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教授眼中的中国传媒

　　近期，因《“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出版，我接受了若干媒体的采访，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记者们普遍关注我十多年前的一段话：“20世纪的中国，其社会生活与文化形态之所以迥异于前，报章乃至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迅速崛起，无疑是重要因素。从1872年发行不足千份的《申报》，到今日几乎无远弗届的卫星电视，大众传媒的勇猛扩张，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什么叫‘生活在大众传媒的时代’……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思路为例》，《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说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情感体验乃至思维与表达能力等，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已经属于“常识”了。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我有过更为专业的论述，也不乏有的放矢的专题演讲，如三年前在《人民日报》社“文化论坛”上谈论“大学与传媒”。那次演讲的效果很好，可惜只刊出了两千多字的摘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做客“文化讲坛”，阐述大学和传媒的关系：不能模糊了职业边界》，《人民日报》2012年6月11日）。这些天，因被记者追问，翻出了当初的讲稿，发现“开场白”提及的问题，仍为自己现时所关注：“生活在当下，如何既适应铺天盖地的现代传媒，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政的、经商的、娱乐的、体育的，各有各的高招。作为大学教授，我该如何洞幽烛微，趋利避害？今天演讲的宗旨，也可解读为‘一个文学教授眼中的中国传媒’。”

　　既然话题还没有过时，困惑依旧存在，不妨将讲稿略为修整，删去已刊部分，奉献给广大读者。

　　【报人与学人】

　　我在不同场合抱怨过，如今从事教育或传媒的--照传统的说法，叫“学人”与“报人”--学问及见识大有长进，但理想性却远不及清末及民国那两三代人。梁启超曾指认报章、学堂及演说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可想而知，在他心目中，这学堂的教师以及报馆的记者，责任格外重大。1953年1月7日在台北市“记者之家”，胡适发表过题为《报业的真精神》的专题演讲，讲述自己一辈子与报刊打交道，如何“采取锲而不舍的精神，用公平态度去批评社会、教育、文化、政治”，下面这段话，值得与诸位共享：“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这一行业--报业，确是无冕帝王，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的笔是有力量的。只要我们对这一行业有信心，只要我们的主张是站得住的，有材料、有证据、不为私、是为公，以公平的态度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去，‘功不唐捐’，努力是不会白费的。”（《中央日报》1953年1月8日）很可惜，今日中国的媒体人，仍然如此乐观向上，但坚信“我们的笔是有力量的”，似乎越来越少了。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一种职业，谋生而已。教授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君不见，网络上到处都是关于大学教授的冷笑话。有的实有其事，更多的则是捕风捉影，反正骂得很痛快，传得也很开心。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教授也如此，再大的丑闻，你我都见怪不怪了。不过，这毕竟是极端的例子，更普遍的状态是，教授们忙着上课、写论文、做课题，无心且无暇“铁肩担道义”了。

　　我理解今天中国大学及传媒的辉煌、困境与局限性，这里暂不苛求。既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就不妨反躬自省：教授们在与大众传媒合作时，能否相互劝勉，艰难前行？无论学人还是报人，既让老百姓拍手叫好，又不追随流俗，这说说容易，真做起来困难重重。十几年前，我曾撰《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5期），其中讲道：“人文学者之于大众传媒，难处不在‘拒绝’或‘同化’，而在介入但保持自家特色，兼及批判的眼光与建设的立场，不只是追求‘合作愉快’，更希望对传媒的健康发展有所贡献，或借助传媒实现自家的学术理想。”作为一名无权无势的大学教授，不仅借传媒发声，还希望在合作中改造传媒，这是不是太狂妄了？

　　【谁来监督传媒】

　　一说“报人”，马上联想到的词是“舆论监督”。《辞海》称：“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这释义很好，不过，我想追问的是，谁来“监督”那执掌着“舆论监督”大权的新闻媒体？

　　就像所有机构一样，传媒既然由人掌控，也就必然有善恶高下雅俗之分，谁能保证其永远公正、透明、有所作为？监督“监督者”，防止其公器私用，利益输送，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若敲诈勒索，那属于违法行为，由检察院及法院来处罚；若诲淫诲盗，则有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至于普通民众--包括大学教授，有无权利及义务，认真观察、批评乃至影响大众传媒的运作？我的答复是：有，但很难。小小的违规（如拿车马费发通稿），既然已成行业通例，你说还是不说？还有，屈从领导的意志，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无力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该怎么办？若出面指摘，得到的答复很可能是：回去照照镜子，你们教授也好不到哪里去！

