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山之上，国有殇

　　2003年3月18日，总理温家宝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他深情地朗诵了一首诗。诗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首诗的作者，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温总理朗诵此诗之时，距于右任写作此诗之日，已隔了整整41载漫长光阴。于右任本人，也早在39年前驾鹤西去，坟前墓木已拱。这位在人生最后十多年里一直渴望埋骨故乡的人，终于死在了遥远的他乡；关中平原的儿子，葬在了草木疯长的热带丛林。

　　【独创文明开草昧】

　　三原是八百里秦川腹地的一个县份，地近古都长安，因得郑国渠和汉白渠之便，民丰物阜。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于右任即出生在此。尽管于右任的父亲只是一个长年在外奔波的商人，但极爱读书。多年后，当于右任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时，往事犹然历历在目：“夜归则父子一灯，互为背诵。背书时向书一揖，不熟则夜深相伴不寝。”

　　早慧的于右任十七岁即中秀才，二十岁以岁试第一补廪膳生，被陕西学政叶尔凯誉为西北奇才。彼时的中国，早已陷入国破民艰、豆剖瓜分的窘境。1900年，当21岁的于右任在西安陕西中学堂求学时，八国联军入京，慈禧逃往西安，官方令中学堂师生停学迎驾，在路旁一跪就是一个多钟头。于右任深感受辱，这个一腔热血的青年竟“忽发奇想，欲上书陕西巡抚岑云阶，请其手刃西后，重行新政”。幸好，这封大逆不道的信在发出前被他的同学劝下，否则，现代史上恐怕也就没有这位特立独行的大人物了。

　　不过，这次跪迎的屈辱却深植在于右任心中。不久，他在游兴平时，写了一首咏杨贵妃的诗，事实上在以古讽今：“误国谁哀窈窕身，唐惩祸首岂无因？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再误人。”次年，于右任印行了一本《半哭半笑楼诗草》，书前印有作者解开辫子，散发于肩的照片，并大书：“换太平以颈身，爱自由如发妻。”这种迹近叛逆的行为不胫而走，三原县令很快将其密报上峰。1904年，当于右任前往开封应试时，诗案事发，清廷下令捉拿于右任。幸好于的一个同学的父亲事前得到消息，重金请人星夜赶往开封示警，于右任才得以在缇骑到达之前三四个小时仓皇出走。他“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经南京抵达上海。

　　从陕西来到上海，这是于右任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标志着这个愤世嫉俗却又热衷功名的旧文人，正在化蛹为蝶地蜕变为一个接受西方现代思潮，并发愿改良社会的新型知识分子。

　　尽管于右任后来在国民政府身居要职，但他自认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不是做官，而是办报与办学。向来对清政府持批判态度的于右任先后创办了四种日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这四种日报，都以报道时政，点评时局为侧重点，在清末众多报纸中具有号角特色。

　　由于大声疾呼革命，并大量报道革命事件，《民立报》在进步青年中影响甚巨。20多年后，在陕北的一间窑洞里，一位当年的读者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位当年的读者，就是毛泽东。受《民立报》进步思想影响，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激动之余写了一篇政论贴在学堂的墙上。多年后，当毛泽东和于右任在重庆相逢时，两人都向对方表达了仰慕之情。于右任大赞毛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则对于的“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激赏不已。

　　再说教育。于右任一生先后参与创办复旦公学、上海大学及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大学。此外，1919年他在老家三原任靖国军司令时，治军之余，不忘兴学，先后创办了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和地方自治讲习所。

　　从醉心功名的前清举人，到疾呼革命的报人，再到滋兰树蕙的教育家，于右任的这种角色转换，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东方中国遭逢千古巨变之时，心系天下的一代知识分子如何与时俱进地拼搏和拯救。

　　【百年得誉不须多】

　　尽管于右任曾在国民政府出任过多项要职，但其中任职时间最长、最广为人知的还是监察院长。1928年10月，国民政府设立了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实行五院分立、相互制约的五院制。从1930年底开始，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直到在台湾去世，任职时间长达33年之久，是国民政府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监察院长。作为独立执权的五院之一，监察院负责行使弹劾权、纠举权及审计权，如果真的依法治国，那也算位高权重。在监察院长位置上，于右任的刚直不阿与不畏权贵，通过两件轰动一时的弹劾案，可略窥一斑。

　　首先是1949年的弹劾孙科案。孙科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其时出任行政院长。于右任弹劾孙科，是因为孙科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前女友谋取利益。孙科的前女友名叫蓝妮，系云南哈尼族人，曾为孙科生了两个女儿。抗战时期，她一度随孙科到重庆，后又独自返回上海，继续她的交际花生涯。蓝妮凭借特殊的人脉关系，在上海与汪伪旗下要员来往密切，并涉足商业。抗战胜利后，她的8吨进口染料被当作伪产没收。孙科既是她的旧情人，蓝妮自然求其出手，孙科倒是不忘旧情，亲自给多位官员写信。

