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理解我为你选择沉默——我为嫣然做法律顾问

　　理解和解释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巨大的且很可能无法给你公平。

　　从友人的角度平实地记述所接触到的李亚鹏

　　自2013年底始，嫣然天使基金遭到网络爆料人周筱赟持续性地猛烈攻击，指称嫣然基金负责人李亚鹏侵吞巨额善款。嫣然天使基金是红十字基金会（简称红基会）的专项基金，红基会的领导向亚鹏推荐了我。那段日子，正值我拍打拉筋后出现排病反应，我的上眼皮比猴屁股还红，下眼皮除了红之外还有很多白色粉末，中医朋友告诉我那些白粉末是以前吃的药留在胰腺里的残余。由于模样不堪见人，我放下了手头的全部工作。但嫣然是慈善机构，它的成败荣辱关系到成千上万受救助的唇腭裂儿童。我的良知最终战胜了我的“面子”。我选择在亚鹏的办公室，和他结缘相识。

　　亚鹏首先向我介绍了嫣然基金会的基本情况。他思路非常清晰，论证问题逻辑缜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一直认为艺人的思维应该是发散的。亚鹏一边在白板上书写相关数据，一边鲜明地亮出了他对爆料事件的态度：“每个人都有怀疑的权利，我们的目标是把事情说清楚，借此机会帮助民众了解慈善领域，同时了解这个领域的法律。”在律师看来，“李亚鹏侵吞5000多万善款”，这种爆料简直是利剑般悬头，而亚鹏全然没有顾及对自己的影响，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给民众普法！我心里叹道：真是个靖哥哥！

　　第一次见面后，亚鹏便主动问我怎么建立合作，这让我既惊又喜。亚鹏是一位明星，即使他不付律师费，我相信也有律师愿意白干，赚名气。在与律师合作上，亚鹏有很大的主动权，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亚鹏却能在一开始就提出合作签约，绝不仗着自己是明星占人便宜。我不能因这一件事断定亚鹏是好人，但我必须说他是律师渴望的好客户！

　　大约一周后，亚鹏召集开会，我一听是晚上7点，便找了一个理由：“老公出差了，孩儿小，得哄孩儿睡觉，能不能改在白天开会？”亚鹏答道：“可以、可以”。紧接着，亚鹏问：“小孩多大了？男孩女孩？”我答道：“男孩，2岁。”从亚鹏询问的语气里，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对孩子特有的亲近。又过了几天，亚鹏再次召集大家晚上7点开讨论会，我琢磨着以后要开的会多着呢，索性直说吧：“亚鹏，能不能改在白天开会，我的生活习惯是晚上9点睡觉。”当我提出这个请求，心里是有些忐忑的。当律师的都知道，对于客户特别是新客户，应尽可能服从他们的时间需要。万万没想到，亚鹏痛快地答道：“这是好习惯，支持养生！”亚鹏说到做到，以后大凡需要我参加的会议都安排在白天。为了答谢亚鹏对我养生习惯的尊重，我特意送了亚鹏一个拉筋站板。我告诉他站几分钟会出汗，等出汗了再下来。半个月后，亚鹏给我电话：“王慧，我边看电视球赛转播边站板，半个小时也没出汗！”

　　2014年春天，媒体对嫣然的攻击渐趋平静，亚鹏远赴英国考察社会企业。他想借鉴英国社会企业的经验，寻求嫣然天使医院更好的发展道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领导（简称儿慈会）知道后，通过我邀请亚鹏到儿慈会做英国社会企业的经验分享，亚鹏满口答应了我。当时我不知道亚鹏经营的丽江地产销售已进入关键的阶段，亚鹏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一个月过去了，亚鹏仍没和我确定讲课时间。我委婉地敦促亚鹏，他回复：“请放心，这事答应了肯定办，下个月一定去儿慈会讲！”就这样在最繁忙的日子里，亚鹏挤出了一个下午到儿慈会分享了英国社会企业考察的心得。

　　2014年8月9日，亚鹏带领嫣然团队亲赴苦地西藏阿里，为当地贫困的唇腭裂儿童实施救助。从到达那天，亚鹏就高烧，背着氧气瓶同医生们一起战斗了8天，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了14台手术。

