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暴动：关东军残部的最后反扑

　　（1937年）12月13日早晨，步兵部队的主力从中华门进入南京城……曾经多么想夺取南京，站在敌人首都的城墙上，一遍遍地高呼“万岁”啊！战友们被这样的愿望所驱使，不辞辛劳，终于坚持到了今天。（藤田实彦《战车战记》）

　　当陆军少佐藤田实彦激动地写下这些文字时，正是他一生中最感自得的时刻：作为第十军独立战车队队长，他率二十多辆坦克掩护步兵几番激战，终于攻陷中华门，率先冲入了南京城。

　　藤田实彦的人生经历在整个侵华日军中堪称传奇。他既可以指挥杀人，也可以握笔写作。在当时所有日军“军队作家”中，他是军衔最高的一位，一直做到陆军大佐。藤田实彦于1940年创作发表的中篇报告文学《战车战记》，详细描述了他亲率坦克部队通过华北地区向南京进发，参与围攻南京战役的全过程。由于这是日军正面记述进攻南京战事的重要作品之一，作者的身份又不同凡响，《战车战记》一经发表便影响巨大。

　　藤田实彦出生在广为人知的武士之乡：日本鹿儿岛县——那是1877年著名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悍然发动反政府叛乱的大本营。他从小就在鹿儿岛听着西乡的故事长大。

　　1937年8月，淞沪战役爆发时，藤田实彦任第十军独立轻装甲第二中队长。从骑兵到装甲兵，藤田实彦鸟枪换炮，率领战车部队在侵华战场奔袭，给中国军队造成了惨重损失。

　　1937年11月5日，藤田实彦所属的第十军增援淞沪战场，突然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迂回进攻中国军队的背后防线。蒋介石措手不及，节节败退，直至上海全部沦陷。一路势如破竹的第十军登陆以来进展顺利，气焰嚣张，竭力主张乘胜追击攻占南京，建立更大功业。

　　藤田实彦指挥的战车部队，作为第十军的开路先锋，更加急不可耐。然而一路向南京追击的路上，中国军人的顽强抵抗远远超出了藤田实彦的想象。后来战斗最激烈时，藤田不知不觉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一次出征前，他都会脱下穿脏的衣服，专门换上干净的衣裤再上战场，因为不知道敌方的炮弹何时就会击中他的战车，他也不知何时就葬身沙场。他每天都在为无数人制造地狱，自己也无时不准备命赴黄泉。

　　一路马不停蹄急行军，抵达南京后的大决战终于到来。城破身死的那一刻，中国壮士热血横飞。这一切都被藤田实彦如实写进了他的作品《战车战记》里。

　　大厦将倾，藤田成功出逃

　　在攻占南京中立下大功的藤田实彦，受到上级高度赏识，军中仕途从此更加顺利。1945年1月，日军在伪满洲国编成125师团，师团长为今利龙雄中将，藤田实彦出任参谋长，授衔大佐。

　　正当藤田实彦前程一片大好时，日本在二战中已成强弩之末，败相毕露。当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正式下达，125师团已败退至通化。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停战命令随后下达。对藤田实彦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从未想过日本会有战败投降的一天。

　　关东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草地贞吾亲自向125师团下达了投降命令，接电话的正是藤田实彦。草地贞吾后来在回忆录《关东军的溃败和灭亡》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停战命令刚宣布完毕，就遭到藤田实彦的坚决拒绝，他和草地贞吾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藤田非常强硬地说：“草地君，如果我的师团不听从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呢？”

　　草地也不让步：“不服从军令的结果是什么，请大佐考虑一下，请想一想天皇的广播诏书。”

　　“只有师团玉碎时，才能够考虑停战和解除武装。”

　　“整个关东军都放下了武器，只有你们一个师团能干什么？不执行命令，这是叛逆！”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投降，因为我们是军人。”藤田大佐的态度仍然强硬。

　　“如果你不服从军令，我只好发出逮捕令！你到底服不服从命令？即使你不服从，125师团的今利师团长也会服从，因为他是优秀的师团长。”