　　报人与学人，本该代表社会良知，互相支持，但又互相监督。将近一百年前，蔡元培校长邀请陈独秀北上，直接促成了《新青年》与北大教授的精彩合作。1930年代，北平的教授们还能自行集资，创办政论杂志，依靠读书人的良知与学养，“用负责任的态度说负责任的话”。那时南北各大报，开设各种专栏，请名教授来主编；而正是这些“长袖善舞”的客卿，保证了报纸上专栏文章的质量。20世纪50年代后，分工日渐明确，报人是报人，学人是学人，二者难得携手前行。就像我今天谈的是“一个文学教授如何与媒体合作”，而不是独立创办一份报纸。

　　作为个体的教授，你理会不理会、介入不介入大众传媒，可谓“悉听尊便”。可作为整体的大学，却万万不敢怠慢，更不要说得罪媒体了--尤其是《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名大学与大媒体，其实都很强势，也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我关心的是，不知不觉中，二者会不会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只讲“互相帮忙”，缺少必要的“互相监督”？

　　我曾设想，假如发现很不好的事牵涉到北大、清华，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媒体，你们怎么办？会不会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北大、清华都有很强的公关能力，或考虑到双方的长期合作--而压了下来？小报无所忌惮，正巴不得你出事，自然不会放过；大报呢？会不会因思虑过多而放弃自己的责任？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讲现代汉语课，专门挑《人民日报》的刺。不是不尊重，而是因为该报地位显赫，更要有历史承担。现在则是名校与大报互相掩护，不让对方太难堪。

　　但也有不识相的，比如网络上公开或匿名的批评，以及像我这样书生气十足的作者。几年前，我曾撰文批评《人民日报》编辑乱改我的稿子，文中称：“为了发表而自己抽去骨头，还是为了保存骨头而舍去在大报露面的机会，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俨然也是个问题。”此文刊出后，境外媒体称我“炮轰《人民日报》”；而读者附言，有说我不识抬举的，也有说“陈平原此举一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估计要当不成了”；更有人断言此君将被《人民日报》封杀。好在所有这些猜测，最后都落了空。

　　其实，我写文章，对事不对人，怎么一批评就成了“炮轰”了呢？再说，删改之处，不少属于表达方式，而不是“敏感词”。事后想想，第一，大家习惯于“舆论监督”，而不习惯于监督“舆论”（媒体）；第二，《人民日报》地位尊贵，一般人不敢“太岁头上动土”。可这终究不是理想状态。若媒体屈从于市场诱惑，或审查文稿时尺度过严，作者是可以表达不同意见，甚至提出抗议的。

　　前些年编辑删稿子，一般会表示歉意；近年则习以为常了，连文字带题目，想改就改，全然不顾及作者的立场与感受。有感于此，我给不太熟悉的报刊寄稿时，总会叮嘱一句：能发则发，不发退稿，请不要删改。可人家的回答也很有力--这是公共媒体，不是个人文集，我们要对读者负责。

　　这里牵涉两个不同层面的话题：一是学者在媒体上发言应掌握的尺度，二是报章之文与文集之文的差异到底有多大。

　　【关于“报章文体”】

　　读中国近现代新闻史或文学史的，都会记得严复与梁启超关于报章文体的争辩。梁启超批评严译《原富》“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严复则反唇相讥：“若徒为近俗之词，以取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两种文章立场，各有各的追随者。但经由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的不懈努力，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梁启超那些明白晓畅的报章之文，在后来者看来，不仅“觉世”，还能“传世”呢。