　　同是在2014年8月，民政部公布了嫣然基金会专项审计报告结论，向举报人、全社会告知嫣然基金会是清白的，没有发现任何举报所声称的问题。

　　尽管民政部已经告知了嫣然的清白，爆料人对亚鹏的攻击没有停止，甚至转向他的家庭，他和王菲的关系。这种攻击给亚鹏本人及他的家人带来极大的伤害，对此亚鹏非常愤慨。但他最终还是按捺住未到法院起诉，他想极力避免嫣然因为他的起诉又陷进无止境的争端、媒体漩涡。他愿意牺牲自己甚至家人的情感，维持嫣然大局的稳定和发展。9月27日，亚鹏生日那天，在嫣然基金会，大家为他举行了庆祝会，看到大家为他特别订制的礼物，亚鹏落泪了，那一刻所有和亚鹏一起走过的嫣然人都能明白他的泪水里有多少委屈，多少无奈。

　　因为年龄相近，加之亚鹏性格随和，从和他认识，我一直称呼他亚鹏。我发现嫣然医院和嫣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称呼亚鹏“李先生”。我在后来明白了大家这么称呼他，是因为对他心怀敬意。嫣然秘书长李诗对我说：“自嫣然成立，李先生未提取过一分钱的管理费。有一次开会他好不容易同意提取，第二天早上给我电话说还是算了！这么大的团队，工资、费用这几年都是李先生自己承担！李先生有时给我一袋子钱，用于嫣然急需物品的购买或者事务处理的花费，别说捐赠发票，连收条李先生都没要过！您说李先生冤不冤？”我答道：“不冤，这是二！”嫣然一位离职员工是单身母亲，她的儿子极有出息，在物理方面获得国际大奖，亚鹏对她说：“儿子日后出国，有任何困难和需要随时开口！我支持。”因为天才少年的发明是关于智能家居的，亚鹏还主动为这个天才少年引荐了雷军。这位母亲感动地对我说：“李先生，人太好了！”

　　2015年初，在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小崔老师和我聊他与方舟子的案子。当我们提到名人办慈善之艰辛不易，小崔老师对我说：“王律师，一定代我向亚鹏问好！我对他印象特别好！我要请他吃饭，请他喝酒，你告诉他女人能温暖的，男人也可以温暖！”小崔老师的这番话让我体会到英雄之间虽未谋面，惺惺相惜。

　　2015年5月12日，我看到曝料人周筱赟微博文：“李亚鹏焦虑！红十字数据：嫣然基金悬崖式崩塌”。是的，嫣然募款终于惨了，嫣然输了，亚鹏输了，周筱赟赢了。但再多想想，嫣然关张了，嫣然的工作人员可以找到新的工作；亚鹏反倒可以全心投入到自己的地产生意，摆脱了嫣然的“拖累”，亚鹏的生活甚至比以前更富足。他们没输掉什么，也没什么可惧怕的。在这个事件里，真正输的是中国广大贫穷地区那些因患唇腭裂无法得到救助甚至被遗弃的孩子们；真正输的是那些在贫困中挣扎，连做梦都渴望孩子能绽开笑容的唇腭裂孩子的父母们；真正输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慈善机构，信誉被任意践踏，荣誉被重重撕毁。一切都那么轻易而没有代价。有一个真理：牺牲面前，人人平等，差别只是时间。

　　清末曾国藩在《原才篇》中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也。”这是说，人才源于风俗。风俗厚，人才出。每位为人父母的，都望子成龙。但如果一个社会嫉妒可以随时像霜一样凝重，诋毁随时发生，人们漠然而不再有“相信”，这样的风俗里，何以出人才？风俗乃人人拼集而成。嫣然的输实乃社会风俗之输，实乃今日社会共病之一窥！

