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民工荒”问题浅析

　　随着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国内企业终于熬过了订单稀少的寒冬。但近几年春节后“民工潮”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民工荒”成为不少企业的心病。

　　自2010年春节之后，很多企业就表示招工逐渐困难，而在近两年一些企业即使大幅增加工资却依然难以吸引到工人。

　　以广东为例，依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广东省2014年春节之后企业出现短期性用工缺口放大现象，峰值为80万~100万人。2月下旬起由于外地务工人员陆续返工，用工缺口开始收窄，但缺口仍达到60万~80万人。其中，珠三角七市的用工缺口峰值为65万人，平均缺口为45万人。深圳缺工约15万人，其次是东莞和佛山，缺工约10万人和8万人。第四季度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用工需求明显，需求人数与在岗员工数的比值均在10%以上，电子元器件制造工、裁剪缝纫工、营业员等工种较为紧缺。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也于今年2月26日表示，预计广东省节后用工缺口峰值将达60万至80万，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从金融危机时期的“民工慌”到现今的“民工荒”固然是经济回暖、企业用工需求增强的信号，但其深层次中却也凸显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问题。

　　“民工荒”的新特点

　　此轮“民工荒”让人回忆起2004年中国爆发的首轮“民工荒”。两轮“民工荒”的基本情况相同。其直接原因都是企业订单增加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且都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加工、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但与2004年的“民工荒”相比，此轮“民工荒”具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1.范围更大。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和江浙地区。而此轮“民工荒”覆盖范围更广，甚至湖北、重庆、安徽、江西等之前的劳务净输出的省份也出现了劳务紧缺的现象。例如湖北今年预计用工缺口多达60万人。山东、重庆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用工缺口；

　　2.工种变化。首轮的“民工荒”缺的主要是熟练工和技术工，普工和新工人招聘较容易。本轮“民工荒”表现出技工或普工都存在严重短缺的态势，而结构性短缺愈发严重。此外，相较于之前缺口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如今服务行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的用工缺口也呈现扩大趋势；

　　3.性别结构。首轮“民工荒”中女工需求过大，男工相对过剩。此轮“民工荒”表现为男工、女工的普遍紧缺。很多企业表示不再强调年龄、性别的要求，可是依然“一人难求”。

　　大多数企业为了吸纳劳动力，普遍将薪资提高。2014年四季度广东地区监测企业在岗普工薪酬待遇为平均2457元/月，珠三角地区为2663元/月。而在岗技工薪酬待遇约为平均2970元/月，珠三角地区3223元/月。但目前薪资水平与多数求职者的预期相比普遍低400元左右。除工资水平外，企业的生产生活情况、用工管理水平和职业发展前景等也成为新生代劳动力就业选择的重要考查内容，很多达不到工人就业预期的企业在招揽员工方面困难重重。而与此同时，不少企业也表示现在生产利润太低，若大幅度增加工资则无法继续经营下去。

　　“民工荒”原因分析

　　对于“民工荒”的产生，很多人认为是由于劳动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但是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长了2.4%，达2.69亿人。既然人数增长了，为什么企业依然招不到人呢？我对此要从供给和需求的现实情况进行分析。

　　（一）订单增多致使劳动力需求扩大，是“民工荒”的外在原因。

　　从出现“民工荒”的地区分布我们可以发现，用工缺口较大的现象主要出现在沿海地区，而这些地区普遍是外向型经济。由于世界经济逐渐从金融风暴中走出，外贸订单逐渐增多，而国外很多相关性企业在风暴中倒闭，导致订单集中积压。此外，由于危机期间各企业普遍采取谨慎的态度，严格控制生产规模、降低运营费用、减省人力成本、压缩职工人数，这才导致企业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批订单时，无法迅速恢复产能，导致用工需求大幅增加。

　　同时，内陆经济逐渐活跃，国内经济增长点呈现多极化。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初民工全部涌向珠三角的情形，现今的流动劳动人口有了更多的选择。长三角、京津唐、福建等更多的地区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释放对劳动力的需求，以高工资、好福利加入到劳动力的争夺当中，劳动需求的扩大导致安徽、四川等劳务输出省份也出现一定的用工紧张。与农民工总量2~3个百分点的增长相比的是用工需求以将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劳动力缺口自然不断扩大。

　　（二）待遇差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沿海地区利用优越的区位条件，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密集型产业，实行低成本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成为了世界工厂。但这种以牺牲农民工权利和利益的用工方式才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由于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含量低，其竞争优势主要是成本，因此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压低工资水平、克扣员工福利，逃避社会保障责任。虽然降低了成本，但却寒了工人的心。劳资关系不断恶化，很多工人因此不再外出务工。

　　此外，珠三角等地区生活成本高企，住房及日用消费水平高，微薄的打工收入让外来务工人员觉得难以为继。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加注重工作环境、职业前景等软条件，当企业提供的条件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时，他们宁愿选择放弃外出务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此外，国家也于近年取消农业税，并相继出台了种粮直补、粮食收购保护、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对农村生活水平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增加了外出务工人员的机会成本。很多外出务工者在权衡了收益后选择离开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回到农村的家中或是就近打工。

