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社会治理探新路

　　出任深圳民政局局长两年后，杜鹏捧出了一份改革“大餐”。

　　3月，《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出台。在国家层面，至今仍无关于社区基金会的法律法规。在地方省市，这是第一次。即便在公益慈善界，谙熟社区基金会的专业人士也并不多，因为中国在之前仅有零散的几个鲜为人知的社区基金会。但是看看发达国家，社区基金会的功能特殊而且重要，它是和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社区的问题解决者。中国尤其需要。

　　暂行办法降低了基金会原始资金最低额度的要求，规定募集100万原始基金即可登记成立社区基金会，同时规定组织架构的构成人员和职权边界，理事会成员主要由捐赠人和居民代表组成。

　　像深圳的每一次大胆的尝试一样，这又是一次“违法”的创新之举。要知道，《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资金下限是200万元，成立地方性公募基金会门槛是400万元。但这就是深圳的改革精神，敢于突破，勇于变革。

　　杜鹏的前任刘润华，在其任职期间大胆地为壹基金实现公募基金会资格，尤其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日后成为国家改革项目。后者不让前者，杜鹏又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旗手，他把重点放在了社区基金会上。

　　暂行办法出台后，很快，深圳首批6家社区基金会正式挂牌登记成立。

　　杜鹏期待，接下来的3到5年，在深圳的600多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一个社区基金会。而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的基金会总数不过3000多家。

　　这个目标看上去有些宏大，杜鹏并不着急，他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拔苗助长，要充分尊重捐赠者意愿，不得下达硬性指标，不搞行政摊派，成熟一家组建一家。

　　除了这份大餐，杜鹏还啃下了一块“硬骨头”-深圳慈善会去行政化改革。深圳慈善会变为深圳慈善联合会和城市级别的社区基金会。对于全国众多的“怪胎”慈善会来说，这一改革模式，或可成为改革样本。

　　这都是看得见的改革，而身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杜鹏的视野放得更为长远，他认为，社区基金会的出现将为社区自治补上资金短板。可以说，“只有社区基金会发展好了，社区自治才能搞得起来。”

　　这不仅仅是一场公益慈善的引领式改革，更是影响未来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