　　多少年来，我一直沾沾自喜于律师职业对人的思维训练：严谨、细致，凡事注意有据。因此我觉得亚鹏为了嫣然“什么都不要”的行为是“二”！有一天，亚鹏对我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诗是一个日本人写的“遥想于流放之地赏明月？？”这句诗传导的境界瞬间感动了我。在那一刻，我突然领悟到：当一个人从自然生命转入心灵生命，他便获得了超越“人、我”之限的心量。与此境界相较，律师所谓的审慎实在是生命的一种“限”，实在是“低”了。爆料人标题说“李亚鹏焦虑！”爆料人确实不了解亚鹏，他不会焦虑。法力再高，高不过业力；业力再大，大不过愿力。一个发心救治天下唇腭裂儿童的人，一个率性而为的人，他的心永远自在、坦荡。

　　5月13日，央视新闻广西田东县先天唇腭裂儿童出生后被遗弃坟山两天两夜，“死后”遭淋大雨被埋八天八夜，被医院抢救后吐出的全是泥土。此新闻播报后，一时间无数的热心人@嫣然。嫣然如天使般在第一时间向这个婴儿伸出爱的手。嫣然向社会证明了其目的，其意义。挺立在募款的废墟之上，嫣然沉积了一些文字为自己打造墓志铭：“let‘slove！”这是他们和历史真诚的约定。此约经由其心，其力，渗透了每一个嫣然人的生命，终将完成一种汇合。

　　我并不想从律师的角度“证明”什么，更不想去争辩什么。我仅仅想从友人的角度平实地记述我所接触到的李亚鹏。嫣然事件，为什么不建议诉诸法律

　　去年，嫣然天使基金的秘书长李诗本来打算去英国。她先生是英国人，夫妻相约年底团聚。由于网民周筱赟先生在2013年底开始爆料抨击嫣然，李诗主动推迟了离职时间。2014年4月1日是她不得不走的时间，英国工作的保留期将尽。由于大量工作要交接，直到她离职前的两天，我才约上她共进晚餐。李诗的心境显然还没有转到英国的工作，整个餐叙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嫣然。其间，李诗问道：“王律，我们这么委屈，您为什么不建议我们抗争呢？”爆料事件开始后，李诗不止一次向我提及这个问题。我沉思了片刻，说道：“因为在我看来，理解和解释不是’结果‘，而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巨大的且很可能无法给你公平。”我想应该是出于礼貌，李诗没有再对这个问题深究。

　　李诗所说的“抗争”指的是到法院起诉，状告爆料人对李先生、嫣然名誉权侵权。作为嫣然的法律顾问，我自始至终反对将此事诉诸法院。对此建议，所有嫣然人不能理解，颇有异议。在爆料人对嫣然密集轰炸了约三个月后，此事慢慢平息下来。我终于有时间将“息诉”这种法律建议背后的缘由一一记述下来并用它们构建出一种“理解”。我期冀通过此番“理解”给李诗一个可以信服的答案，那是她一直在心里期待的；我亦期冀通过此番“理解”给嫣然一点帮助，让他人的怀疑和嫣然对自身清白的确信，手牵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嫣然创始人李先生一如既往超然寂静地前行，我期冀他的风尘身影能由于此番“理解”得到一份温暖的照耀。

　　一、嘘声是心里的一片海。1994年春天，通过三轮竞争，我当选为北大辩论队主辩，代表北大参加1994年度全国大专辩论会。那时我读大一，能拥有这个机会无疑是可以骄傲的。未曾料到，暑期封闭集训刚一开始，我便受到了人生最重要的挫折。辩论队经常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练习辩论，对方辩友则是教练们根据不同的辩题从文科系精心挑选的同学。他们虽然不像辩论队员那么擅长表达，但勤于思考，学有所长。辩题和时间、地点，校方会提前公布，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听。北大素来有“嘘”的传统，不管谁在台上演讲，底下只要不认同，立刻嘘声如潮。表扬声中泡大的我，哪受得了狂野的嘘声。尽管同学们对女生的嘘声已算收敛，被嘘了几次之后，我的心还是被戳破了，骄傲的血点点滴滴地流淌出来。我感觉到自卑不可抗拒地向我袭来。当时的校会主席也姓王，才气超迈。在燕园塞万提斯像前，他和我做了一次促膝长谈。其中有一段话关于嘘声，记得他说：“王慧，你不要惧怕嘘声。有一天你毕业了，离开北大，你会发现这是北大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生活中到处都会有嘘声，无视嘘声只是本能地在躲避；面对嘘声，用胸怀承载嘘声，这才是功夫。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发现嘘声还在那里，而你已经格外精彩。”