　　在草地参谋发出拘捕的威胁后，藤田实彦只好暂时表示服从。

　　今利龙雄决定执行停战命令，得到了大多数军官的赞同。眼见形势不妙，藤田实彦连夜动用一辆军用卡车装上师团的钱款和粮食，带上家属和亲信逃离了通化。

　　后来有些日本人称藤田实彦此次的成功出逃为“第一号逃跑”，因为他很快就将影响到成千上万日本人的命运。由于他在南京城下曾创造过的战功，他在滞留通化的日本军民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如同日本人佐藤和明回忆：“藤田大佐留有浓密的大胡子，在市民中人气很高，人人都亲切地称呼他‘胡子大佐’。”

　　正是这个不甘退出战争舞台的“胡子大佐”，很快就在通化地区掀起了滔天巨浪。

　　关东军投降后隐蔽残部三千余人

　　1945年8月末，苏联红军攻占通化，解除了退驻在此的关东军125坦克师团的武装，进行军事管制。从那时起，通化就如同“三国争雄”的大舞台，风云际会，高潮迭起。由于通化地处长白山麓，是连接南北满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之这里有世界罕见的优质矿藏，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日本刚战败投降，通化立即成为共产党、国民党及日伪各方政治力量激烈争夺的中心。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通化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无异于“汉高祖之汉中”——只有牢牢占据这个东北的“汉中”，共产党才可能在全国立于不败之地，迟早取得胜利。9月下旬，关内八路军新四军抽调大批部队挺进东北，抢先一步配合苏军解放通化，成立了各级政权，赢得了先机。

　　共产党先行占领通化地区，国民党岂能甘心丢了这块“肥肉”？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兵力，蒋委员长心如火焚，除了在美国援助下从海、陆、空赶运军队，抢夺东北，还同时派遣大批“中统”“军统”特务人员，在东北地区勾结土匪、警察、日伪残余分子，组织所谓“先遣军”“地下军”“铁血团”等反革命武装，策划暴乱，公然向我党我军进攻。东北全境枪声大作，新一轮抢夺与反抢夺的斗争此起彼伏。

　　而此时已经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也妄图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战败之前，日本法西斯就曾将通化视为最后盘踞的老巢，打算把日本天皇也迁移到这里。尽管天皇已宣布投降，但关东军司令部仍暗中发出指示：要求除在铁路干线上的日军部队解除武装外，在偏僻山岳地区的日军要尽可能地避免解除武装，保存力量。藤田实彦的125师团残部3000余人，就是遵照这个指示，潜伏于通化老爷岭山脉深处。日本投降后，通化实际上悄然成为日伪反动分子负隅顽抗的大本营，他们妄图再度“复兴满洲”，恢复日本人的宗主地位。

　　日本投降仅仅三个月后，藤田实彦就真的等来了机会：1945年11月20日，池田中将向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推荐了藤田实彦，并送来了一纸委任状--任命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并命令藤田负责搜罗通化各区日军的散兵游勇，对抗共产党部队，配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接收。

　　“官帽”是有了，可作为一支战败之军，凭借什么“名正言顺”的政治口号起事，却让藤田实彦颇伤脑筋。想不到此时另外一个人也急不可耐地期待与藤田实彦“合作”，他就是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尧。

　　孙氏乃一野心勃勃、投机善变的党棍政客，日本人统治时他出任伪职，宣传“日满协和”；国民党回到东北后他摇身一变，几经运作，居然变成了代表“中央正统”的国民党通化地区一把手。可是通化此时已是民主联军的天下，无兵无权的孙耕尧做梦都想改变县党部“皮包公司”的现状，夺取通化地区的实权，为“党国”献上一功。正当他急火攻心之际，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帮他“联络”上了同样在潜伏待机的藤田实彦。

　　孙耕尧了解到藤田实彦不仅在日本人中极有威信，而且手中还握有大量“筹码”：光在通化他暗中就有3000部下可供驱使；还有被东北民主联军缴获的七八架飞机和数十辆坦克，虽说编入了共产党的航校和炮校，但藤田实彦可以策动其中一些日军飞行员和坦克手随他起事。设想一旦有了飞机坦克加入暴动，那场面气势肯定非同一般了！

