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预言家”凯文·凯利：最伟大的革新还没到来

　　核心提示：创新实际上是一种改变，是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时改变现有规则。我们必须积极应对这种改变，最伟大的事情还没有到来。

　　如今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创业热潮中，卷起了两朵格外引人注意的浪花，一朵叫“智能硬件”，一朵叫“O2O”，它们在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均受到热捧。

　　早在20多年前，中国刚刚投入世界互联网的大家庭时，凯文·凯利（Kevin Kelly）就预言了这种热潮。那时，他是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将其打造成全球最知名的科技类期刊。同样是20多年前，他写了《失控》一书，如今在中国互联网圈子中依旧耳熟能详。他在书中预言的社群网络、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网络经济、网络社区、分享经济等，一一被验证。

　　近日，本刊记者与享誉全球的“互联网预言家”凯文·凯利进行了一次关于未来的对话。这一次，他关于未来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找到1000个真正愿意追随你的人

　　《支点》：您在不同场合提到过1000粉丝经济，实际上，在中国您或许有1000个1000粉丝，也就是100万个粉丝。请问，您是如何有这个想法的？

　　凯文·凯利：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理论性和数学性的，说的是最有创意的人--包括我自己和其他人--都梦想着能轰动一时。你想写一本畅销书，你想拥有一百万粉丝。谁不想呢？而另一方面，有的人可能正在苦苦挣扎，根本没有观众。为了拥有百万粉丝，这需要著作者们付出超乎想象的努力。事实上，如果你与你的粉丝建立了直接的关系，而没有中间人的话，你不需要那么多的粉丝就能够直接获得同样的收入。

　　我对铁杆粉丝的定义是：那些会购买你在任何时间生产的任何产品的人，他们不仅买平装本，也买精装本和电子本，不仅买CD、也会驱车上百英里去看你的巡演。如果你有1000个铁杆粉丝，而且你每年可以从他们身上赚100美元，这样你每年依靠仅仅1000个铁杆粉丝就赚了10万美元。你不需要一百万个粉丝来谋生。很难想象如何努力才能拥有一百万个粉丝，但可以想象找到1000个真正愿意追随你的人。

　　“我该怎么办？什么是该做的事？”

　　《支点》：最近几年，中国涌动着一股创业热潮，很多年轻人不再迷恋大企业、大机构，纷纷自己创业。这股热潮伴随着对大组织概念的颠覆，而微信、脸书等互联网应用的出现使得新的组织形式成为可能。请问您从商业的角度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在新经济时代，组织的未来是怎样的？

　　凯文·凯利：组织是一种长期持续的关系。任何有机体的组织功能之一就是预测未来，从而使这些关系得以存续。一个组织之所以存在，就如同一个有机体一样，是为了帮助相互关联的各组成部分，以便应对环境变化。每个系统都试图预见环境的变化。

　　关于环境变化，最有趣的是，环境的大部分其实没有改变。明天的环境什么样？我们最有把握的就是：可能它大部分都和今天一样。大部分情况下，组织和有机体预测未来的方式是从过去获取信息。了解过去刚刚发生了什么，一个组织能据此调整未来的行动，这就是一个“反馈回路”。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为我们的时代总结出一个有力的想法。他指出，在工业时代，我们致力于让人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把学习如何更好地工作视为财富的根本和主要驱动力。在网络经济的新时代，信息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竞争作用，问题就从“我怎么能把工作做得更好”变成了“我该怎么办？什么是该做的事”。

　　《支点》：在新经济时代，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很多传统的大企业，如诺基亚、索尼、Borders书店纷纷陷入困境，您对未来的新商业模式有怎样的预测？

　　凯文·凯利：当你开始问这些问题时，你会发现只把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做好不一定是答案。优秀的商业领袖经常要停下正在做的事，去做一些新的事情。这个完全停下现在所做的事，取而代之以做其他事情的过程，目前还没有成为企业管理中的内容。这可能令人心痛，但这么做也并不容易。我们会看到，发生这种改变的不仅仅是整个组织，还有产品。企业生产某一特定的产品，有时最好的办法是停止生产该产品，即使它是有利润的。这就像是在说：“这是一座高峰，但我们将要困在这里。我们必须放手，必须爬下这个山头。这样我们才能穿越山谷，去翻越更高的山峰。”

　　比如，1960年代的本田只是一个造自行车的小公司，如今变成非常有活力的汽车巨头。IBM曾经是计算机霸主，根本没将因特尔这个生产玩具的小公司放在眼里。比尔·盖茨的微软曾经那样不可一世，谁都没想到Google可以战胜它，甚至亚马逊、Facebook、腾讯或百度都可能取而代之。这些都是来自边缘的创新力量。

