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武克钢

　　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外孙，从官员到商人，再到慈善家，他始终特立独行，如外祖父的性格，坚持己见，犀利，刚直

　　香港通恒集团、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被外界视为标准的“红色贵族”。

　　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也是与周恩来、陈毅、朱德关系密切的共产党高干，还曾与邓小平共同求学苏联。他的父亲是开国元帅徐向前带走参加革命、后又随陈谢大军南下的老干部。

　　武克钢自己的人生经历也颇为传奇：生于1950年代，经历过“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得过中国“青年优秀科学家”称号，32岁官至正厅，1980年代即可自行定夺三千万美金以下的项目，与二十几个同事共同管理几十万人口。后弃官从商，在美国开过赌场，海湾战争时玩过输赢上百倍的石油期货。受邓小平南巡影响，回国创业，成为“92派”代表人物。

　　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做学问，武克钢都是特立独行的“刺头”。延伸到做公益上，也是如此。 十年的“反对派”

　　武克钢仍旧一袭黑色唐装，一如既往地充当着“反对派”。

　　如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议已少有昔日会员们激烈争吵和相互攻击的混乱场景，今年11月初举行的十周年会员大会，除了理性和克制，竟也显露出些许萧条。这令武克钢大为不满，他认为要在“头脑风暴”下让老会员带动新会员充分表达对组织期望和看法，才能把阿拉善SEE民主、平等、独立的精神传承下去。但会议主办方给会员的发言时间却只有半小时，“下来我就要骂娘，这太不对了。”他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会中，讨论修订组织《章程》时，武克钢突然拍案而起，在数百人面前怒骂会议主持人，指责其越界行使职能，以个人意志干涉会员发言。会后，武克钢向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说，这个自称议事规则专家的主持人始终忘了自己仅有的职能是组织讨论、组织表决。

　　十年前，他也这么批评过阿拉善SEE创始会长刘晓光。2004年一次执行理事会上，刘晓光作为会议主持人却不断做决策下结论，武克钢忍不住拍了桌子大声叫嚷：“你的任务就是组织表决，我们又不是你分公司经理，你们会不会开会？”自那时起，武克钢便提出一定要建立一套议事规则，这对阿拉善SEE逐渐形成广为人知的议事规则起到不小的作用。而且刘晓光“知错就改”，之后历次执行理事会有意识地做一个合格的主持人，不再轻易扮演“决策人”的角色。

　　对于民主权利和规则，武克钢很敏感，甚至咄咄逼人。

　　2006年的年度理事大会，时任会长刘晓光向“最高权力机构”理事大会汇报下一年度项目和预算，在此之前该报告已在执行理事层面决策通过。武克钢一下激动了：“不对啊，显然程序反了。”刘晓光表示这是《章程》规定的程序，没法更改。武克钢不服，径直走上讲台，抓过话筒说：“不行不行，我们后面已经形成‘反对党’了？？”最后，阿拉善SEE的会员们决定修改《章程》。

　　阿拉善SEE第三届换届选举时，冯仑准备代替马蔚华做参选监事的演讲，武克钢当即喊道：“严重违规，昨天我们讨论过，不能代人演讲。”他不顾冯仑的辩解，转向时任监事长任志强大喊：“监事长！监事长！你说！”几番争论，使得会场开始混乱，时任会长王石不得不出来调解，选举委员会亦重新开会明确竞选规则。一次监事会议上，武克钢的发言被主持人打断后，他不留情面地说：“大家都一年交10万块钱，你又不比我多交一分钱，凭什么你说的就是真理，我就得听着？”

　　作为首批会员，武克钢十年来没少“闹事”，但却是因为对阿拉善SEE的衷爱，他在努力维护着这个组织一点点“磕”出来的民主制度。他坦白地说：“你们怎么吵我不管，别把这个平台给我弄没了就行。”

　　他赞同阿拉善SEE偶尔举办纯娱乐活动，但也必须认真讨论和研究环保问题，踏踏实实做实事。因为在他看来，一二十年过去后，一定会有人质问他们这么多年到底做了什么。

　　由于压力大，阿拉善SEE公益机构的秘书长一度更换频繁。刘小钢回忆自己刚接任这一职务时，武克钢特意将她邀请到家中做了一番长谈，言辞恳切地表达自己的期望和担忧。在刘小钢日后的工作中，武克钢几乎有求必应。

　　谈及这个由企业家组成的公益群体时，武克钢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连说两次“高度评价”。原因是企业家群体一般比较功利，他参加很多类似的组织，背后都是商业利益，尽管并不坏，但他还是更喜欢阿拉善SEE，因为这群人真心在做公益。

　　今年的会员大会结束后，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问及对这次《章程》修改条款看法时，在会议上不断质疑和反对的武克钢却出人意料地回答说满意，只是起码要有反对派。这位在阿拉善SEE当了十年反对派的“炮手”，内心更多的是柔软。

