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干》归来

　　副标题标明了这部纪录片的主题：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

　　在重庆的最高处，红灯笼升起，人们开始“跑警报”：带着包袱躲进防空洞、在江边排队乘船到南岸……消防车、救护车开上街头，有条不紊，随时待命。

　　随着第二个红灯笼升起，日本飞机袭来。顷刻间渝中半岛黑烟四起，火光冲天。十几分钟后轰炸结束，全城一片死寂，只听见哔啵的燃烧声。人们收拾残局，但七星岗的若瑟堂——一座华丽的教堂已是残垣断壁。

　　这是纪录片《苦干》的片断，也是全片的高潮。在上世纪30年代末中国独立对抗日本军国主义入侵的时候，并不算知名的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与他的华裔友人来到中国，制作了这部纪录片。1942年，《苦干》获得奥斯卡纪录片特别奖。

　　那是奥斯卡第一次设立纪录片奖，颁奖词称：“授予在十分艰苦危险的情况下用16毫米摄像机拍摄了中国抗战实况的影片《苦干》作出优异成绩的雷伊·斯科特”。

　　此后，《苦干》消失。堪比伦敦大轰炸的重庆苦干史也仅仅成为这个城市的记忆。2015年4月，《苦干》终于回到它的诞生地重庆，并且带回抗战期间大后方牺牲的影像。

　　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

　　《苦干》的策划者李灵爱，是位华裔女性。她1908年出生于美国夏威夷，父母都是医生。与父亲一样，她从小就关注中国。

　　抗战爆发，李灵爱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战区的惨状。据说，她曾接受过驾驶运输机的训练，有意驾驶轰炸机前往中国作战。1941年，她在纽约参加募款时装表演，照片上了《生活》杂志封面。

　　斯科特则是一位不知名的记者。他爱好探险，喜欢摄影，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两个从未接触过电影的人在夏威夷相遇，决定拍一部关于中国抗战的纪录片。

　　“李灵爱告诉斯科特，星期五有船，你去中国吧。斯科特不答应。李灵爱说，我一个黄皮肤的女人，尚且不怕，你一个男人，竟如此胆小。斯科特受不了如此激将，于是，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西南大学教授、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曾看过李灵爱晚年的采访视频，她非常健谈。

　　1940年夏，斯科特骑着马从重庆珊瑚坝机场登岸。重庆市区随时可见抗战海报；洋行、百货大楼林立，斯科特说，“重庆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城市，但或许下次你来就认不出来了。”

　　此前，他们从美国飞到香港，再到广东、越南，然后沿着中缅公路到了云贵川地区，沿西安、兰州、西宁甚至到了甘肃青海西藏交界的地方，行程超过3万多里。

　　周勇说，斯科特经历过上海、南京的沦陷，包括上海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但是没用胶片记录下来。

　　一路上，斯科特拍下了中国人民流离失所的景象。《苦干》开篇，借用林语堂的话点出了主题：“中国为了抵御外敌，在很多年前修建了万里长城，今天侵略者的铁蹄虽然跨过了长城，但仍然要面临一座新的长城，那就是抵抗外敌时坚强不屈的精神。”

　　《苦干》的副标题标明了这部纪录片的主题：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他在中国战时后方的拍摄，解答了这个问题。

　　“其中有个镜头，是农村的一幅漫画，妇女对男人说，把锄头给我，你去打仗。”周勇说。

　　在重庆，斯科特采访了蒋介石夫妇和孔祥熙，对宋美龄的战时保育工作尤为赞赏。在成都，他把镜头对准校园和工厂。他认为，靠简陋的航运把13万吨设备迁到内地，“这是中国能持续抵抗的另一个秘密。”

　　在西北，穆斯林、藏族民众也武装起来。斯科特想知道，“中国众多民族是如何统一并存的。”他四处和人交谈，发现“抗战精神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态度很明确：没有胜利，宁可不要和平。”他还拍到一个镜头，轰炸来临前，人们在买水果。

　　这部片子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表现双方作战的镜头，而且很少可以看到死难者遗体。“通过活着的人的精神状态，来表现民族的不可战胜。”周勇说，“另外，它完整地记录了一次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从开始到结束，十几分钟，一句旁白都没有，全部原声原色。”

　　斯科特的拍摄点在重庆南山的美国大使馆，这里可俯瞰整个渝中半岛。当时柯达胶卷刚问世，16毫米摄影机也是先进设备。“按今天的说法，他是白描，没有摆拍，所以很能打动人，和《拉贝日记》、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大屠杀》好有一比。”周勇感叹。

　　赤贫的中国女人

　　1941年6月23日，《苦干》在美国纽约世界剧场公映，好评如潮。上百家媒体报道了此事。《纽约时报》评价：“这肆无忌惮的恐怖场面，带来的痛苦甚至超过伦敦大轰炸。”

　　李灵爱在白宫给罗斯福放映了《苦干》。罗斯福原定只看20分钟，最后却看完了90分钟全片。后来，他给重庆人民写了一封信，赞扬其镇定不屈的精神。这封信据说仍埋藏在重庆市中心的解放碑底下。

　　“罗斯福是不是因为看了《苦干》给重庆人民写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个片子肯定对他有影响。”周勇说。

　　接下来的事有些出乎意料，《苦干》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再也没有被放映过，也无人提及。奥斯卡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也没有任何保存记录，遗失在了历史的烟尘中。