　　你需要一个创新点才能打动客户，但一个创新点往往需要很多年才能有所成就，因此它的利润率和认可度是很低的。大公司往往基于此而不愿意承担降低客户满意度的风险，从而错失了创新机遇。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企业，创新都来自边缘和边界。

　　改变不应只遵循一个方向

　　《支点》：有一种说法是，中国人缺乏创新精神，请问您对此有何评价？

　　凯文·凯利：创新不仅对我们的商业重要，对未来的社会也至关重要。在美国，我们现在非常愿意去创造一些新的方法，以使我们变得更加优秀。我们也希望用这些方法更清楚地了解自我和整个人类。这就是我们创新的根本目的。中国本身并不缺少创新的土壤和人才，我相信中国也有一群很有创新精神的人在做着一样的事情。

　　在我看来，创新应该是一个实践过程。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大家说到创新精神时通常只是在理念上研究，在商业层面上应进行更为真实的实践。

　　《支点》：那么创新能力是否有指标和规范呢？

　　凯文·凯利：改变的本质都是在面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时改变现有规则。创新就是这种改变之一，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适应环境。但改变不应只遵循一个方向、一个指标，需要在多个方向上实现突破。

　　任何产品或者公司想要生存或变得更优秀，就需要改变整个组织，让其达到适应新环境的最佳状态，而这一动力就是创新。对于企业而言，创新往往是在经营低谷而不是巅峰时产生，也就是说，企业往往在濒临死亡时才敢于创新。“去中心化”在未来二三十年都是解决困境的不二法门，传统企业向“去中心化”的架构转变是未来的趋势。

　　《支点》：中国的金融行业正在进行一种创新，一种类似于美国P2P的金融模式在生根发芽。您怎么看中国的互联网金融？

　　凯文·凯利：我不了解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电子货币实际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交易。一些限制性交易成为我们购买的障碍，但电子货币实现了我们的自由交易，这是技术的变革。它可以授权让你在特定平台实现个体对个体的交易。由于网络安全缺乏必要的规则保证，很多人不相信银行终将消失。但不管怎样，互联网金融会有巨大潜力。

　　二十年前，我说了那些大家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也说了一些你们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真的很难衡量二十年后的情景。我只是站在最开始的前沿地带，革新的事情还没有开始。我们需要认识到一点，最伟大的事情还没有到来。

　　在真实的时间里做真实的事情

　　《支点》：您在《失控》中认为技术演进如同生物进化一样，遵循一些使它发展不可避免的、不可抗拒的模式。那么是否有某种神秘的元素在推动这种演进走向某个不可避免的终点？

　　凯文·凯利：我不认为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推动演进走向某个终点。事实上，我也不认为演进存在终点。演进的要点就在于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终点。演进存在轨迹，这种轨迹更像是向外爆炸，而不是爬上梯子或沿一条线赛跑。

　　《支点》：我们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有意识地跨越进化的自然阶段吗？

　　凯文·凯利：我当然希望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有意识地跨越。那非常好，但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跳跃发展的证据。有些人可能会希望人类可以跳过青春期成为成年人，但我对此非常怀疑。

　　还有一些定义上的问题。跨越是指“谁”的跨越？是一个人、一个部落、一种文化还是一个地方？我认为，上述所有小的单元可以通过借用更大的部落、文化或地方的技术来实现“跨越”，而不用产生自己的技术。南极某个没有工业的地方能以最小的量产来获得数字经济，但这也需要一些柴油发动机和预制建筑等。我想我们能做的也许是高速通过某一阶段，以加速的、有引导性的步伐走过工业化，走向新的时代。

　　《支点》：在书中，您提到了很多“未来梦想家”，其中就包括雷·库兹韦尔。您怎么看待他的奇点理论？

　　凯文·凯利：我并不认同库兹韦尔关于奇点的定义--在某个特定的年份（2039年）人工智能会比人类更加聪明，从而人工智能会比它自身更加聪明，这个循环将加速进行，以至于在一眨眼的时间里如上帝一般的超级人工智能将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包括让我们永生。这种想法是一种“思考主义”，认为我们仅仅靠思考问题就能解决问题；而我认为我们不仅需要思考，还需要进行真正的实验。

　　库兹韦尔对此回应说，我们可以通过模拟实验来加速这一过程。但是我们只能模拟简化情况下的加速实验。模拟的代价是简化，而这可能导致错误的答案。总之，我们不能“思考”我们获得永生甚至超级智能的方式，我们需要在真实的时间里做真实的事情。

　　《支点》特约记者 李大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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