　　孤注一掷：精心策划通化暴乱

　　骤然间获得这么一位“神仙”，孙耕尧大喜过望。1945年12月15日，他迫不及待与藤田实彦会晤谈判。几番密谋后，两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孙耕尧需要“借刀杀人”，让日本人充当打手炮灰；藤田实彦欲借重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师出有名。

　　为了驱使日军残部尽快为自己卖命，在国民党通化党部与日本关东军的第二次谈判中，孙耕尧一口气痛快答应了藤田实彦提出参加暴动的三个条件：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不失业，并集体加入台湾籍。

　　看到孙耕尧如此急迫，藤田实彦心里一动，居然提出了第四个匪夷所思的条件：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由国民党和日军关东军共同掌权。战败国居然要和战胜国共同在东北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利令智昏的孙耕尧就真的签字同意了。也许向来不择手段的孙耕尧准备利用日本人先消灭共产党，等中央军来了再干掉日本人，先哄驴拉磨，再卸磨杀驴！（吕明辉《通化二·三事件》）

　　从藤田实彦提出的四个暴动条件来看，他之所以勾结国民党发动暴乱，绝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在通化日本人的利益，而是幻想使通化成为“满洲复兴”的基地，完成前辈们的未竟“理想”。于是藤田开始粉墨登场，化名“田友”正式加入国民党。为了鼓动更多日本人加入他的队伍，藤田到通化日本居民中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说什么“要想回日本与父母妻儿团圆，就得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谁料操之过急，藤田实彦意外翻了船。当时，管理日本侨民的“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简称“日解联”），是日本人在通化的唯一合法组织，由共产党领导控制。掌握了“日解联”，就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拉拢策反日本人进行暴动。就在藤田去收买“日解联”的领导时却被检举揭发，阴谋败露，被我公安机关逮捕，扣押在通化支队司令部。

　　藤田实彦这个一号“军师”被捕，通化的关东军复兴分子群龙无首，一时人心浮动。共产党方面也提高了警觉，通化专署加快了搜捕日本战犯的步伐，到1946年1月底，已经逮捕日军大尉以上战犯120余人。这更让孙耕尧和关东军残余分子坐卧不安，他们决定铤而走险，袭击通化支队救出藤田实彦。

　　出人意料的是，狡猾的藤田竟然自己成功逃脱了。

　　1946年1月13日凌晨，在日本内应的配合下，被关押在通化支队司令部三楼的藤田实彦，乘看守哨兵昏睡之际，将布条绳子一端绑在暖气片上，打开窗户将绳子扔到窗外，顺着绳子逃了出来。但是在落地时，由于惊慌没站稳，藤田把脚脖子扭伤了。

　　死里逃生的藤田实彦加紧与孙耕尧策划暴动。尽管双方各怀鬼胎，私下里互不信任，但臭味相投的目标暂时还是将他们拴在一条船上。1月22日，双方决定成立“武装暴动总指挥部”，下设三个指挥，总计1.2万人的暴动队伍基本形成，并精心制定了暴动时间、地点、信号、袖标、口令等，暴动时间最后敲定在1946年2月3日。

　　霎时间，通化上空黑云压城，大有天翻地覆之势。

　　中共通化省委的“斩首行动”

　　1946年2月3日凌晨，天色未明，南满重镇通化万家灯火，繁星闪烁，结束了14年亡国奴生活的通化人民沉浸在喜悦中，迎接光复后第一个春节黎明的到来。

　　凌晨四时，全市电灯突然神秘地三灭三亮，这是国民党和日伪军发起暴动的进攻信号。全市顿时陷入一片漆黑，顷刻间枪声大作，成千上万的日伪残余分子开始了武装暴乱。暴乱匪徒们手持棍棒，挥舞战刀，喊叫着分数路向市内行政公署大楼、通化支队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疯狂冲锋，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和民主联军，重新夺占通化。