　　呼唤中国工商文明

　　无论是性格还是兴趣方向，武克钢的身上都有外祖父孙冶方的身影。

　　建国后，孙冶方始终认定社会主义也要遵循市场规律，最后以“反革命”罪被关入秦城监狱六年。即便如此，他仍然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宣称不改志、不改行、不改观点。平反后，孙冶方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同样尖锐，以至于李先念见到他时都念叨“老孙你又放炮了”。也许是受外祖父的影响，武克钢非常热衷于谈论政治、经济等公共议题，并出言犀利。

　　2013年亚布力论坛上，冯仑以丈夫长期离家的陕西乡下妇女为例，认为民营企业家应“守妇道”，即守本分、有期待。

　　“冯氏段子”一出，武克钢不以为然，当众反驳：纯属胡说八道，就是教育出问题了。武克钢说，他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文革”的狼奶式教育下长大的，要不就是阶级斗争，没有底线的你死我活，要么就是守财奴式的安分守己。“中国现在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要说企业家，连公民意识都没有了，还期待个屁啊。”

　　武克钢的云南红酒业集团所在地，曾经一位县长在施政报告里公开宣称：企业再大也是企业，政府再小也是政府，关系不能颠倒。武克钢直呼受不了这样的官员，因为现代工商社会里，企业家阶层、官僚阶层、市民阶层应该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三大阶层各司其职。中国已进入工商文明之中，企业家是核心推动力，有社会自觉的企业家应该使手中掌握的资本实现增值并发挥社会价值，提供就业、上缴税收以助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等等。

　　2006年，武克钢撰写的《中国呼唤工商文明-兼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文被某商业媒体评选为“影响中国企业家的33篇文章”之首。在文中，他提到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是平等、自由、契约和法治的关系，而不是以暴对暴。学者杨鹏在推荐该文时提到，左中右不少学者都看过，没有人提出什么反对意见。

　　武克钢毫不讳言中国距离理性的工商文明尚有差距，但他也相信要不了多少年，中国现在许多丑恶现象将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光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显然，武克钢是一个对国家充满信心的“刺头”，他说中国现在处于上升期，哪怕出现一点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还是会上升，正如南怀瑾老人曾告诉他：国运如此，不可违。

　　他用不容置疑地语气说：“我们不会像苏联，中国绝不会像苏联。”

　　剩下的岁月交给公益

　　在诸多产业中，武克钢在云南红酒业倾注了最多的心血，这家企业带动了周边几万农民脱离极贫状态，并达到比较富裕，将荒山野岭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葡萄园。吴敬琏考察过后说：“要是有一千个留学生干你这样的事情，三农问题就解决了。”不仅解决就业，武克钢还大量援建学校、公路、乡村图书馆，给灾区捐款，早在2004年他的社会捐助就超过了4000万元，现在更是接近8000万元。

　　此外，武克钢喜欢大自然，重视环保。

　　他的酒厂曾经飞来一只云南地区非常特殊的猴面鹰，并在树上筑了巢，这让武克钢很是兴奋，希望它能在厂区长期住下去。后来一名年轻员工捅了鸟窝，将猴面鹰拿出来养，不久之后鸟就被养死了，武克钢得知此事大为恼火。最后，他为了一只鸟开除一个人。

　　他和阿拉善SEE西南项目中心的会员共同做起了长江第一湾生态保护、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保育等环保项目，从扶持生态产业，再到保护水源地、濒危物种繁殖、编篡文献，等等。

　　身为西南项目中心主席的武克钢，现在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来推动这些环保项目，因为他在60岁那天宣布人生从此做减法，如云南省政协常委等一些重要职位，到期一个退一个。他提到，尽管不忌讳讲话，但也不再轻易充当布道者，因为年纪大了，信息量和研究量都不够，事情说多了也未必对，不做为老不尊的人。 他始终坚信江山代有才人出，何况历史已经进入全新的阶段，应该交给年轻人去做，“老家伙们”要有自觉性，不能老把着舞台不让。

　　“我们那个时候搞点收音机听听就不得了了，现在微信微博看都看不懂，还搞什么鬼。”武克钢一边扒拉手中的盒饭，一边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当记者问他在自己的新时期打算做什么时，武克钢瞪着眼睛，不假思索地说：“做环保啊！”紧接着他又抱怨起阿拉善SEE项目中心主席任期的限制，他愤愤地表示主席是责任而不是权力，自己每年花钱花精力去做事，总部就不该干涉地方主席的任职期限，“我最不满意就这一点，这你管我呢？我底下哥们支持我，我当十年主席怎么了？我是做环保，又不是当领导。”情绪激动时，武克钢说话习惯性夹着国骂。 撰文：章伟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