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哈金：从局内人到局外人

　　在美国，哈金的生活很简单，早上7点起床，每周去学校上两次课，剩下的时间，留给阅读和写作，直至凌晨一两点。日复一日。

　　1956年，哈金出生在辽宁大连金州一个军官家庭，14岁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段军旅生涯成为了他之后创作的一系列代表作的重要体验。许多年后，当他从妻子那儿听到，关于一个中国军医为了和妻子离婚等待18年的故事，他的心被触动了，写下名为《等待》（Waiting）的长篇小说，并凭此赢得了1999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1985年，从山东大学美国文学专业硕士毕业的哈金，拿到了美国布兰戴斯大学的半奖，继续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两次参加波士顿大学写作班，为他日后的文学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自己的老师，哈金心怀感激：“他们教我懂得了理想主义，我将此又传授给了我的学生——只要一本书写得好，它就会被出版。他们也教会了我对一些伟大的书的尊敬。我的老师艾伦·艾泼菲尔德——他也是一位以色列小说家——强调我们必须每天读俄罗斯文学。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文学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面包，而法国文学只是美味佳肴。’”

　　诗歌的训练让他对文字更敏感，他的第一件文学作品是发表在《巴黎评论》上的一首诗，后来连续出版了三本诗集，迈出了一个华裔青年人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界的坚实一步。1990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于无声处》（Between Silences）。

　　从布兰戴斯大学毕业之后，哈金一开始也萌生过以后从事中国诗学或汉学研究的想法，这样，一个原籍中国的青年学者可能更容易在美国立足，但是一方面，当时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接收单位，另一方面，他有一点不服气：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用英文来写作？“在美国活下来，并不是太难，但是如何使存在有意义，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他觉得，自己在美国要活得有意义有尊严，需要用英文的写作来证明自己。

　　成名之后，哈金再不必担心自己的作品没人关注。继1996年获得奥康纳奖之后，1997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词海》（Ocean of Words）又获得该年度的海明威文学奖，1999年凭借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待》和《战争垃圾》分别入围2000年和2005年普利策奖小说类决赛名单，两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奖，成为第一个在美国主流文学界获得广泛认可的华裔作家。

　　固定收入对于作家至关重要

　　留学生：你从军队退役时几乎都没有读过书，你在接受Powell‘s City of Books的Dave Weich的采访时甚至说自己当时大字不识，那你当时是怎么考上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的？你当时就有了英语的底子？

　　哈金：上大学之前我还工作了3年。“四人帮”垮掉后，我所在的城市（编者注：佳木斯）的广播电台开始播放一档英语学习的节目，名叫《英语广播讲座》。我花了一年时间学习这种广播里的英语，然后在1977年报名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高考，很幸运，我顺利地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顺便提一句，我当时的英语成绩是62分。

　　留学生：在布兰戴斯大学读书时，你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后来还参加了两次波士顿大学写作班，这些老师对你的具体写作方向方面起着怎样的作用？

　　哈金：他们教我懂得了理想主义，我将此又传授给了我的学生——只要一本书写得好，它就会被出版。他们也教会了我对一些伟大的书的尊敬。我的老师艾伦·艾泼菲尔德，他也是一位以色列小说家，强调我们必须每天读俄罗斯文学。用他的话来说：“俄罗斯文学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面包，而法国文学只是美味佳肴。”

　　留学生：既要成为一个好作家，又要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是很困难的，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艾默里大学系主任是直到你的小说《光天化日》获得奥康纳奖之后才对你刮目相看的吗？

　　哈金：我的妻子一直支持我，帮助我集中精力于写作。我不是个好丈夫或好父亲，虽然我尝试过。我很幸运，我的妻子和儿子从未想要我在某些方面也做得很好。至于我的艾默里大学，确实在我刚去艾默里大学的时候我很困难。但我仍然很感谢艾默里，那是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那就是为什么在《自由生活》中，我使用了艾默里的真名，作为对它的一点小小的敬意。

　　留学生：那你当时为什么会辞去艾默里大学的教职呢？辞职是否意味着你已经不需要额外的工作也能养活一家人，抑或是你更迫切地需要属于自己的时间？

　　哈金：我当时离开艾默里大学是为了完成《战废品》这部长篇小说。后来我想回到那所大学，但没能成功。因此我去了波士顿大学，在这里教授写作课，这门课在该校颇负盛名。我经常抱怨，教授这门课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但固定的收入对于一名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他就会老是想着如何出书卖钱，没办法，我只能委屈求全。图书市场的暴政比大学还要糟糕。

　　留学生：美国文坛诗苑的盘根错节、勾心斗角，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大媒体的书评如果批评得没有道理，也会影响这位作家的著作吗？即使那是一位名作家。在中国内地，如果负面新闻出现，反而会促进这本书的销量。

　　哈金：在美国同样如此，公开的情况比不公开的要好一些。但许多美国作家，特别是那些最优秀的作家，关注更多的是他们的声誉，而不是他们著作的销量。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去拜访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位诗人当时已经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却边说话边啜泣，因为他的诗歌刚刚得到了一个负面的评价。在这些诗人中，偏执和卑鄙是非常常见的——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通常互相帮忙，因此他们才能活下去。