　　藤田实彦一伙做梦也没想到，由于他们行事不周，早在临近暴乱的十多个小时前，中共通化分省委就掌握了他们的计划和行踪。

　　生死关头立下首功的，是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供给股长沈殿凯。1946年2月2日午后，为策反我军要害部门工作人员，暴乱分子选定了沈殿凯作为拉拢对象。铁杆汉奸刘子周将沈殿凯带进暴动总指挥部，威逼利诱他“反水”。沈殿凯虽然参加革命不久，但立场十分坚定。他沉着冷静，不露声色，与暴动首要分子斗智斗勇，探听虚实，掌握了全盘情报。他假意答应敌人可以参加暴动，以回去取枪入伙为由摆脱控制，返回后火速向兵工部长吴云清汇报。在万分危急情况下，吴部长一面用电话与通化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西元联系，一面派车把沈殿凯送到通化支队司令部，当面向刘司令员作详细汇报。

　　2月2日傍晚，离暴动仅剩6个小时。中共通化分省委火速召开紧急会议。这次暴乱规模之大，完全出乎预料。敌方总计兵力2万，关东军1万，国民党和土匪近1万，内应叛徒600余人。而当时共产党主力部队正在外围剿匪，整个通化的党政军机关都唱了“空城计”，总兵力只有朝鲜族义勇军的两个连，加上其他能参加作战的只有500多人，和敌人相比，是20倍之差。况且我军不少战士是刚刚扩征上来的，有的连枪还没放过，战斗力不强。

　　会议根据敌强我弱、时间急迫的严峻形势，决心采取几条果断措施：立即催调援兵，同时整肃纯洁内部，查出内应分子；武装机关干部、党员和工人自卫队；命令各机关单位、党员起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就地抵御，人在阵地在，决不退出阵地，等援兵到来后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坚决平定暴乱。

　　而中共通化分省委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对敌先发制人的“斩首行动”。晚7时，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下令查抄暴乱总指挥部，立即逮捕孙耕尧、刘靖宇等首要分子。在铁的证据面前，孙耕尧不得不低头认罪，全盘交代了暴乱计划。敌人暴动的时间是2月3日拂晓4时。离暴动的时间只剩下3小时了。万分危急之际，通化分省委领导果断下令就地处决孙耕尧、刘靖宇、郑乃樵等5名首犯，置敌于群龙无首的境地，以此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另一方面整肃内部，刻不容缓。当时在航校、炮校等重要单位，已经发现了留用的日军驾驶员上了飞机，坦克手正往坦克里灌油，大炮旁边也有人在从事战斗准备，一切迹象都发出了危险的示警信号。各单位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软禁了所有的内应分子，将飞机、坦克、大炮等牢牢掌控在人民政权手中，从而为平定暴乱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王元年《一起惊心动魄的反革命暴乱》）

　　但是，由于事出仓促，时间紧迫，当时只抓住了策动暴乱的几十个头目，并未全部摧毁敌人的指挥机构和组织系统，一场生死血战还是在通化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中共领导的自卫武装五百余人坚守阵地，英勇抗击着几十倍的武装暴徒。由于兵力薄弱，我军制定了分兵把守的策略，抽调通化支队、炮兵学校、朝鲜义勇军支队各一个连为机动兵力，配合各阵地作战。

　　战斗中，参加暴动的日本关东军已完全陷于疯狂状态。他们除了少得可怜的手枪和步枪，大多数人手持最原始的大刀、棍棒、铁钩、斧头发起一波波冲锋。他们唯一可以壮胆的就是凭着一股“武士道精神”狂呼乱叫，然而这呐喊吼叫根本压不住中共军队怒吼的机枪。渐渐地，日本人高亢的喊声变成了绝望痛苦的哀号。那是一种以自我毁灭为代价的清醒疯狂。

　　就在日军拼死血战时，通化国民党一伙却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而是躲在家里“坐山观虎斗”，企图坐收渔人之利——日本人成功了他们就大摇大摆出来接收通化政权，日本人要是失败了，他们就赶快溜之大吉。

　　在我方军民共同反击下，到晚六时许，仅两个多小时各主要战场暴乱基本平息，下午全城戒严，各部队和广大市民一齐出动打扫战场，进一步搜捕溃散隐匿之敌。

　　然而民主联军掘地三尺，也没发现暴乱的重要策划者、诡计多端的藤田实彦。就在全城大搜捕中，他再次逃脱了。

　　原来，在暴乱发动之前的2月3日凌晨3时，藤田实彦派出的传令兵在通化龙泉街一带被民主联军逮捕，他预感大事不妙，遂下令烧毁所有暴乱文件，然后带着指挥部其他人员，转移到一个叫千叶幸雄的日本内应家里，躲进天棚。2月4日上午，在朝鲜义勇军支队的挨家搜捕中，藤田实彦终于落网。