　　《李宗仁回忆录》说：“蓝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当她以前的情人回到南京当了立法院长时（引者注：孙科于1948年12月由立法院长改任行政院长），她便拼命向他求救，试图取回被没收的财产。孙氏便给上海负责官员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蓝妮称作‘敝眷’。那时蓝妮小姐也颇有名声，照片也常出现在中外文报纸的头版新闻上。所以，孙氏此信便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了。而‘敝眷’二字更是好久都用大体字排印出来。”孰料，孙科的请托信竟没起到作用，前情人的染料还是被拍卖了。及至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他竟下令中央托局按当时市价以美元赔偿蓝妮。

　　孙科此事原本甚是机密，只因孙科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李宗仁手下便把这事爆料给媒体，一经媒体披露，顿时天下哗然。监察委员金越光请示于右任说，孙科此举是愚蠢和违法的，如果我们不严厉制裁他，怎能平公愤而提高我们军队的士气？“于右任慨然同意调查，并决定弹劾孙科。虽然弹劾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但于右任敢捋孙太子的虎须，其胆略让人赞叹。（顺便一提，蓝妮与前夫育有一子，其子育有一女，名李蒙，李蒙之夫即美国原驻华大使骆家辉。）

　　其次是1957年弹劾俞鸿钧案。俞鸿钧系广东新会人，曾任国民政府上海市长和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等要职。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大陆难保之际，他曾受蒋介石之命，将大量黄金白银秘密送往台湾，对此后台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居功至伟。到台后，他先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54年升任”行政院长“。

　　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公职人员的待遇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公职人员，领取菲薄的薪水艰难度日；另一种是极少数的以”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为代表的涉外人员，领取比普通公职人员高达五倍的高薪。这种同一体制内，待遇却霄壤之别的不公平现象，早就引发大量公职人员的不满。对此，”监察院“要求作为”行政院长“的俞鸿钧到”监察院“接受质询。但俞鸿钧认为，相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行政领导有到”监察院“接受质询的义务，因而置之不理。于右任主持下的”监察院“当然无法咽下这口气，于是准备弹劾俞鸿钧。弹劾文件中称，”查俞鸿钧自任行政院长以来，已逾三载。因循敷衍，不求振作，号称财经内阁，而财经问题，日形严重。标榜崇法务实，而法治精神败坏殆尽“。接着宣布了俞的六大罪状，除公职人员待遇不公和俞拒绝备询，蔑视监察职权外，还包括俞个人如何以权谋私。弹劾案一出，台湾内外震动，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调和。弹劾案的结果是：记俞鸿钧申诫一次。处分虽甚轻，但俞鸿钧亦觉脸面无光，遂提请辞职。三年后，郁郁而终。

　　考察于右任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长官期间的作为，虽然包括对孙科和俞鸿钧的弹劾，多少掺杂了派系之争，但大体上说，于右任仍称得上秉公执法，恪尽职守。更何况，在蒋介石的威权统治之下，监察院大多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养老院。因而，在台湾，于右任向来被尊为”监察之父“。

　　【残山剩水几回头】

　　1949年11月29日，于右任从炮声隐约的重庆飞离大陆，由香港转往台湾。从此，直到他在15年后溘然长逝，再也没有回过大陆；而大陆，尤其是他的家乡陕西，则成为他魂梦里挥之不去的苦痛乡愁。

　　《李宗仁回忆录》中有一个十分精彩的细节，似可代表于右任飞离大陆前往台湾时的心境与遭遇。那是1949年1月21日上午，国民政府一帮军政要员在南京开会，蒋介石宣布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他本人当天离开南京。蒋离开之际，李宗仁写道：“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道‘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介石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

　　于右任的秘书胡恒说，“院长的骨子里，并不是绝对反对共产党，他向来主张国共合作治国，但无奈局势作弄人，身为国民党元老，他必须跟随蒋介石来到台湾”。于右任去台后，他的发妻和女儿却留在了大陆，从此海峡风高，东西睽违，只能在梦中相见相亲。

　　1961年，即于右任去世前3年，这年3月，章士钊自港回京，给周恩来写了封信，信上说：“髯翁（即于右任--引者注）最近给香港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妻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髯翁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周恩来与于右任早年就熟识，周恩来在重庆办《新华日报》时，报名即为于右任所书。周恩来接到章信后，作了一番安排。到了于右任的发妻高仲林生日那天，陕西省委统战部在西安于家老宅摆下三桌寿宴，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外甥周伯敏，以及于右任早年的老朋友孙蔚如等纷纷赶到，为高祝寿。事后，祝寿的照片以及高仲林为于右任所做的布鞋，均辗转送到于右任手中。于右任为此写下诗句：“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