　　总决赛时，我终于在激烈的语言对抗中找回了曾被嘘声夺走的自信。我很想当面感谢王主席，但他已经毕业离开学校。我只有把对嘘声的切身体会写进日记：“嘘声是心里的一片海，它可以惊涛骇浪，亦可以寂静无声，运用之妙，全在一心。”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常常应景地鼓掌，便分外想念北大的那一片嘘声。

　　嫣然事件，让我又遇到了“嘘声”，又遇到了似曾相识的“他者”（误解）。我建议嫣然面对、接受并善加利用得到的“嘘声”，不必熄灭它，也不必反驳它，而是以它为镜，助己成长。我想，这种建议应是北大嘘声赋予我的一种生命感觉。

　　二、没有规则，说个屁。有一年，央视邀请我担任全国大专辩论会评委。初赛结束后，评委们发现反方的胜率高于正方。评委们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赛制中较多的环节是正方先发言，反方回击，使得反方在对辩的场面上有优势。二是正方需要立论并守住一条长线，而反方可以不立论，仅对正方的长线进行击破，能破一点就成功了。发现这个问题后，半决赛评委们事先统一了思想，在差不多的情况下，打分略向正方倾斜，进而弥补赛制的先天不足。规则均衡，辩论才可能实现公平。这是我做评委的体悟。

　　在这一年的辩论赛后，央视组织专家对传统的新加坡赛制进行调整。对于调整，导演的出发点是如何让节目更好看，而专家们则希望让规则更对称，更公平。讨论时，专家和导演起了冲突，一位大学教授情绪激动，大吼一声：“没有规则，说个屁！”这句话把全场镇住了！的确，辩论赛很像是语言竞技，和任何竞技一样，它需要设定好规则并得到有效执行。否则，可能就是不值一提的屁！

　　回过头来说嫣然。周先生的爆料出现后，媒体迅即掀起了攻击嫣然的大浪，文字表述或明或暗，但几乎是一面倒地对嫣然讨伐、质疑。李先生的苦心回复不可谓不完整，不可谓不清晰，不可谓不真诚，却至多占据零星媒体的版面。而嫣然一次又一次对事情的解释，包括展示的历年审计报告结论不可谓不明确，不可谓不坚定，但似乎没有人愿意留意它们的存在。硝烟弥漫的媒体战中，我未发现有效的辩论规则。仔细想想，媒体的天性就是关注吸引力，这种天性无法像法庭那样产生均衡的、对称的辩论程序或规则，“对称”与媒体选择的“吸引力”相冲突。试想倘若李先生不是曾红遍中国的影星、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倘若李先生不是歌星王菲的前夫，不是他们恰恰刚刚离婚，能有多少人来关注嫣然？在这样一个热闹的事件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关注事实，寻求真相？究竟有多少人在关注那些痴痴等待着救助的唇腭裂儿童？任何良心未泯的人，我相信得出这个答案并不困难。

　　生活中任何形式的辩论，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以为，它的意义就是通过别人的对抗来确认或者修正自己，即从别人的观点中看自己；从别人的讨伐中看自己；从别人的欲望中看自己。由此，辩论的实质是送给对方一个发现抑或挑剔自己的机会。你可以送出这个机会，也可以保留这个机会。一切皆自愿。

　　嫣然的兄弟们夜以继日地为我准备了各种详实的资料：嫣然的成长日记；嫣然一次次的审计数据；嫣然数不清的受助人感谢信。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战场上的核武器，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和媒体战斗。我把这些都推开了，像一个狠心人推开了情人用心血炮制的情书。我对嫣然的兄弟们说：“缺少公正规则的辩论，除了自娱，没有更多意义。嫣然可以死去，但一定是在战场上牺牲，而不是在只能接受处死命运的法场！伙伴们，在媒体的笔战里没有荣誉，因此也不存在屈辱。我坚信：虚伪的言论，虚伪的关注永远无法面对坦荡、流血的心！”由此嫣然放弃在媒体上的争辩。

