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情报局澳门站站长的变幻人生

　　据传，程一鸣投向大陆后，主管台湾情治特务系统的“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气恼至极，特务机关内部颇为震动。程从澳门回到广州后，受到当地和中央有关领导人的热情关怀，被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12月16日，新华通讯社发出一条“广州十六日电”：原蒋介石集团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于十三日起义，回到广州。翌日，这则电讯被海内外众多华文报纸刊用，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甚至震惊。因为电讯披露：“程一鸣参加蒋帮特务组织达三十一年，解放前，历任蒋帮军统局黔阳、兰州等特务训练班敎官、总敎官，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军统局本部第一处处长，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伪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随蒋帮特务机关逃往港澳后，又历任蒋帮广东反共救国军粤中指挥部第十六路军司令，国民党中委会第二组澳门派遣组组长，蒋帮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站长、澳门组组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直至1960年代中期，程一鸣是从台湾国民党政权内部起义回到大陆的最高级别官员，且是有少将军衔的特务头目。哪怕普通的读者也知道，此人手上，肯定握有国民党情报机构及其他方面的重大机密，价值不可估量。

　　那么，作为一个国民党特务头目，程一鸣的立场是如何转变的呢？电讯对此交代得比较简略：“从1950年起，程一鸣在澳门专门负责对大陆进行破坏活动。他起义前，认清了形势，感到追随美蒋集团没有前途，决心弃暗投明。”事情的经过，自然不会如此简单。电讯里没有写到的是，程一鸣在成为国民党特务之前，曾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运，表现出色。若非后来走上另一条道路，他在中共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很可能高于在广州出面欢迎并宴请他的那几位党政要员。也许，对于程一鸣的人生经历，只有用在红、黑两种颜色之间变幻来形容才较为确切。

　　早年投身革命，曾赴苏联接受培训

　　1907年程一鸣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第四区（现中山市南朗镇）亨美村一个华侨家庭。924年初，因继母要他停学做家务引发争拗父亲送他乘轮船赴上海当学徒。

　　到上海不久，程一鸣经堂兄介绍，进入虬江路上的广东汽车公司当学徒。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展开。程一鸣经历了五卅大罢工，目睹了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勾结镇压工人的狰狞面目。1926年夏天，他遵照生母的遗嘱去汉口探望姨妈，顺便由姨父介绍到大智门附近一家机器厂做工。在那里，他对北伐军占领汉口时工人群众兴高采烈的景象，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年10月，程一鸣乘船返回上海，进入闸北的光明电器厂维修机器。每天下班后，回到租住的亭子间读书看报。这幢石库门房子的楼上楼下，都住着上海大学的学生。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创办的学校，党团组织力量较强，充满浓郁的革命气氛。同楼的邻居之一马异，广东海南人，是该校中共独立支部书记。他经常找程一鸣谈心，经过不断启发和开导，程一鸣产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写下申请书和履历表，很快被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随后，马异给了一本《共产主义ABC》，要他认真阅读，并布置他在厂里工人中从事组织、宣传和鼓动工作。在马异的具体指导下，他发动全厂工人举行了一场罢工，最终迫使资本家接受了改善工人待遇的要求。

　　1927年3月21日，上海的广大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在中共领导下先是发动大罢工，随后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起义中，程一鸣率领工人纠察队，夺取了当地军警的部分武器，埋伏在淞沪铁路的天通庵车站，当晚上满载孙传芳部队的列车驶入车站时，开火打得那些士兵纷纷弃车逃向租界。接着，他们又攻打守在东方图书馆的驻军残部，对方只得竖起白旗投降。但是，指挥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的蒋介石，突然在4月12日策划了针对共产党人及工人群众的大屠杀，成百上千的人头落地，全市顿时陷入白色恐怖。这时，程一鸣并没有气馁，每天到各工厂区与工人骨干联络，鼓励他们继续与敌人斗争，表现出较为坚定的革命意志。由于他身份暴露并遭当局缉捕，8月，党组织决定他前往苏联。

　　这年10月中旬，程一鸣进入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成了一名学生。这是国共合作时期为两党培养政、军干部的教育机构，但国民党在“四一二”清党行动后，于当年7月26日宣布与该校中止一切关系。所以，校内此时大都为中共派送的学生，其中有些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程一鸣喜欢研究“游击战术”，暑假期间接受过苏联红军的野营训练。