　　据《于右任诗词选》的选注者杨中州先生说，1962年春，高仲林曾十分凄凉地对他说：“我八十多了，今生今世只有一个指望，就是啥年月才能和他再见面……他走的时候说几天就回来，如今多少年不见了，给他捎去的布鞋也不知收到没有，还是按他的老鞋样做的，估摸着会合脚。我最担心他会得病，吃饭合不合胃口？天气凉了，有没有人替他换合季节的衣服？”海峡虽浅，人为的阻隔却有如鸿沟，于右任去世后8年，他留在大陆的女儿去世；次年，夫人高仲林亦去世。他们的相思与相恋，只有到九泉之下诉说了。

　　于右任虽身居高位，却不治产业，去台后经济上常捉襟见肘。在他晚年的日记里，叹贫哀穷的记载屡见不鲜。比如：“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近来用费太高，实在对不起人。”去世前一年多，他因咽喉发炎住进荣民医院，一代党国大佬，竟为医药费发愁：“今日早起，病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续？”“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于右任去世后，留下一个保险柜，他曾告诉亲友，要他身后方可打开，是故不少人都以为其中必藏有珠宝股票。及至他逝世后，亲友们启柜视之，里面却只是他生前的一些日记和几张借据。这些借据中，有两张尤其让人心酸：一张是为了照顾好友的后代所借，一张是为了儿子出国向银行贷款。直到他走完86年的人生路程，这两笔借款仍无力偿还。胡恒是开柜时在场的见证者之一，他感慨道：“当我打开老院长的保险柜时，我发现孑然一身的院长，这一辈子都是为别人而活。”

　　即便“监察院”真的是“养老院”，但以于右任的身份，要想弄钱发财亦非难事。比如他手下参事冯国璘就曾回忆：“六〇年前后，多次有海外华侨汇巨款赠送于老，每次汇款来，我都立刻去报告，于老总是说，‘转给大陆救灾委员会’，连钱数都不问。”

　　胡恒回忆说：“院长绝对是近代史上少有的清廉官吏，向来布衣一袭，布鞋布袜，粗茶淡饭；而他稍有积蓄，遇清寒贫苦人家，孩子无钱求学，必立刻掏钱相助，从不吝于施舍。”于右任的清贫自持让人感慨，他去世后，台湾媒体称他：“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

　　晚年的于右任已经意识到了不可能叶落归根。漂泊东南的游子，再也不能活着回到西北那片丰饶的平原了。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百年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又旁边加注道：“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也可，但山要最高者。”

　　于右任去世前的情况，台湾出版的《于右任年谱》中有着详细记载：“1963年4月18日，喉部不适，被家人送入石牌荣民总医院检查治疗，由于无力支付巨额费用，一再要求出院……勉从本人意愿，移家休养。”“1964年8月1日病情突然加重，在家中晕倒一次，但仍拒绝住院治疗。”“9月10日，又拔二牙及残齿，随即引起发烧。老人颇感头部不适，心绪极其烦躁，便坚决要求出院，天天嚷道‘太贵了，住不起，我要回家！’”“11月10日，已入弥留状态。中午，有关人士寻遗嘱，打开保险柜，仅发现老人亲笔所书债单数张。延至晚8时8分，不幸逝世，享年八十有六。”

　　于右任去世时，他的几个儿子和女儿，无一侍应在侧。他死后，遵其遗嘱，将他葬在了背靠群峰面对海峡的台北淡水镇光明里巴拉卡。蒋介石亲自题写了碑文：“监察院长于公右任之墓”。墓园两侧石柱上的两幅对联可谓盖棺定论：“西北望神州，万星风涛接瀛海；东南望圣迹，千秋豪杰壮山丘。”“革命人豪，耆德元勋尊一代；文章冠冕，诗雄草圣足千秋。”

　　去岁以来，作为读书写作之余的一种遣兴，笔者开始临池习书。充当范本的，便是于右任作品。于右任身为卓越的书法家，真、行、草、隶各体皆精，而尤以草书擅长。他毕生倡导标准草书，对海峡两岸书家有着重大的影响。小子虽然不能望其项背，但见贤思齐，每每端详先生书法，再细读先生诗词，更能感受到先生毕生所充盈的那种豪逸、洒脱和悲悯情怀。

　　无可否认的是，当今之世，出名记者容易，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报人却难；出名校长容易，出有容乃大、兼容并包的教育家却难；出润格千万的书匠容易，出开宗立派的书家却难；出醉心政绩的官员容易，出木秀于林、行高于众的政治家却难。至于要想将报人、教育家、书法家和政治家融而为一，恕我直言，这几乎是石头开花、公鸡下蛋的事儿。

　　（注：本文小标题，均为于右任诗句）

　　文│聂作平（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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