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奔三

　　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经营一家饮食店，工作很是艰苦。清晨就开始干活，一直得干到深夜，累得筋疲力尽。也曾抱头苦思却痛无良策，也曾多次饱尝失望的滋味，然而我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渐渐地收支趋向平衡，还雇上了帮工。

　　之前，周围有很多人预测，不谙世故的我不会有经营才干。老实说，连我都不觉得自己有经营才干，只不过觉得一旦失败了便是穷途末路，才不顾一切拼命努力。勤勉、耐劳、不惜体力，从前也罢现在也罢，都是我仅有的可取之处。倘若比作马匹，我恐怕不是专事比赛的赛马，而更接近于从事杂役的驽马。

　　在经营生涯中，我认识到了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人无法独自生存下去，这本是理所当然，我却是脚踏实地学到的。尽管有点走样，我也渐渐掌握了类似社会性的东西。回想起来，从20岁到30岁的十年当中，我的世界观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做人方面也有了一些长进。从四处碰壁之中，学会了生存的诀窍。倘若没有这算得艰难的十年生活体验，恐怕我就不会写什么小说了，即便想写，也写不出来。

　　在即将迎来30岁的时候，好容易能喘口气儿了。好歹算是爬过了人生中一段陡峭台阶，做一做深呼吸，缓缓地环视四周，回顾走过来的路，就该采取的下一步进行思考。30岁迫在眉睫，已然逼近不能再呼为青年人的年龄。于是乎——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我下了决心：写小说！

　　我可以具体说出下决心写小说的时刻，那是1978年4月1日下午一点半前后。那一天，在神宫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我一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观看棒球比赛。在第一局的后半场，第一击球手迪布·希尔顿迅速跑过一垒，轻而易举地到达二垒。而我下决心“对啦，写篇小说试试”，便是在这个瞬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晴朗的天空，刚刚回复了绿色的草坪的触感，以及球棒发出的悦耳声响。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飘然落下，我明白无误地接受了它。

　　回到家里，坐在书桌前——好，动手写啦！这时候才发现，我连一支正儿八经的钢笔都没有，于是去了新宿的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沓稿纸，和一支1000多日元的水手牌钢笔。一笔小小的投资。

　　到了秋天，写完《且听风吟》。觉得心情甚是舒畅，但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为佳，于是顺势投稿应征文学杂志的新人奖去了。翌年初春，《群像》编辑部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的作品入围最后一轮评选”。猛然一听这话，我竟一时无法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如坠云里雾中：“啥？”

　　我年届30，懵懵懂懂、稀里糊涂、毫无预料地，成了一名新进小说家。

　　自那之后，我一面经营着店铺，一边继续写小说。每天在店铺里，我要记账，检查进货，调整员工的日程；也钻进吧台后面调制鸡尾酒、烹制菜肴。深更半夜店铺打烊之后，再回到家里，坐在厨房的餐桌前写稿子，一直写到昏昏欲睡。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三年。

　　然而，渴望写出一部气势恢弘、内容坚实的小说，这种心情却越来越强烈。既然将当小说家的机会给了我(并非人人皆会碰上这等好运气)，我便想尽己所能，完成一本自己也满意的小说，一本就行！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店铺暂且关门歇业，花上一段时间专心致志写小说。在那个时候，我开店的收入远远高于当小说家的收入，不过，只好狠下决心忍痛割爱了。

　　周围的许多人都反对我的决断，或是深表怀疑。我却没有听从劝告。无论做什么事儿，一旦去做，我非得全力以赴不可，否则不得安心。

　　“姑且给我两年的自由。如果不成功，再在哪儿开家小店不就行了么？我们还年轻，可以从头再来。”我对妻说。她答道：“好。”这个时候，还有好些欠债尚未还清，不过，总会有办法吧。

　　我想，年轻的时候姑且不论，人生之中总有一个先后顺序，也就是如何依序安排时间和能量。到一定的年龄之前，如果不在心中制订好这样的规划，人生就会失去焦点，变得张弛失当。

　　在开店时代，假如我的十个客人当中有一个人说：“这家店很好，很中我意。下次我还要来。”就已足够。经营者必须拥有明确的姿态和哲学，坚忍不拔地顶住狂风暴雨，坚持下去。

　　关掉店铺以后，我也以这样的心态写作小说。最令我欣慰的，是我的作品有了很多热心的读者，亦即说那“十分之一”的回头客扎扎实实在增加。不必成为顶级跑者，能按心里想的样子写想写的东西，还能过着与众人一般的生活，我便没有任何不满。

　　(李末末摘自南海出版社《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