　　遭打击，失党籍

　　1928年春，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副校长米夫升任校长，还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他大力扶植给自己当过翻译的学生陈绍禹（后改名王明），开始在中共留苏学生中大搞宗派，竭力排斥不追随他或持有不同意见的人。1929年末，由于苏共中央发生了所谓的“布哈林事件”，开始对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大清洗。这场运动也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展开，正在该校学习的程一鸣，遭到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无情打击。

　　程一鸣是中共培养的工人运动骨干，也是共产国际辖下的赤色职工国际会员，在大清洗运动中由该组织派出三名监察委员对他进行审查，莫名其妙地罗织了三项罪名：（一）程的父亲是华侨，在香港一家旅馆做工，被说成开旅馆的资本家，因而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二）1929年暑假里程到南部维尔塔休养，回校后给父亲写信说：“南俄的天气酷热，很像广东的夏天。山上的树木很少，土是赭色的。”结果，信被人偷偷拿走译成俄文，据此讲他把会主义的苏联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东相比，还诬蔑苏联的气候恶劣，山上荒凉，是反革命诽谤。（三）程的中文程度不高，学习俄文更感吃力，干脆放弃不去上课，而把图书馆里中文书籍和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都读了一遍，却被说成不学俄文，无心学习革命理论。

　　由于没能学会俄文，程一鸣无法直接为自己辩护，只能听任翻译居中诬害。最后，他以“阶级异己分子”的定性，被开除苏共党籍。所幸，中共党组织依然视他为同志。

　　1930年5月从劳动大学毕业后，同学中有的打道回国，有的先去休养，而程一鸣却和另一同学被送去莫斯科的铁锤镰刀钢铁厂劳动，显然是组织上要继续考察。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勤勤恳恳，该厂党支部给予好评，并认为留在苏联发挥不了作用，建议把他们送回中国参加革命。

　　同年秋天，程一鸣从莫斯科启程回到上海。他与中共闸北区委接上关系，获派负责恢复上海五金机器工会，并参加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于是，他一面在美昌洋行做工，一面到工厂组织秘密工会。然而，1931年5月，他忽然接获通知，中止与中共闸北区委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他明白，这是王明一派掌控了白区党中央的大权，在党内打击在苏联没有清洗完毕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从此被逐出组织，完全脱离了中共。

　　脱党后，程一鸣如同一只飞离了雁群的孤雁，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依靠，只能凭借个人的摸索寻找出路。为维持生计，他有时去工厂做工，有时到小学教课，还出版了名为《聊斋》的杂志，但没办几期即难以为继。

　　辗转步入歧途

　　1932年冬，正当程一鸣彷徨无计之际，一位名叫吴景中的留苏同学找上门来，要他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留俄学生招待所报到。他当即表示：“你知道我已经脱离中共了，没有到南京去的必要。”但吴景中对他说，南京的老同学认为他在工厂做工，又到小学教书，还出版了一份杂志，怀疑他已恢复了中共的组织关系；如果与中共没有关系，为了自己更应该到南京去一趟。

　　这时，有些过去的同学投靠国民党干起了特务工作，也把程一鸣作为争取的对象。他考虑下来，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逃到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但王明一派已把他排挤出党；另一条是遁往汉口，但那里也在国民党统治下。他又想，既然自己与中共已经没有关系，为什么要逃离上海？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节，吴景中上门拜年，又对程一鸣提起到南京去的事情，还恐吓道：“你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应该作出决定了。再拖延下去，在南京的同学可能拘捕你，迫你自首。你既然与中共没有关系，何必吃这样的苦头？”在这种胁迫下，他过完年终于去了南京留俄学生招待所。先是有个老同学问他是否学过修理汽车，然后带他到另一个同学兼同乡家里，要他代拟一份开办汽车修理厂的计划，原来这个同学已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通研究院副主任，想请他出任汽车系研究委员。接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干事张冲找他谈话，认为他到交通研究院工作很好，大家都是为了效忠“领袖”。张冲让留俄学生招待所所长发给他一张“自新证”，以示与过去一刀两断。从这一点看，程一鸣是被中共党组织除名后举目茫然，才经留苏同学劝导投靠国民党。他当时没有出卖中共组织或同志，实际上被迫中断联系后也已无可出卖，至多只能算是政治上变节，而非一般意义的“叛徒”。