　　时至今日，好的报纸文章可结集出版，流芳后世，甚至进入文学史，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有趣的是，过去学富五车自命清高的“读书人”，即便嘴上不说，心里也都不大看得起“报章之文”--因为它太通俗；可如今，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随意书写，“报章之文”又似乎变得高雅起来了。我这里不谈大报与小报之分，因大报不一定大气，小报也不一定小气；而且，在长期的激烈竞争中，二者互相渗透。只要办报，必定涉及一对概念：“道义”与“文章”。暂时不说如何“铁肩担道义”，就说这“妙手著文章”吧--除了“政治正确”，“报章之文”起码还得有吸引读者的本事。我曾感叹今天的新闻界文体意识薄弱：“新闻报道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文体。我们现在的新闻从业人员，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都缺乏文体方面的训练。你在报刊上读一篇文章，不用看署名，马上就知道是谁写的，这样的例子太少了。”（《学者与传媒》，《上海文化》2005年1期）缺乏文体感，导致现在报刊上的文章（社论、通讯、专访、随笔），不说千篇一律，起码也是面目比较模糊。

　　过去时代的读书人，常津津乐道于书籍与报纸的差异；眼下这一差异，似乎转移到了纸媒与电子媒体之间。记得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称：“书籍是一种个人的自白形式，它给人以‘观点’。报纸是一种群体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可要说众声喧哗、不拘一格、多重性、碎片化，以及允许群体参与、深度介入等，报纸远远比不上网络。但我们谈论印刷文化与电子文化的差异，如前者独白，后者合唱；前者文字型，后者图像型；前者自我表现，后者群体治疗；前者精心创作，后者即兴创作……这个时候，报纸已悄然站到了“印刷文化”一边，俨然变得严肃与高雅起来。而这正是我想说的--面对传播媒介的巨大变革，报纸该如何自处？我的想法是，既然信息量、多样性、反应速度等都赶不上电子媒体，纸媒就应该转向专题化、深度分析，凸显价值判断与文章趣味。

　　若此说成立，则今天犹如晚清，“报章文体”的改良--包括选择恰当的目标读者、论述角度以及修辞方式等，将是一件特别值得期待与努力的大事。

　　【如何采访学者】

　　说到报章文体，不能不涉及记者的职业道德与专业水准。别的不提，就说报人与学人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吧。我知道我们的困境，那就是，与传媒打交道时，分寸不太好拿捏，很难做到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反过来，记者面对教授时，又该如何施展自家才华呢？读报上各种专访，总体感觉是：谈时政，施展的空间有限；谈文化，又容易失之空泛；还是财经记者及体育记者专业性强，且受到的干扰较少。

　　大概是职业敏感，一听记者提问，我很容易分辨传媒学院与中文系（文学院）的毕业生。前者读书不多，事先功课也没有做好，但提问时很有技巧，一看就是“训练有素”；只是容易模式化，且过度自信（或假装很自信）。后者态度比较谦恭，不大会提问，可愿意倾听，很少随便打断你的陈述。当然，这与我自己的专业背景有关。不过，有一点我很坚持，那就是采访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采访者必须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比较深厚的人文关怀。

　　以我的经验，好的提问，是成功的一半。好记者自有主张，而又能随机应变，这样的现场问答，比起笔谈来，更容易迸发出思想火花。可惜这样的机缘越来越少。你问我，对于年轻记者，有什么建议？假设采访的是像我这样比较挑剔的教授，那么，我的建议如下--

　　第一，请明确工作目标。只有撰写政府工作报告，才需要面面俱到。作为个体的教授，每次发言，都只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怕不着边际的提问--有的东拉西扯，有的无的放矢，有的你早在别的地方说烂了，有的简直是侮辱你的智商。好的采访者，三言两语，就能让对方明白，你是做了功课的，不能随便打发；而后，双方配合默契，步步紧逼，丝丝入扣。碰到这样的记者，受访者很累，但容易有超水平的发挥。否则，如温吞水，说了等于没说。

　　第二，请让对方把话说完。媒体自有立场，这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既然是采访，就得学会倾听，准确把握受访者的主旨。特别忌讳不断插嘴，把人家的思路打乱。老是被岔开去，很快就会兴致索然。即便听到不合时宜的言论，或认为对方已经离题万里了，你最好还是耐心听下去，说不定会发现某些有趣的线索。让人家把话说完，至于写不写、发不发，那是你的事情。特别怕那些受过科班训练的，老想引导你“走正路”，不愿你溢出原先设定的轨道。如此讲究效率、没有半句闲话的采访，实在煞风景。

