帝中能完成转型并实现天下大治的皇帝只有唐太宗。

　　从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

　　唐太宗如何接手隋朝的“烂摊子”？唐太宗请魏征主持修纂《隋书》，以史为鉴。

　　隋亡的原因是与民争利——38年间征调了3000万劳动力，隋朝统一时人口只有2000万，这意味着每一个壮丁一生要被国家无偿征调数次。唐太宗接手隋朝的“烂摊子”时，登记在册的人口数已从（隋）顶峰时期的5000万掉到了2000万。冷兵器时代，仅仅几年的动乱，不可能杀掉3000万人，这些人口只是从国家的户籍登记中“逃”走了——这意味着国家收不到税。古代缴纳的都是人头税，国家和老百姓之间的博弈就在于人千方百计地挣脱户口以逃避税收。唐太宗没有像隋初时那样彻查户口、追缴税收，而是“藏富于民”。如果说人口5000万，在户口登记中只有2000万，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二的税是让给了老百姓。

　　唐朝就从这2000万登记在册的人口起步，直到150年后的唐玄宗时期，人口才恢复到6000多万。而隋朝登记在册的人口从2000万人增加到4000万人，只用了一年——当然不是生出来的，是查出来的。再从这4000万升到5000多万人，则用了十几年时间。同样的人口增长，唐朝花了150年，隋朝只用了20年。人口数的缓慢增长背后，是政府在减税和让利。

　　隋朝为加税还用了各种手段，比如“析户”，即分家。国家规定孩子成年必须结婚，婚后即分家，户数增加了，赋税就有了。然而这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孩子另立门户以后孤寡老人没人赡养，子女的教育也做不好。中国古代实行大家庭制度自有其道理，但这样一来道德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就被击穿了。唐太宗接班以后，唐律规定，只要父母在，孩子不分家。如果分家，孩子要承担刑事责任。对国家来说，这就是牺牲了赋税收入，为社会秩序和维持道德买单。

　　关于文化开放政策的争论

　　唐朝之所以是盛世，根源在其开放、多元。尤其是文化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举个例子，唐太宗曾经为制定音律组织过一次讨论。

　　中国音乐的正统是庙堂音乐，追求庄严肃穆，轻松欢快的小曲则被视为“靡靡之音”。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带来了中亚音乐。例如琵琶就来自波斯，早期是横着弹的，因为游牧民族都骑在马上弹奏乐器。千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称琵琶为“民族乐器”，事实上这些来自中亚的乐器、音乐融入中原的过程伴随着艰难的斗争。

　　中国古乐有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有对应之物：“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隋朝统一以后曾重新定音律，希望吸收中亚音乐，遭到了政治力量的反对，认为不能转调，否则“君”变了“臣”，岂不天下大乱？隋文帝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他拍板决定维持原有的音律、秩序，不吸收这些“靡靡之音”，恢复到汉朝以前缓慢庄严的音律上去。这事实上要抹杀五胡十六国以来三百多年的音乐成就。

　　隋朝短命，数十年就灭亡了，唐太宗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如何定音律？同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力量在老调重弹：“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旧唐书·音乐志》）”唐太宗则反驳这种看法，认为悲欢在于人心，而非音乐，“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他甚至要为这些大臣演奏“靡靡之音”：“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旧唐书·音乐志》）”唐太宗选择了开放的政策以应对多元的文化，才有了大唐盛世。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中国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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