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经营一家饮食店,工作很是艰苦。清晨就开始干活,一直得干到深夜,累得筋疲力尽。也曾抱头苦思却痛无良策,也曾多次饱尝失望的滋味,然而我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渐渐地收支趋向平衡,还雇上了帮工。
之前,周围有很多人预测,不谙世故的我不会有经营才干。老实说,连我都不觉得自己有经营才干,只不过觉得一旦失败了便是穷途末路,才不顾一切拼命努力。勤勉、耐劳、不惜体力,从前也罢现在也罢,都是我仅有的可取之处。倘若比作马匹,我恐怕不是专事比赛的赛马,而更接近于从事杂役的驽马。
在经营生涯中,我认识到了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人无法独自生存下去,这本是理所当然,我却是脚踏实地学到的。尽管有点走样,我也渐渐掌握了类似社会性的东西。回想起来,从20岁到30岁的十年当中,我的世界观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做人方面也有了一些长进。从四处碰壁之中,学会了生存的诀窍。倘若没有这算得艰难的十年生活体验,恐怕我就不会写什么小说了,即便想写,也写不出来。
在即将迎来30岁的时候,好容易能喘口气儿了。好歹算是爬过了人生中一段陡峭台阶,做一做深呼吸,缓缓地环视四周,回顾走过来的路,就该采取的下一步进行思考。30岁迫在眉睫,已然逼近不能再呼为青年人的年龄。于是乎——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我下了决心:写小说!
我可以具体说出下决心写小说的时刻,那是1978年4月1日下午一点半前后。那一天,在神宫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我一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观看棒球比赛。在第一局的后半场,第一击球手迪布·希尔顿迅速跑过一垒,轻而易举地到达二垒。而我下决心“对啦,写篇小说试试”,便是在这个瞬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晴朗的天空,刚刚回复了绿色的草坪的触感,以及球棒发出的悦耳声响。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明白无误地接受了它。
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好,动手写啦!这时候才发现,我连一支正儿八经的钢笔都没有,于是去了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沓稿纸,和一支1000多日元的水手牌钢笔。一笔小小的投资。
到了秋天,写完《且听风吟》。觉得心情甚是舒畅,但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为佳,于是顺势投稿应征文学杂志的新人奖去了。翌年初春,《群像》编辑部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的作品入围最后一轮评选”。猛然一听这话,我竟一时无法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如坠云里雾中:“啥?”
我年届30,懵懵懂懂、稀里糊涂、毫无预料地,成了一名新进小说家。
自那之后,我一面经营着店铺,一边继续写小说。每天在店铺里,我要记账,检查进货,调整员工的日程;也钻进吧台后面调制鸡尾酒、烹制菜肴。深更半夜店铺打烊之后,再回到家里,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写稿子,一直写到昏昏欲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三年。
然而,渴望写出一部气势恢弘、内容坚实的小说,这种心情却越来越强烈。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并非人人皆会碰上这等好运气),我便想尽己所能,完成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店铺暂且关门歇业,花上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写小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店的收入远远高于当小说家的收入,不过,只好狠下决心忍痛割爱了。
周围的许多人都反对我的决断,或是深表怀疑。我却没有听从劝告。无论做什么事儿,一旦去做,我非得全力以赴不可,否则不得安心。
“姑且给我两年的自由。如果不成功,再在哪儿开家小店不就行了么?我们还年轻,可以从头再来。”我对妻说。她答道:“好。”这个时候,还有好些欠债尚未还清,不过,总会有办法吧。
我想,年轻的时候姑且不论,人生之中总有一个先后顺序,也就是如何依序安排时间和能量。到一定的年龄之前,如果不在心中制订好这样的规划,人生就会失去焦点,变得张弛失当。
在开店时代,假如我的十个客人当中有一个人说:“这家店很好,很中我意。下次我还要来。”就已足够。经营者必须拥有明确的姿态和哲学,坚忍不拔地顶住狂风暴雨,坚持下去。
关掉店铺以后,我也以这样的心态写作小说。最令我欣慰的,是我的作品有了很多热心的读者,亦即说那“十分之一”的回头客扎扎实实在增加。不必成为顶级跑者,能按心里想的样子写想写的东西,还能过着与众人一般的生活,我便没有任何不满。
(李末末摘自南海出版社《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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