　　此时，落网的藤田实彦全然变成了一个畏缩可怜的老头，再没有当初那副不可一世的“武士”影子。藤田被捕时十分狼狈，他脚上缠着厚厚的绷带，那是从通化支队司令部跳楼逃走时摔伤的。也许自知大势已去，审讯过程中藤田非常配合，几乎有问必答。他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身世来历，以及参与策划组织暴动的全部过程。

　　“活标本”狼狈受审，羞愤而亡

　　通化市丁字街“裕丰厚”商店大楼，是全市人流最密集的地方。为了彻底揭露国民党勾结日伪法西斯的阴谋罪行，1946年3月8日起，一场轰动四方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展览，就在这里大张旗鼓地举行。

　　在“反对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寇残害中国人民”的醒目标语下，藤田实彦被五花大绑押上来，作为活展品现场示众。两位全副武装的民主联军战士站在他身后，手里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往日威风凛凛的藤田实彦大佐满面凄惶，站在凳子上低垂下头，对着黑压压涌来的人群不断喃喃自语：“我是日本军阀，法西斯分子，所以惹起这起暴乱事件，致使很多日本人无辜死伤，通化的诸位将要把我恨之入骨髓了吧？”围观的中国人大声斥骂着这个贼心不死的日本鬼子，纷纷朝他吐口水、扔东西，如果不是执勤战士守卫，恐怕他早被砸成了肉泥。

　　每当日本人走过藤田实彦的面前时，他就会把腰弯得更低，深深地鞠躬赔罪道：“对不起你们了，对不起你们了！”这是藤田实彦的由衷之言。如果不是他误判大势，诱导煽动，怎么会有那么多日本人盲目跟从，最终命丧异国，暴尸冰雪？

　　据事后统计，参加这次暴乱的敌人总数共计13300余人，《朝日新闻》后来报道日本死亡者约为1090名，我方累计俘敌3000余名。活捉藤田实彦的五连连长高应锡还回忆道：由于关东军投降时宁愿把大批囤积的军用物资烧掉，也不肯分发给饥寒交迫的东北老百姓，许多困苦不堪的中国人恨死了日本兵，他们扒光了被打死日本人的衣服，将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搜走了，甚至连嘴里的金牙也被敲了下来。

　　原本把自己当作日本人“救星”的藤田实彦，现在才知道他其实是将同胞引向黑暗绝望的深渊。参观完此次罪行展的日本人，无不对藤田实彦切齿痛恨。一位叫谦道生的日本人在《通化日报》发表文章毫不留情地说：“对那害死许多民众珍贵生命而该死的藤田参谋长，我们谁还喜欢看见他呢？他完全是个旧时代的、无用的废物。”这种痛恨持续很久，许多日本人在战后的著作中还不约而同地说：“战败已经过去5个月了，日本人没有了武器还发起暴乱，怎么能够获得胜利呢？怎么也想不到藤田大佐会策划出如此愚蠢的行动来。”

　　一连多天的展览从早到晚，围观群众络绎不绝。在人们的唾弃下，羞惭交集的藤田处于极度悲哀和绝望中，突然患了急性气管炎和肺炎，病情急速加剧，经抢救无效于3月14日死亡。这一天，恰巧是藤田实彦的生日。

　　可以说，藤田实彦是窝囊被捕，狼狈受审，最终羞愤而亡。可以想象，这个当年在南京城下威风八面的“铁甲武士”，堂堂帝国陆军大佐，如今却成为待宰羔般任人围观的“活标本”，他内心想必充满了无尽的耻辱与悔恨。作为一名终生追随“武士道精神”的军人，他没能像西乡隆盛那样“洁身自决”，而是惭愧交集地屈膝投降。他把自己和同胞的命运都赌给一场暴乱，最后不但没能成为“复兴满洲”的功臣，相反却在中日两国都成为千古罪人。

　　文│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