　　《苦干》获得奥斯卡奖整整60年后，另一位夏威夷华裔女性罗宾龙成为了《苦干》的发掘者。2001年，这位电影制片人为策划关于无名英雄的电影，在好莱坞的大街上随机采访路人：知名的华裔女性有谁？人们对此知之甚少，包括罗宾龙自己。

　　朋友告诉她，有一本创作于1940年的小说，描写一位生活在夏威夷和纽约的中国女侦探。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李灵爱。罗宾龙研究李灵爱，由此意外地发现了《苦干》的故事。

　　罗宾龙找到斯科特家中，他的后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找到一个《苦干》的拷贝，但已无法放映，最后修复成85分钟的家庭录像带。

　　当罗宾龙看完《苦干》，她确信，李灵爱就是自己要找的女英雄。“之前我从没听过李灵爱这个名字，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但李灵爱始终以此为荣。”

　　2014年7月，罗宾龙的朋友、周勇的老师，美国美田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丹柯通知周勇，在美国发现了一部与重庆有关的影片。“我们曾四处搜集资料，唯独没有电影资料。”周勇回忆。

　　罗宾龙给周勇发来《苦干》的三个片段，两段是重庆街景和市民生活，一段是重庆大轰炸。后者看了非常激动，当即表示欢迎她来渝。20天后，罗宾龙飞到重庆。周勇在重庆三峡博物馆安排了一场学者看片会。

　　对于《苦干》的消失，周勇认为，有一种推测比较接近实际：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铺天盖地宣传的是美国军人的壮举，“中国当时是很弱的一个国家，时间久了就淡忘了。而且当年的评奖、保存手段不像现在这么完备。至于是不是有其他原因，还需要研究。”

　　《苦干》的职员表上，斯科特是撰稿、摄影师，李灵爱是技术顾问。罗宾龙告诉周勇，李灵爱为这个片子倾家荡产，斯科特也花了很多钱，最后两家都非常贫困。她用了一个词：赤贫。

　　“作为一个华裔，要让影片进院线，进主流社会，就必须借助主流社会的人，因此她是实际制片人，但没有制片人名分，这也反映了当时华裔的地位。获奖也是斯科特，不是李灵爱。”周勇分析。

　　2015年4月的影片转让仪式上，罗宾龙说，美国曾有人疑问，日本真的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吗？“我想，看了影片后，会有更多人认识和接受真实的历史。”

　　目前，罗宾龙正在拍摄纪录片《寻找〈苦干〉》。她随着斯科特的足迹，来到重庆南山美国大使馆遗址、渝中区若瑟堂、珊瑚坝机场和朝天门码头取景。这个当年差点被夷为平地的城市，现已变成摩天之都。

　　大后方的牺牲

　　比起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的知名度不算高。周勇说，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战后没有清算；二是研究不深入。“南京大屠杀研究了很多年，史料集就出了七八十本。重庆大轰炸，从1985年到现在已经30年，研究很零散、不系统。”

　　史料统计，1938年至1943年间，日机空袭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造成超过2.5万人伤亡。1941年6月5日，日机24架分三批偷袭重庆，在5个多小时的轰炸中，渝中区十八梯、石灰市和演武厅三段防空隧道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惨案，避难民众窒息、践踏，伤亡2500人。

　　“我是地道的重庆人，也是学历史的，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当时非常震惊，这个城市居然发生了那么悲惨的事情。原来的教科书都不谈，现在的教科书也没有。我觉得那段历史应该要告诉年轻人。”重庆市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西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潘洵对本刊记者说。

　　1994年之后，潘洵一直坚持做重庆大轰炸研究。2014年，他的研究课题在重庆大轰炸基础上扩展为“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的资料整理与研究”。中国有900多个城镇被日军炸过，这项研究可谓工程浩大。

　　对重庆困难的记录，其实只是《苦干》对中国大后方描述的一个支点。

　　比如蜿蜒2300公里的滇缅公路，“如同金字塔一样，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这是自由人修建的，而非奴隶。”斯科特说，“中国有永不耗竭的人力，这是中国奇迹的另一个秘密。”在滇缅路上，他白天躲飞机、晚上赶路。途中他还捡到一只大熊猫，把它带到了美国，放在了芝加哥动物园。

　　潘洵介绍说，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版图分为三块，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

　　而据《蒋介石日记》透露，国民政府曾决议“以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经营西北。

　　但“西北地区经济落后，自然条件较差，人力资源不足，地理上靠近华北，一旦华北沦陷，西北容易受到威胁。加之西北地区接近苏联，威胁并不小于日本。”潘洵说，西南重庆由此成为中国的战时中心。

　　与白刃闪现的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一样，大后方在战时也并非一片乐土：大量人口内迁，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异常艰苦。

　　即使如此，大后方仍然支撑了抗战的进行，“重庆原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没有防空洞，到1942年建成了能容纳42万人的防空体系。兵工厂的防空洞，整个车间都在里面，有的现在还在用。”潘洵说。

　　2015年4月中旬，《被遗忘的盟国》一书的作者、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拉纳·米德拜访重庆。

　　这位为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和地位“正名”的历史学家观看《苦干》后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纪录片，与伦敦大轰炸非常相似。不过在西方世界，重庆大轰炸鲜为人知。这再次印证了《被遗忘的盟国》所强调的观点：全世界应该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与地位予以公正评价。”

　　此前2014年8月，《被遗忘的盟国》中文版出版，书名被翻译成《中国，被遗忘的朋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封面图案是重庆解放碑。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郑秋轶/重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