　　不久，因交通研究院正、副主任之间内斗，程一鸣受到波及，只好辞职离去。他正准备回沪，在大街上遇见两个留苏老同学。由他们引领，去拜会到南京参加黄埔军校纪念活动的另一个同学邓文仪。邓此时已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还记得程一鸣在大学里出墙报绘画的旧事，提出要他去南昌帮忙绘制统计图表。他起先推托自己不懂军事，但经不起陪同的同学在一旁劝说，便答应下来。他带着邓文仪一纸介绍信去了南昌，当上南昌行营调查课军事股少校股员，正式踏进了国民党军事特务机关的大门。

　　7月1日，南昌机场发生火灾，一架正在维修的战斗机被烧毁，旁边一长排航空署办公用房也化为灰烬。蒋介石震怒之下，派邓文仪前去调查。由于行营调查课事先未能防范，事后又没及时破案，随后遭裁撤，并入南京复兴社特务处。程一鸣作为首批人员，调进特务处第一科统计股任股员。在同学照应下，不久升任华南股副股长、中校股长和华东股中校股长。1934年，他一度兼任宪兵司令部特高班教官，学员大都是宪兵团的反动军官和中共叛徒。委任他当教官，应是借重他对中共有较多了解。这些官职虽说都不高，但奠定了他在特务机构稳步升迁的根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前，程一鸣出任复兴社特务处苏州特别组中校组长，负责搜集苏州、无锡、常州、常熟和昆山有关日军及汉奸的情报。第二年春，他担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书记（相当于秘书）。1938年3月，复兴社特务处停止活动，随后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这年10月，他奉调前往湖南省临沣县，担任军统在那里开办的特别训练班情报教官。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对外抵御日本侵略，对内防止中共坐大，急需大批情报人员，在后方各地办了好几个特务训练班。程一鸣多次担任训练班的教官，对学员传授特工的理念和技能，还编著《情报学》一书，作为这些训练班的基本教材之一，为培训和壮大特务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

　　终成特务头目

　　1939年11月，程一鸣在担任军统局黔阳特训班的情报教官时，不满总队部的大队长、区队长经常打骂学员，也看不惯各队指导员动辄给学员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不仅在课堂上进行了批评，还当面指责他们的行为。另外，他还在学员面前发过牢骚。那些人就趁戴笠前来主持特训班结业典礼之时，告了他一状。戴笠当即下令将程扣押，第二天送到贵州省息烽县的阳朗坝监狱，后又转押重庆市磁器口的白公馆监狱。但此事激起其他教官和已毕业学生的义愤，加上上峰的惩罚目的已达，程于1940年4月1日获释，调至甘肃省兰州市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官训练班，担任情报系主任教官、总教官。

　　不到一年时间，程一鸣获得一项重要的实职任命：军统局西北区区长。该区本部于1939年从西安迁到兰州后，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的名义为掩护，所以他另有两个公开身份：第八战区司令部调查室少将主任，兼第八战区执法总监部调查室上校主任。虽然国共联合抗战，但国民党对共产党深怀戒心，采取严格防范和遏制措施。西北区是军统局派出机构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工作范围涵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等五个省区，一是搜集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各方面情报，同时破坏中共在西北国统区的地下组织；二是控制公路、航空、邮电的检查，监视和镇压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反抗；三是监控和防范西北的地方割据势力；四是监视当地所驻军队的政治状况；五是搜集西北军政、党派、财经、文教和社会以及外国人在西藏和新疆活动的情报。程一鸣主持军统西北区四年期间，在上述几方面均有建树，做过有害于中共和普通民众的事情，是毋庸置疑的。

　　1945年5月，临近抗战胜利，程一鸣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显示他获得进一步信任和重用。日本宣布投降后，9月9日他即随戴笠飞抵上海，在戴兼主任的军统局上海办事处兼行动组组长，参与对全市敌伪财产的接收和对大小汉奸的处置。同时，他还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蒋介石特别指定这个职位由军统局主管，无需经警备总司令部批准就可逮捕各类汉奸及其他嫌疑分子，根据需要还可以警备总司令部名义调动驻军、宪兵和警察，参与对任何事件的弹压和人员的搜捕。实际上，往往是军统上海办事处决定要逮捕的人犯，通过稽查处实施抓捕，再交上海办事处司法组处理。稽查处内设稽查、情报、司法、外事、电讯监察和总务六个科，外有沪东、沪西等六个稽查所，外加一个侦防大队。除了编制内的三百名稽查员，还在各街区遍布义务稽查员，织成一张白色恐怖的大网笼罩上海。程一鸣作为特务头目，率众多如狼似虎的下属，既出力逮捕和惩治各类汉奸，也镇压共产党人以及学生、工人的进步活动。不消说，他手上也沾有革命志士和无辜民众的鲜血。