　　第三，请关注对方的学科背景。同样是专家，人文学者不同于水利工程师，更不同于商学院教授，这点你必须明白。每个专业的学者，因长期的学科训练，会有一些特殊的癖好与禁忌。比如，你采访商学院教授时，交流一下最近股市行情，有利于拉近双方的距离；可跟一个诗人或人文学者大谈金钱，不管是夸耀还是诉苦，都让人讨厌。

　　第四，请尊重对方的立场。记得毛泽东说过，屁股决定脑袋，这话我信。比如，我是一个教授，不可能站在国务院总理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比起学无根基但见多识广的记者来，教授们一般比较固执己见，不愿意随风转舵。对此，你可以不认同，但你必须给予充分的尊重--否则你就不要采访。不要以你的小聪明，去揣度、评判甚至讥笑对方的“迂腐”。或许，正是那种迥异常人的思考与表达，成就了学者的功业。

　　【怎样面对摄像机】

　　我曾经设想，没有传媒的日子，我们该如何进行对话与交流--诗酒唱和、鸿雁传书、道听途说？那样很亲切，但传播效果有限。不得不承认，大众传媒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你我的阅读与思考。作为个体，我借助传媒了解外部世界，若有可能，还想借此呈现自我或影响社会。可是，传媒并不透明，借用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即是信息”。阅读传媒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必须将此媒体的特性考虑在内--这里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之间的差异，也包括不同媒体的政治立场与文化趣味。

　　举个例子，中央电视台有“面对面”的专题采访，很有名。可这是摄影机下的“面对面”，不管你如何久经沙场，也不可能对那耀眼的灯光以及环绕的机器视而不见。你应该明白，真正的对话者，不是手持话筒、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而是电视机前拿着遥控器的亿万观众。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你的一言一行，都带有表演意味。

　　如果真想“面对面”地对话与交流，最好是关掉摄像机和录音机，那样，才有可能“打开天窗说亮话”。某种意义上，大众传媒的功能，犹如语言隔阂时的译者--将大众潜在的立场、趣味及诉求，“翻译”成采访语言；另一方面，选择合适的对话者，挖掘出领导或大众所需要的“金玉良言”。在这个过程中，译者是有特权的--有的直译，有的删节，有的允许发挥，有的假装没听见，全在译者的一念之间。

　　我的感慨是，自从有了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采访，很多人变得不会说话了。要不夸饰，要不谄媚，要不陈词滥调，要不言不由衷。面对摄影机，发言者往往置现场听众于不顾，径直向场外的某些特定的“读者/听众”呼喊。因为，他们明白，能在众多拍摄素材中脱颖而出的，必定是符合现实政策需求的。现场效果好的，不见得播出；反而是那些不痛不痒的套话，最容易获得青睐。看电视上的现场采访，有时真的很伤心--怎么尽说空话，而且还铿锵有力？开始骂被访者，后来骂电视台编导，再后来，眼看着连大学教授也都戴着面具说话，我终于明白，大家都有难处。

　　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那就是努力做到领导在场不在场、记者录音不录音、摄像机开不开，说话一个样。只要你说话有精气神儿，且基本不走形，那样就好。至于答问技巧云云，可以统统不管。我不喜欢那些不把现场听众放在眼里，还没开口，心思早已飞到了窗外，总挂念着领导好恶或媒体趣味的。常听到这样的表扬：某某教授很不错，他说真话。我很纳闷，这不是很正常的吗？难道接受采访，说话就一定得夸张变形或刻意隐瞒自己的观点？作为学者，我可以接受采访，但拒绝任何“善意的引导”，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考。至于是否适合刊登或播出，自有报社主编及电视台领导把关，不在我考虑之列。

　　我当然明白，所谓忽略摄像机的存在，那是有限度的；说到底，镜头选择及剪辑过程，不是受访者所能控制的。报纸的专访相对好些，你可以要求发表前审读一遍。但即便如此，无论报纸还是电视，都有自家立场--而且写在面子上，所以接受采访时，要特别警惕为了发表或播出而刻意迎合。如果连大学教授面对媒体时都不敢畅所欲言，那是很可悲的。在我看来，当下中国读书人接受采访时之所以“不太会说话”，主要不是语言表达能力，而是思想修养、社会风气以及政治氛围造成的。

　　2015年5月30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文│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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