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的悲情命运

　　《教父》是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一部黑帮题材的电影，改编自马里奥·普佐的同名小说，影片于1972年在美国上映。

　　据说《教父》前后三集拍了18年，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已经是汗牛充栋了，黑帮片和江湖片的经典之作非它莫属。

　　马龙-白兰度饰演的老教父，永远是有些漫不经心、有些玩世不恭的绅士派头，他已经不需要使用外在的暴力和威压了，他混沌不清的话音，每一个字都可以改变外面的世界，可以引起人间纷乱。这也许就是所谓老男人身上散发的抓人之处，一切尽在掌握。他不需要别人的回报，只要别人承认他是教父，接受他的友谊。这完全是一个强势者的心态，登峰造极的自我实现。

　　对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今之世，这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财富精英，都喜欢以一种亲和的、示范性的做派示于人前。男人，就是需要人们对自己崇拜如神。为了这种幻觉，他们不惜一切手段。也许，一个男人，当他决定不择手段地成为弱肉强食世界里的最强者时，他必须展示男人最原始的动物本性。

　　刘卫高，3月15日仇和落马以来，又一个媒体高度关注的名字。

　　过去30年，浙江商人刘卫高以义乌为起点，一路腾挪转移，从苏北的宿迁，再到西南的昆明，从原先只有一家注册资本500万元的小公司，变成如今拥有数十家公司、总注册资本数十亿的商业帝国。此人可算是商人里的精英了，深谙经商之道，深得勾结之妙。他看到了资本摧枯拉朽的力量，却忘了资本鱼肉百姓的残酷。

　　从2008年开始的三年中，中豪在昆明一路攻城略地，屡屡为新螺蛳湾拿下极为便宜的土地，且不费吹灰之力。这些土地中有一部分是宏仁村村民的耕地，当时政府征地的时候并没有说用来建新螺蛳湾，而是用于公共目的，政府给的征地补偿标准是16万，但最后到村民手里只有每亩6万。新螺蛳湾一期开张，老螺蛳湾市场也宣告关闭，关闭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新螺蛳湾的生意。有不少商户反对这一强拆计划，但反对没有效果，因为，即便是老螺蛳湾爆发流血冲突，刘卫高也将视若罔闻，因为他知道，有仇和在，天是塌不下来的，有仇和在，没有他刘卫高摆不平的事。

　　像刘卫高这样富得流油，且依仗着所谓朝中有人而有恃无恐的商人，在全国是个例吗？显然不是！

　　在广东、湖北、重庆、四川等地，仅去年被公开曝光牵涉官员落马案的房企老板就超过10个。反腐持续发酵，不仅令一些房企老板出逃境外，一些高管也担心受牵连而离开该行业。房地产现在成了高危行业，一有风吹草动，地产老板们就会坐立不安。在反腐的高压下，开发商对有些关系复杂的项目更为谨慎，不敢贸然开发。而有部分民营房企老板已提前布局，或将资产转移，或让家属移民，以应对未来不可知的风险。

　　而已被抓的企业家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南方人物周刊》有篇文章谈道“监狱改变了企业家什么”，文中粗略数下最近十多年出狱的企业家或经理人，知名的就有18位。其中最近两三年出来的，除兰世立之外，还有顾雏军、李途纯、张海、黄宏生等人，早些年出来的则有禇时健、孙大午、乔赢、吴胜明等人。

　　牢狱之灾究竟对他们有怎样的改变？文中分析指出，5位国企经理人中的4位，出狱后或是不同程度地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余温获取资源。唯有禇时健这位出狱时已经74岁的老人，选择远离喧嚣，种起橙子，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剩下的13位民营企业家，出狱后的想法大多是“离政治越远越好”。孙大午走向企业幕后，甚至爱上了考古。一向张扬的健力宝前总裁张海，也刻意保持低调，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去向。“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办法做到独善其身，不可能与政治绝缘，但他们应当尽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离，或是绕道而行。对于蹲过监狱的商人而言，他们尤其明白这一点。”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撰文分析过中国商人靠什么赚钱，他说：在中国教科书中被称作“无恶不作、淌着鲜血”的资本，在西方的论述中恰恰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这可能可以从一个维度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诞生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志不在此，它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这并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小气度，而是上下五千年文化的大积淀。先不论这种积淀的好坏是非，但正是这样的积淀决定了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在资本状态下的最大区别，也构成了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在资本意义上的分水岭。

　　虽然中国民间的自由贸易非常发达，但是国家却牢牢把控着产业的顶层。在这样的环境下，商人想要赚钱，一定要精准定位自己与政治的关系，但与政治的关系又容易使自己陷入险境，这就是在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因果互辅，寻租空间、官商勾结及缺乏契约精神的政府又使特许经营更加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国特色商业环境。中国特色的商业环境又造就了商人的经典型生存，以求在诡谲莫测的洪波中顺势而起且保长盛，而长盛却与环境相悖。

　　以末聚财，用本守之——商人从事工商业积累财富，然后购买土地以保住财富。土地随之成为避险性投资，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了类货币性质。

　　以商致富，以宦贵之——中国商人通过贿赂官员或者培养自己的子孙投身政治，从而获得政治的“保护伞”。

　　奢侈斗富，不过三代——由于特许经营权的不确定性，中国商人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投放在消费领域以获取现世享乐。

　　在经济转型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官员直接掌握和控制着土地、矿产资源、税收优惠、行业准入等一系列重要经济资源与制度资源，导致企业家经营活动对官员权力的依赖。这正是在一些领域容易产生政府官员犯罪和企业家犯罪伴生现象的重要原因。这种伴生，表现为政府高官的职务犯罪背后往往存在企业家犯罪的推波助澜，或者企业家犯罪后面潜藏着政府高官职务犯罪的支撑。而一旦依附的政府官员倒台，企业家们也跟着倒台，最终成为大贪官们的“殉葬品”。《茶花女》书中有一句名言：“金钱是好仆人、坏主人。”人活于世，赚钱是必需的，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待金钱的态度，不仅是普通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在中国商海里乘风破浪、呼风唤雨的大佬们应该反思的问题。

　　实习记者 杨波|整理 周凡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