　　（三）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是“民工荒”的制度和体制原因。

　　“民工荒”也是“权利荒”、“制度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各种制度和保障的缺失。例如，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外来人口需要办理包括流动人口证、居住证等各种证件以及缴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这都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给民工带来额外的负担。但即使在缴纳了相应的税费之后，农民工子女入学难、人身安全和自由得不到保证等现象却依然存在，造成了外来人口与工作城市的“水土不服”。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其父辈，在价值观念上有较高的要求，对生活质量也有更高的追求，他们也更渴望一个包容的城市，让他们有一种归属感。

　　在分析“民工荒”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是这么一种现象。一边是农民工无工可做，一边是企业招不到工人。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劳务输出地和需求地间缺乏协调机制，信息不对等造成的劳动供求的信息无法在用工单位与劳动力间顺利传递。政府在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品的提供方面缺位，从而导致了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缺口。政府应将“民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契机。承担社会责任，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医疗、职业技能培训等公共产品。

　　（四）劳动力供求的深刻变化，证明了“刘易斯拐点”到来。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向非农业部门逐步转移，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非农部门完全吸收。面对持续几年的“民工荒”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是否即将或是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农业部门为城市现代生产部门提供无限劳动供给的年代是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济学界认为，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由于高工资的吸引而进入城市先进生产部门，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其边际生产率不断提高，收入也相应提高。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城市先进生产部门若想继续吸引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来与农业部门竞争。

　　国内的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过度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带来的成本优势，走出了一条粗放式、低效益的增长路径。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迟早是会耗尽的。企业若是不注重提高附加值、培养核心竞争力，而是不断以压低成本来获取优势，在迎来“刘易斯拐点”之际也会因人力成本大幅增加而被淘汰。现今的“民工荒”即使不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信号，也是在为这一过程拉响警报。“民工荒”不可怕，毕竟中国劳动力体量巨大，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也不啻为一种“倒逼”，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迫使企业去转型升级，迫使一个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迫使劳动力提高质量和水平。但倘若跨不过这道坎，此时“民工荒”可能将会为彼时的“破产潮”敲响丧钟。

　　解决“民工荒”的思路

　　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所改变。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力流动在新常态下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民工荒”是社会经济因素长期积聚后集中爆发出的问题，解决好“民工荒”问题，对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农民工群体，去解决“民工荒”问题，最终成功跨过“刘易斯拐点”这道坎，在新常态下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发展和产业的全面升级。

　　首先，政府在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劳动力队伍。因为劳动力短缺很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而避免劳动力短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为此，政府需营造一个包容、公平的制度环境和生活环境，将城市化真正落实到人身上，给予外来劳动力逐渐融入城市的机会，比如推广积分入户等已有成功经验的入户政策。在保证稳定的基础上废除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社会应给予民工足够的尊重，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解决他们卫生医疗、子女入学的后顾之忧；此外，政府应加强就业服务平台的建设，规范就业市场，适当提高农民工工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还需加强对农民工技能的培训，沟通劳资双方的信息，以利于劳资双方的对接。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向品牌、效益要利润，减少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

　　其次，企业应积极寻求转型升级，改变利润增长点，培养核心竞争力。企业要从根本上改变之前过度依赖人口红利的状态，大力培养创新能力，以免在人口红利枯竭之时，陷入人口陷阱。此外，企业不能为追求短期利润而盲目压低工资，任意加班，苛待工人。应规范用工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转换带有歧视性的用工模式，不人为设置就业门槛，避免结构性劳动力缺口。加强对职工技能的培训，设立不带有歧视性的晋升机制，积极改进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加强自身对未来人力资源需求的预测能力，建立一定的人才储备机制。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以帮助他们融入工作地，并帮助解决生活问题及社会保障问题。

　　再次，农民工自身应正确合理地设定就业预期，根据自身能力设置就业标准。改变就业心态，抛弃对行业、工作抱有的成见，建立实现自身价值、奉献社会的就业观。积极应对社会发展和企业生产的要求，努力学习生产技能，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满足工作需要，形成劳资两利的良性互动。提高适应能力，在工作方式、生活习惯、行为准则和个人心理上做出必要调整，主动融入城市，争取合法权益，履行社会职责，顺应自身所处环境，努力成为新城市人。

　　最后，全社会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创新包括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两种创新对于解决“民工荒”都具有重要作用。从科技创新来看，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科技的发明与运用将使劳动效率极大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先进机器设备代替大量劳动力的现象。发达国家的“无人车间”、“无人工厂”就是科技在生产中应用的结果，这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我们需要在这方面付出更大努力。

　　从体制创新看，在经济激烈竞争的如今，一个企业如果几十年不变，只依靠劳动力密集型进行生产，这种企业只会被淘汰。因此，无论政府或是企业都必须适应发展形势的要求，不断调试经营发展的模式，代之以科学化、现代化的体制模式。

　　“民工荒”问题关系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关系中国梦的实现，关系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关系占全国约五分之一人口的生计，更关系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要履行发展成果要惠及全民的承诺，就必须解决好“民工荒”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以人为本，共同努力，实现人的城镇化，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黄铁苗 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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