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史诗

　　她出生在伊朗东北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做苦力，母亲给人家帮佣，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存，所以，她刚刚出生，就掉进了苦难里。

　　迫于生计，她六岁时随父母移居到非洲的津巴布韦，她在那里入学，和黑皮肤的孩子成为同学和玩伴。她本应该无忧无虑地享受童年时光，但灾难却不期而至。12岁那年，她小学还没有毕业，却突然得了眼疾，她眼里的世界一下子都模糊起来，就连书本上最大的字也看不清楚了。那天，母亲带着她离开校园时，她几次回头，也看不清曾经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她绝望地痛哭流涕。黑暗的世界里，她每天在地狱般的孤寂与痛苦中苦苦挣扎。为了安慰她的情绪，母亲每天晚上回来，都要给她讲一些外面的见闻。白天，父母都出去做工了，没有人来陪她，为了打发时光，她就把听到的那些见闻编成许多感人的故事。没想到，父母听了她的故事后，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16岁时，她的视力渐渐恢复了正常。看着家里的窘境，她主动向父母要求出去做工，赚钱养家。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电话接线员，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能赚到买一块黑面包的钱。一块黑面包，她也很满足了，因为这就解决了全家的晚餐问题。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她就因为接错了一个重要电话而被解雇了。于是，她又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最后，她给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做保姆，这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没办法，为了哄他高兴，她就编各种各样的故事讲给他听，直到有一天，孩子的父亲偶然听到了她的故事，这位博览群书的男主人对她说：“你讲的故事很精彩，出自哪本书呢？”她害羞地说是自己编出来的。男主人吃惊地对她说：“一定要把你的故事都记录下来，有一天，你也许会成为作家呢。”这番话，对于16岁的她来说，不过是一句笑话罢了，因为她每天要面对的，还是贫穷的现实生活。

　　20岁时，她结婚生子了。她憧憬着，自己的人生之路，从此会铺满灿烂的阳光。但她没想到，婚姻却成了她生命中的一个劫。婚后第三年，那个她认为可以依靠的男人，突然销声匿迹了，他拿走了家里所有的财物，扔下了三个幼子和支离破碎的家。想着茫茫的人生之路，她恐惧，心痛，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为了排遣苦闷，她又开始提起笔来写被自己称为故事的小说。写小说，成了可以让她逃避现实、排遣痛苦的方式。

　　31岁时，她发现自己实在无法养活三个年幼的儿子了。望着骨瘦如柴的孩子，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贫困的津巴布韦，到外面的世界寻找生机。她带着孩子离开津巴布韦，经南非开普敦搭乘客轮前往英国。万里飘摇的轮船上，她两手空空，囊空如洗。此时，她的全部家当只是背包中的一部反映非洲生活的小说草稿。

　　刚刚下船，问题就来了。没有食物，没有住处，孩子们嗷嗷待哺，她那颗母亲的心如同刀割。她拿着自己唯一的筹码——那部长篇小说的草稿到一些出版社去碰运气，结果，她处处碰壁，受尽白眼和奚落。没有人会相信，一个非洲来的流浪女人会写出可以一读的小说来。但她没有别的路可走，她不敢放弃，因为这是自己和孩子们的唯一机会。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敲遍了伦敦所有出版社的大门，直到有一家出版社同意以《野草在歌唱》为题出版她的小说。

　　包括她自己，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这部非洲题材的小说出版后竟吸引了无数读者，整个伦敦出版界在一夜之间都认识了这位带着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

　　一部小说的成功，让她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生活的方向——继续写故事，写小说。童年以来的苦难与坎坷经历，都成了她创作故事的素材。贫苦的出身，使她对弱者有着天然的亲近与同情；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又使她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勤奋写作。结果，她在写作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结出了累累硕果。

　　从1952年开始，她用17年的时间，创作发表了《暴力的孩子们》《金色笔记》等多部长篇小说。她的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一些诋毁和攻击也如风暴般袭来，有些人说她的小说是狭隘思维与偏激思想的混合物，有些人干脆说那是垃圾。她宠辱不惊，唾面自干，埋着头继续写自己的小说。她相信，只要坚持着笔耕不辍，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自己的那些故事，并喜欢这些故事。

　　时光荏苒，在文字中耕耘的她由少妇变成了老妇，又由老妇熬成了耄耋的白发老婆婆。有一天，当她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回来时，看到自家门口挤满了带着摄像机的人。她好奇地问那些人：“你们是要在这里拍外景剧吗？”这些人就告诉她：“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位白发老婆婆听了后，却面无表情，而人们则呼喊着她的名字：多丽丝·莱辛。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公告中这样写道：“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以及她那史诗性的女性经历。”

　　这一天，距离莱辛88岁生日还有11天，她是目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高龄者。

　　感动

　　（刘名远摘自《随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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