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病”之殇

　　核心提示：一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赖于某个单一资源，适时转型、强化其他产业，才是强健经济体质必须走的路。

　　一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行业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行业衰落的现象，被称作“荷兰病”。

　　虽然“荷兰病”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中叶，但影响深远。油价的起伏，让如今的俄罗斯一直难以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因过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各种“诊断”报告也指向了加拿大已患“荷兰病”的可能性，而澳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些迹象告诉我们，“荷兰病”向大国蔓延的态势必须警惕。就我国来说，一些城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煤炭等单一资源的发展模式，尤其需要当心。同时，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力资源减少，中国产品的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这也可以称之为“荷兰病”，只是这里的丰富资源不是石油、煤炭等，而是人。

　　要避免中国经济出现普遍性的“荷兰病”化，就必须找到转变增长方式的新路径。

　　意外发现

　　在世人印象中，荷兰是一个美丽如画的国度，连天碧野中满是缤纷的郁金香在摇曳，生活富足、技术先进、社会和谐，堪称人类社会之典范。今天的荷兰的确担得起这份印象，但是在检讨各国经济发展得失之时，人们往往会提起一个叫作“荷兰病”的概念，它记述了一段令荷兰人悲喜交加的历史，也蕴含了一个所有国家都应该警醒的教训。

　　在西方国家中，四分之一国土面积处于海平面以下的“低地之国”荷兰，在经济发展上却处于上游，早已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皇家壳牌、飞利浦、联合利华等品牌享誉全球。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故事，荷兰本可以以市场机制为动力推动经济按部就班的增长。

　　1947年，为了降低成本和分担风险，两大世界石油巨头皇家壳牌和埃克森美孚合资成立了NAM公司，该公司随即在北海沿岸钻探寻找油气。1959年，在荷兰北海东岸的格罗宁根，发现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天然气田。次年，荷兰对外公布这一重大发现，并于1963年开始正式投产。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格罗宁根大气田能够满足欧洲当时50%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荷兰一直在以围海造田的方式与自然界苦苦搏斗，“从天而降”的格罗宁根大气田令荷兰人欣喜若狂。但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大气田这一意外自然资源的发现，改变了荷兰经济发展的既定轨道，也为其经济发展史添加了一条起伏的曲线，无疑也给荷兰人的这份欣喜掺杂了苦涩滋味。

　　“荷兰病”来了

　　当时荷兰一跃成为欧洲天然气市场的主要供给方，出口激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荷兰盾大幅升值。一面是意外之财滚滚而来，另一面却是其他工业行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不停萎缩，使得本身具备一定制造业基础的荷兰，出现了所谓的“反工业化”现象。

　　更糟糕的是，在这场资源盛宴中，还出现了与先前荷兰人奋力抗争恶劣自然条件形象严重不符的“惰性危机”，即借助完善的、甚至是过度的社会福利体系逃避应当付出的劳动。1976年荷兰出台《无劳动能力法》，使得残疾金的福利待遇高于失业救济金。在劳资双方合谋之下，对残疾人认定标准极度宽松，使得荷兰“残疾人”数目骤增，残疾金领取者从最初的不到20万人，到1980年达66万人，1989年达到高峰100万人，占就业者的六分之一。

　　之所以有这么多健康的人能得以安享“不需要工作的福利”，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口天然气的收入在当时能够支撑高额的福利支出。然而，福利的狂欢注定是无法永远持续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有吃完的一天。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荷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乏力，增长率长期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失业率高企，一度达到12%，财政出现严重赤字，入不敷出，以至于1990年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惊呼：“荷兰病来了！”

　　当然，历史上最早患上“荷兰病”的不是荷兰，而是西班牙。“美洲大发现”之后，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掠夺了大量的金银财富，同样在16世纪的西班牙引发了一场天降横财的狂欢。有学者认为，金银财富大量进入西班牙刺激了政府的盲目消费和战争冲动，同时挤出了投资，降低了生产活动的积极性。历史事实证明，在金银财富大量涌入之后，西班牙的海外贸易大幅下降，外国商品占据了曾经由西班牙工业统治的市场，工业逐渐下滑并停滞。陷入享乐之中无力自拔的西班牙人，最终被英国人夺去了霸主地位。传说南美的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二世临死前曾立下诅咒：任何掠夺他人土地的陌生人都要受到病痛的折磨。西班牙似乎真的应验了这个诅咒--难以摆脱“荷兰病”的困扰。

　　抑制其他产业

　　获得更多的自然资源明明是件好事，为什么最后却沦为一场经济灾难？这个问题引起了诸多经济学家的兴趣。

　　1982年，经济学家WMCorden和JPeter Neary建构了一个模型进行解释。他们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最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会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力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二是，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就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制造业的竞争力。

　　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最新的实例是澳大利亚，这个看上去发展势头不错、资源富集的发达国家，可能也存有隐忧。昆士兰州的一位汽车经销商贝里克·林顿表示：“从2011年10月以来，我手下已经有6名有经验的技工跳槽到了矿业公司。因为我们的薪资没法和他们比。”