　　作为小说家，鲁迅没有完全专心于他的艺术

　　留学生：你的博士论文是《现代派诗歌论：埃兹拉·庞德、T.S.艾略特、奥登和叶芝》，但问题在于，我在你的诗集《于无声处》中读到的，不论是主题还是意象系统、节奏、音韵……和这四位现代派大师几乎毫无瓜葛，就我的阅读经验，和雷蒙德·卡佛的诗歌倒是比较接近，不过卡佛更讲究节奏，你更偏重于叙事，叙事在你的诗歌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你是否尝试着把诗歌视作小说的一种变体？

　　哈金：《于无声处》是我的第一本诗集，其中的大多数诗歌都是叙事性的。我们应该避免闯入现代主义四大师的“包围圈”，他们的声音太强大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会淹没在其中。卡佛主要还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我喜欢他自然的言说方式，但对于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他的耳朵能够辨别得出我的小说中的语言还不是那种地道的英语。因为我的主人公和叙述者都是中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诗歌的看法也有所改观。如今，我认为诗歌最重要的品质是抒情的张力。事实上，对于一首诗来说，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表现出它的音乐性和力度。

　　留学生：很多批评家都将你和契诃夫和卡佛相提并论，你怎么看？你是否也受到美国简单派的很大影响？除了纳博科夫、舍伍德·安德森和乔依斯，你喜爱的中国和西方的小说家有哪些？

　　哈金：我不知道人们把我和卡佛相提并论。我并不喜欢美国的简单派，他们现在也快销声匿迹了吧。我热爱的是俄国的大师，他们的作品一直是我的文学食粮。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我则偏爱唐宋诗词。

　　留学生：《于无声处》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上海剧作家宗福先的同名话剧，那部戏在“文革”之后火过一阵子，你用这个题目来做自己诗集的题目，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指涉？

　　哈金：那是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990年。我从鲁迅那里借用来这个词，和宗福先无关。啊，我们怎么能避开鲁迅的阴影，他的存在就像上帝。

　　留学生：可是你却说鲁迅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为什么这么说？

　　哈金：在文体上，他是位伟人。但是作为一位小说家，他并没有完全专心于他的艺术。他写得非常匆忙，制造了快速完成一篇小说的不好先例。就小说而言，他的故事很粗略，常常显示出影响的痕迹，比如说《狂人日记》。有些作家会花时间去修改小说中的标点符号，比如福楼拜就是这样。我很尊敬这样的作家，他们着迷于他们的艺术。在汉语中，我对成语“才华横溢”这个词语感到困惑。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他的天分多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都快“溢”出来了。正如叶芝所说的，我们一定要追求完美。没有艺术可以一挥而就。

　　留学生：《等待》是根据真实人物创作的，你总是很有心地在搜集那些可以成为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吗？

　　哈金：《等待》中“淑玉”的原型是一个山东女性，她缠过足，在离婚法庭上说着和小说中相似的话。但我从不会去“寻找或搜集”故事，但我的文学嗅觉是灵敏的，我的头脑里总是紧绷着一根小说的神经，对那些能够成为小说的偶然之事不会轻易放过。一旦我开始创作，我就会让这部小说将我包裹起来，我深陷在其中，研究和搜集资料是必经之路，正是它们让我的小说枝繁叶茂，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写作一部小说的动机纯属偶然。

　　留学生：博尔赫斯也写过一个短篇，叫《等待》，其实不到四千字，和你的“缓慢的文学”不同。你在写《等待》的时候，等待结局本身是否也是历练的过程之一？

　　哈金：是的。等待的过程和等待的结果增强了小说的怅惘之感。事实上，小说家的力量存在于过程中，在这里，我们必须尝试着让每一页都变得栩栩如生。我的一些朋友告诉我，还没有一个来自汉语世界的作者能够成功地用英语写出一部关于美国的书。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是觉得这部小说可能随时随地会失败。那么，失败就成为我的写作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无时无刻不面对失败，因为我们是人类。

　　美国人会试着接受“色拉盘”

　　留学生：迄今为止，你已经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海明威奖等多个重要的文学奖项，这对华裔小说家来说是绝无仅有的。我知道你写作非常勤奋，每天都坚持写一点或者是修改，你认为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天赋和个人奋斗哪个更重要？

　　哈金：我不相信有所谓的天才。对于一位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洞察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留学生：怎么写论文集《移居作家》的，是开始关注到移民这个主题了吗？

　　哈金：赖斯大学邀请我到他们大学去教几节课。我提了几个讲课的题目。他们最喜欢的是“移民作家”这个题目，因此，我就开始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也就是说，我是在有约定的情况下来写作的。

　　留学生：华裔在美国政治、文化、艺术、金融等领域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你看来，美国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它是在融化华裔，让华裔成为美国人，还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台，承托着众多的外来文化？

　　哈金：将各民族变成一个大熔炉的国家，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虽然许多美国人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在加拿大，人们常说：“色拉盘”。意思是，每种蔬菜在色拉盘中都保持着它们原来的样子，但是它们给放在一起，这些蔬菜就变成了一盘菜。我相信，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试着去接受这种加拿大观念。

　　文·特约记者·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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