　　1946年6月1日，程一鸣调任交通部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他还未上任，即奉蒋介石来自江西庐山的电话命令飞赴昆明，协助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侦破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遇刺案。此后，他从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调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因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军事较量中不断失利，四处告急，保护运送兵源和后勤物资的铁路动脉十分重要，他先后担任的这两个职务也很吃重。但不久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他已身处特务机构核心之外。

　　驻澳独当一面

　　到了1948年，程一鸣看出国民党大势已去，败象纷呈，开始消极倦勤，10月辞去陇海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一职；11月，从西安返抵广州，经常跑去香港，打算离开特务机构。不过，特务这个行当是“上船容易下船难”。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后，退居奉化溪口故里，部署残余力量作困兽之斗。4月里，蒋介石通过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通知程一鸣到溪口，召见时痛责保密局有关共军的情报还不如中央社记者报道快，要他提出整顿该局的建议并组织一个特务监察网。但程一鸣无心接受这个任务，借口要与宋子文商量工作，住了几天便返回广州。一个月后，薛岳继任广东省主席，委任程一鸣为省保安司令部视导室主任；8月，改任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

　　不到两个月时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解放军开始向广州进发。10月13日，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和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同乘飞机逃到三灶岛，再坐船遁往澳门，随即转去香港。听说程一鸣人在香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从台湾派人找他，但他避而不见。毛人凤大为不满，说程有意向共产党靠拢，在他的人事卡上注明“叛变”字样。

　　但进入1951年冬，因特务机构内部的派系关系，“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却发布任命：程鸣担任反共救国军第十六路司令。第二年初，“国防部”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郑介民还通知程一鸣去台湾。他们原是留苏同学，郑知道他在莫斯科学过“游击战术”，要他撰写一本《反共的游击战术》。半年后，程返港开始写作，由于从未真正打过游击，只能纸上谈兵，实在写不下去，就到中环各书店寻找有关游击战术的参考材料，其中包括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论著。

　　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防部”大陆工作处撤销，郑介民调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专责搜集大陆情报并派遣特务。“中二组”在香港设有国民党南方执行部，内设分管港澳地区的几个单位，程一鸣获任澳门派遣组组长。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后，他又出任该局澳门站站长。

　　程一鸣在中山出生并度过少年时代，而澳门紧邻中山，有许多居民来自中山及周边地区，要借助同乡关系探知和搜集大陆方方面面的讯息，并非难事。所以，由他担任此职独当一面，也可见上峰“知人善任”。无奈国民党气数已尽，“反攻大陆”不过是激发士气的口号，依靠特务渗透大陆从事破坏活动也难以奏效，他这个站长只好虚应故事。

　　可能戴罪立功

　　按程一鸣后来回忆所言，他长期居住香港或澳门，经常看到新中国出版的报刊，听到新中国的广播，有时看到新中国的电影，还读到各国媒体对新中国的报导，逐渐了解到大陆的真情实况。这些都促使他转变立场，做出了起义回到广州的决定。

　　为及时了解大陆的形势，程一鸣在澳门的星光书店订阅了《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1963年6月，他从《人民日报》读到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机起义的消息，又读到该报社论中的一段话：“我们一再重申：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职位的高低，过去犯了多大的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弃暗投明，起义归来，并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1964年秋，他在星光书店购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其中《论政策》里有一段话：“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在这些话语的感召下，他解除了思想包袱，认定返回大陆向中共投诚才是光明的出路、人生的归宿。

　　经过精心准备，程一鸣于当年12月13日毅然携带武器和特务人员名单，从澳门回到广州，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据新华通讯社报道：“他同时带来电台一部、密码一批、文件一批、无声手枪五支、各式手枪四支、子弹二百一十四发、手榴弹四个、钟表式定时引信七个、电器钟表引信十三个、磁性水雷一个、炸药三十磅、雷管三十六支、暗杀用的毒针两支。”与这些特务工具相比，他脑子里积存多年的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各种内情，可供大陆安全部门验证、研究和参考，有些更可能成为掌握敌情并调查破案的线索，无疑具有更大的价值。