　　另外，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会加大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品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但是，对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

　　制造业除了自身是重要的经济部门外，对一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还会产生强烈的正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对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和企业家培养的引领作用。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对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等等均不旺盛，对其他经济部门的外部性并不显著，往往是本部门经济一家独大。

　　这样一来，制造业的衰落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外流，这也意味着经济活动中最具创造性和持续性因素的弱化。所以，“荷兰病”的典型表现就是在自然资源突然丰裕的情况下，即使服务业会有所繁荣，但制造业会逐步衰落，最终影响本国经济的内生竞争力和长远健康发展。

　　“免疫”的国家

　　对“荷兰病”的理论解释在学术上引起了纷杂的争议，在各国实际的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反例。最典型的就是美国，这是一个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是看上去似乎没有染上“荷兰病”，从长时段看，它的经济发展大体上保持了健康持续的态势。

　　美国在1913年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矿产大国，主要矿产品天然气、石油、铜、煤、锌等矿物产量，分别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95%、65%、56%、39%和37%。但是一方面美国庞大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基本上能够消化这些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在全球工业化初期，其他多数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上落后于美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不大，所以美国矿产品的出口量极其有限。

　　本国的自然资源主要运用于本国工业的发展，这样自然就不存在资源开采部门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相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促进了以冶金业等重工业为主的制造业的发展，“荷兰病”也就无从感染。

　　美国能够免于“荷兰病”的困扰，首先受益于其所处的世界经济发展阶段。在工业化时代的初期，对矿产品能源需求的有限性，使得当时的美国无法从中获得超额的收益，当然也就避免了沉溺于自然资源财富的诱惑。

　　而且，当时的世界贸易保护盛行，美国是其中最为积极的国家。从“南北战争”至“一战”以前，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成功地将欧洲工业品阻挡在本国市场之外，他们甚至对于外国直接投资都持不欢迎的态度。

　　这样就为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争取了时间与空间，实施一系列资源就地转化战略，比如五大湖地区就迅速建成以重工业为主的新工业中心。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利毫不讳言：“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制度。”

　　美国在各个相关的制度、政策方面充分发挥了能动性，促使本国经济走上了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轨道。首先得益于美国在国内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推行自由竞争政策，鼓励本土企业之间展开激烈竞争，这就有效地避免了所谓的“惰性危机”，促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努力投身于生产性活动。

　　荷兰后来实际上也成功地治愈了自身经济体的疾病，而最有效的良药就是重新激励人们的斗志，促进人们积极参与生产劳动。荷兰工会、资方、政府三方协商达成共识，认为“一种不鼓励工作的激励机制的长期结果是破坏性的”，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以激活休眠的劳动者，并且通过工资节制换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结果，到了21世纪初，人们谈论的话题又转回了“荷兰奇迹”：高就业率、高劳动参与率与体面的福利共存。

　　其次，美国极为重视教育和技术创新。美国高等教育的活力和实力具有世界级的声誉，在公共基础教育上投入巨大，而且在职业教育方面也毫不逊色，早在1864年就成立了哥伦比亚矿业学校，随后大量类似的学校纷纷涌现，到1893年美国采矿专业在校生数量仅次于德国。美国的矿业教育根据产业需求灵活安排课程，使得学校与产业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良好的教育促进了采矿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大量创新性技术获得了广泛的运用。1880年之前，智利的铜矿产量在美国之上，但在1900-1914年，美国生产的铜矿数量是智利的10倍以上，这主要就是获益于新技术的运用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第三，美国人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视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因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周期长、收益率低，私人资本一般都不愿意进入，但是它在降低整个经济活动运行成本上的作用又很关键。19世纪以来，美国政府兴建了运河、公路、铁路、邮局等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著名的伊利运河和太平洋铁路等重大工程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公共基础设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国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降低了国内贸易成本，加速了美国工业化进程。

　　美国通过主动的制度和政策选择，踏踏实实发展本国制造业，将经济增长动力内生于本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中，最终跳出了自然资源富集的陷阱，避免了患上“荷兰病”。

　　未雨绸缪

　　《道德经》中有一句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个福与祸相互转化的辩证法，正好可以用来形象地描述“荷兰病”概念。自然资源丰富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好事如果不办好，最终带来的可能就不是好事。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特别是从人均量的角度出发，是一个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这样一个基本约束条件的存在，似乎使得我们先天性地免于“荷兰病”的困扰。

　　然而，问题不是这么简单。首先，虽然总体上资源贫乏，但是局部地区却资源富集，比如山西的煤炭资源，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这些资源富集地区患上“荷兰病”的可能性了。其次，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力资源丰富，是否有可能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这个方面患上“荷兰病”？因为劳动力廉价，资方没有动力去升级技术和设备，导致长时期停留在制造业的低端，曾经“血汗工厂”的存在似乎佐证了这一点。

　　再者，即使“荷兰病”与我们关系不大，患上“荷兰病”的前因后果也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多的教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一国经济发展不能过度依赖于上天的恩赐，适时转型、强化国内其他产业，才是强健经济体质必须走的路。

　　孔昊（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