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不要强调我是个藏族作家

　　我的腾讯微博粉丝有500多万，曾经会因点赞数量而焦虑，心想，为什么这个点赞数量会多一点？而那个就要少一点？而在下一次再说话或者发图片，就会迎合。

　　2015年3月开始，作家阿来在腾讯的平台上陆续放出与藏区、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章。那些从地理、历史、文化里打捞出来的动人之处，与心理、教育以及性等相关文章相比，并没有更高的阅读量。

　　不过与藏地有关的写作，仍是当年那个川属藏村少年握在手里的钥匙。阿来在一长段的诗歌岁月后，用它打开了文学的大门，并于2000年凭《尘埃落定》成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十多年了，阿来依然是用汉语写藏区最广为人知的作家。其间，他又写了《格萨尔王》《瞻对》等。

　　这是个有点固执的藏族人：旧了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版《消失的地平线》被他随身携带，其中有“藏族人”三个字的地方都被折了起来。

　　因为“藏族人在里面连名字都没有”，这让他“很不舒服”，“我要写一篇文章来说说这件事。”阿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等待写丝路的时机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前段时间你在福建说了一句话——“生意结束了，文化还在”，引起很大关注。听说你还要走与丝绸之路有关的16个国家，有写丝路的计划吗？

　　阿来：这句话不仅仅说的是丝绸之路，任何国家、民族的发展都一样。历史发展瞬间留下来的血脉、精神和文化，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相当于那个地方的气质，地区上层建筑的构建。

　　我是有给“一带一路”写本书的计划，以非虚构的角度，从历史、文化出发。这次我也要用很长时间去写一本与以前关注点不一样的书。但最近别人提供的重走南方丝路的计划取消了。其实我现在也想清楚了，时机成熟的话我可以自己去。这个时机成熟，就是在大量阅读的前提下，对那个国家、地区的历史、现在有相当的了解，带着问题去。

　　《瞭望东方周刊》：重走丝路计划搁浅，你会继续自己的“藏区行走”吗？

　　阿来：每年夏天我都要进入藏区。这个夏天会去巴塘还有玉树。

　　巴塘是接受现代教育比较早的藏区之一，出人才也很早。受了教育以后，人们的发展意愿就不一样，它的地理位置也很有意思，过了金沙江就是昌都。

　　玉树我已经去过两次，一次是地震前，一次是地震后，现在是灾后重建时期。这是我对一个地方的观察习惯，会在不同阶段进入，这样可以看到文化多元性。我有一个画家朋友在玉树筹办了一个孤儿院，教地震后的孤儿民族传统绘画。

　　最近几年，我慢慢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里有很多新兴的力量，他们都在静悄悄地用新的方法做与社会进步有关的事情。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组织或者个人到藏区来了以后，捐完钱物，让小孩子们唱《感恩的心》，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我就赶紧扭头走开。

　　一个偏远山村的孩子，他人生中的机会肯定比北京、上海的同龄孩子要少很多。但这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与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相关。最重要的是提升、唤醒自身创造力，而不是高高在上。

　　曾经会因点赞数而焦虑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你和你的作品上有明显的民族标签，这是你刻意塑造的吗？

　　阿来：我一直都希望大家说阿来是一个作家，而不要强调阿来是一个藏族作家。要说我的血脉，我父亲身上流着汉族和回族的血，母亲是藏族。因此有人质疑我的藏族身份，但是户口信息上，只能选填一个，又没有人说可以多选。然后又被贴标签是：藏族作家。

　　我不拒绝民族身份。但有时候我想，强调民族概念对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好处？更文明的社会里老百姓没有身份认知上的困惑。它带来可能性，但又被限制。

　　我知道我说了很多关于藏族现代化的观点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也是我认为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路很长的原因之一。但我不是为了成为少数而这样，这是知识分子的命运。知识分子不是为了让人喜欢而存在的，成为大多数是很容易做的事情，知识分子是要给老百姓带来生活上的影响。

　　《瞭望东方周刊》：不过在《瞻对》于鲁迅文学奖遇冷时，方方、麦加等很多人也支持你。

　　阿来：不是关系好才说作品好，而是作品本来就很好。写作水平相当，对文本有严肃感的人，相互之间很自然就有一种亲近感。我现在正在保持自己的节奏，没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也不让微博、微信影响我的生活，博客也停了。

　　我的腾讯微博粉丝有500多万，曾经会因点赞数量而焦虑，心想，为什么这个点赞数量会多一点？而那个就要少一点？而在下一次再说话或者发图片，就会迎合。这样会影响思考的独立性。不拒绝新技术，但也不能被它们绑架，要学会主动屏蔽从众心理。

　　从原来商业氛围里退出以后，文学是另外一个生态系统。前者更复杂，有很多人情世故，有不必要的事情必须去做。我做过统计，原来那个环境里接触的人，在我离开以后还有不到一成的人保持联系。另外那些人在和那个职位联系，而不是阿来。

　　带着题目行走

　　《瞭望东方周刊》：说说行走，现在依靠行走写作的作家似乎越来越少了？

　　阿来：你要相信，它们能带来丰富的精神补偿，越是偏远的地方，精神补偿越大。我未来更多时间会在藏区不同地区观察、行走。边缘地带、中心地带，藏文化曾经影响到的地方，现在还在影响的地方。

　　《大地的阶梯》就是这么写出来的，现在的短篇《武威记》也是，将来还有《丽江记》等等。都是带着题目去行走。有一年我去斯里兰卡，也是因为我就想知道最初的佛教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那里会发现信仰很美好，其间掌握的分寸是关键，这个分寸也很美好。斯里兰卡的寺院都很朴素，信众不烧香，都是献花，带着淡淡香味的莲花。对照下来，你会发现，佛教信仰在他们那里就是一件朴素得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我在斯里兰卡住了20多天，跟当地人聊天，观察他们。他们听说有一个中国人，不做生意、不旅游，就是想了解他们的信仰，就特别热情，愿意给我讲述任何与佛教有关的故事。

　　而且，无论老少妇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法显的故事，他们会很热心地跟你讲，很多地方还保留与法显有关的建筑。法显在斯里兰卡两年，有一天听说有船到中国，就带着佛经从海上漂了过来，在崂山登陆。

　　相比之下，中国南方的小乘佛教更接近佛教的本义，人们因它而好善乐施。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自己的行走有什么特点？

　　阿来：每次都要带书出门的，这次还有一本佛经。《消失的地平线》我看了第三遍。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当时大家都说好，我就找来看看，发现没有那么好，里面多次提到“藏族人”，都没有名字，汉族人只有姓，满族的是一个公主。寺院里的音乐是莫扎特，图书馆藏书是西方古典书籍。这些都让人很不舒服，我就想，难道是我错了？是不是我太情感化了？

　　第二次主要是想看看西方人怎么把香格里拉这样一个地理概念给创造出来的，还让生活中的人们为之产生了那么多的战争。第三遍，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不认为这是一本多么好的书。我很奇怪我们为什么能够接受这个？接受这种想象和构建？

　　我不能因为别人都说好，为了跟大多数人一样，就要做那个大多数。我要写一篇文章说一说“不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莉莉/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