　　三、当法庭遇到“故事”。接下来的问题是，法庭的程序规则是对称的，且有第三方主导，为什么我不建议嫣然走向法庭呢？我想用一个案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2003年夏天，北大的一位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委托纠纷案。案件的原告是著名作家萧乾的遗孀，《尤利西斯》的翻译者文女士，被告是诗人陈先生。我是陈先生的代理人。案件的大致情况是：萧乾去世后，原告委托被告为萧乾定制一座纪念铜像并安放在上海名人园，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费用。铜像制作安放后，文女士听说名人园里有的名人像收取费用很低，有的甚至免费，便认为被告代理行为不诚信，要求被告返还款项。开庭那天，几十家媒体云集法庭，旁听席座无虚席，不少媒体记者只能站着。庭审开始前，陈先生指了指几位坐在旁听席上的来宾，给我一一介绍他们的名字和身份，还说：“他们可都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啊。”我不解地问：“这案子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您又不是他们单位的？”陈先生严肃地说：“你不知道，这是文艺界的大事儿。”我没再做声。在律师眼里，这就是一桩正常、简单的委托纠纷案，无论如何和大事挂不上钩。庭审辩论开始后，我的“发挥”完全被双方当事人遏制了。辩论的焦点集中在“陈先生到底是不是好人”。双方当事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庭辩。庭审后，我体悟到：当法庭遇到名人，法律不再是“事儿”，名人的品格论证才是“事儿”。本案中陈先生的品格论证是文艺界的大事。至于合同是否有效、是否诚信履行，这些法律要素无人关注。事实是庭审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多是围绕此案中各自感兴趣的“事儿”，法律变成了媒体人手中的针线，用于把“事儿”编织成他们希望的各色图案的编织物。

　　一年多后，我为陈先生取回终审胜诉的判决。之后过了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报道称，应文女士的要求，萧乾的铜像迁出上海名人园，移转到内蒙古。阅后，我不免叹息。那一刻，我多多少少地觉得取得的胜诉有愧于九泉之下的萧乾先生。这种隐隐的愧，不是从法律层面产生的，而是对这场法律之战带给另一世界惊扰的不安或者说歉意。

　　与初审时的热闹场面相反，终审判决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因为事隔已久，这早已不再是热点新闻，没有人再关心“陈先生是不是好人”。法律的胜利显然无法修复陈先生受到的名誉损伤。

　　再来说李先生是否应起诉。毫无疑问，我不希望李先生成为陈先生；不希望他的人格成为“事儿”，被肆意地拷问。在我看来，名人在法律中可能是被动的；法律对一个人的支持或者捍卫往往是有限的。

　　我以为，人生的紧急或重要关头不应靠法律来拯救，而是我们还能在爱中活着。“在爱中活着”，超越法律的判定，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四、“误解”因瞬时的理解称为义。偶然看到刘小枫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误解‘因瞬时的理解称为义》。文中说任何理解都无法脱离人的生存处境，故理解总在变化。今天对于文字的理解，明天就可能因为某种缘由产生变化。与其说“我思故我在”，毋宁说“我在故我思”。读完此段文字，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嫣然事件。既然理解是瞬时的，是变化的，那么理解就可能是有局限的，“误解”就有可能是正当的或者说是应该被理解的。对于“误解”，我以为需要有沉静和宽厚的心去接纳它，耐心地等待它从尖锐到弱化到变质乃至消解。通过对“误解”的理解，一个人可以摆脱对言语意义的纠结，单单追求“身”往高处走，以一种高仰的姿态完成对任何言语的审视，即便它是“误解”。唯有这样，和“他者”（误解）的相遇才会把原本在意的“自我”放下，在精神上自在而坦荡。

　　广博的爱终将超越所有看法，也将跨越定律、时间。回望历史，只有能改变最多人命运并为此担当忍辱的人，历史赋予他的身影才会最庞大。爱的实现从来就是与受苦甚至牺牲联系在一起，这是爱的必然遭遇。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把自身的力量奉献给先天孱弱的爱。

　　嫣然，请理解我为你选择沉默，因为法律可能无法严肃你对爱的表达，言语亦不能。李先生，请理解我为你选择沉默，因为在我看来，对爱的献身，便是对“我”最大的巩固。

　　王慧，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