　　不仅如此，程一鸣在回广州起义之前一个时期，很有可能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担当了大陆情报机构的重要内线。这并非空穴来风的猜测，而是基于事实的推断。原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芳晚年在其回忆录披载：1963年4月20日，国民党“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沈之岳潜至澳门，部署对大陆的行动破坏。他这里说得比较笼统，这个特务头目到澳门，其实是坐镇遥控指挥刺杀将于5月初到柬埔寨访问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值得注意的是王芳如下表述：这一回，沈之岳化名孙子超，在澳门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开一个房间，而实际住在“中二组”澳门特一组的驻地。沈特离台前夕，我们就搞到沈到澳门住的饭店房间、证件、照片和进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信息，以及入澳后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经我华南办事处直送北京。（《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沈之岳这次“离台前夕”，大陆已掌握详细信息，可见提供这些情报的人一定身在澳门，且是安排并配合沈的当地负责人。依常理推知，此人非程一鸣莫属，因唯有他才可能知悉沈赴澳行程的所有细节。当然，老谋深算的沈之岳被澳葡警方突然驱逐出境，回台后稍作分析就知道遭人出卖，最可疑者即接待自己的这位少将组长。因而，程一鸣若不迅速回归大陆，必有性命之虞。

　　荣获优渥待遇

　　从196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特务与澳门沾边的行动接连失败看，程一鸣早已成为大陆情报机构在敌方“卧底”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这一转折是何时又是怎样开始的呢？澳门坊间有本回忆录提及，是被毛泽东称为“澳门王”的何贤对程一鸣做了工作，但此说缺乏事实陈述。另有一种说法，是早年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周恩来对程一鸣有所了解，亲自部署了对他的策反工作，此说也无具体情节。有位曾在澳门一家左派报纸工作的老报人告诉笔者，当年报导程一鸣起义返穗的新华社电讯一到，轰动整个报馆，总编辑命他立即查找整理有关程的资料。他随后听闻，程一鸣在澳门常以购书为掩护，与大陆来人在星光书店秘密接触。该书店时为南光贸易公司下属单位，而南光是中共组织委派地下党员柯正平于1949年8月底在澳门创办最早的中资企业，在澳葡时代不光是一家商行，还是北京派驻澳门的代表机构，拥有不言而喻的政治地位。不论是程一鸣主动弃暗投明，还是大陆有关部门对他策反成功，目前均无更多的确凿资料佐证，那应是又一段隐秘且惊险的轶事。

　　据传，程一鸣投向大陆后，主管台湾情治特务系统的“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气恼至极，接听叶翔之的报告时摔了电话。特务机关内部也颇震动，因上上下下有不少是程一鸣往昔的学生和下属。为此，台湾方面也祭出应对之策，希图大陆中计放弃程一鸣。

　　1997年台北出版的《最高机密》一书称，程一鸣叛逃大陆，按道理情报局长叶翔之应该受连带处分，但他显得若无其事，谈笑自如。到下一个月，程一鸣在台家属的眷补如常致送，分文不少。当时不免有人窃窃私议，叶翔之对程一鸣未免宽厚过分，甚至有位职司督察的少将还将这事向蒋经国密奏一本。中共对于程一鸣往投，当然要查证真伪，遂透过潜台人员探知程的在台眷补未断。这一事实，使中共判定程一鸣是假投降、真渗透，在广州整得他日子很不好过。不久之后，“文革”发生，广州红卫兵出的一种小报上刊出文章《夜审程一鸣》，说把他过去反共的罪恶追得很深很透，还用严刑拷问要他招认假投降的过程。后来，根据程一鸣会轻功的特点，发配他到白云山上的佛寺，擦拭悬在空中多年未洁净过的大钟。该书号称“高阶谍报员首度公开国民党情报史”，但作者对大陆明显不了解，不仅“在广州整得他日子很不好过”仅有虚语而无具体事实，还将“文革”那个特殊时期发生的荒唐之事，如红卫兵批斗程一鸣，当作大陆有关部门判定他“假投降”的后续证据，纯属牵强附会。

　　事实上，程一鸣“终于冲破了地狱之门”，从澳门回到广州后，受到当地和中央有关领导人亲切接见和热情关心，获委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并被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常委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对这一切心怀感激，积极履职，写下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对同类回忆文章作出补充和纠正，还于1979年7月由公安部所辖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程一鸣回忆录》，因有些内容特殊和敏感而“内部发行”。

　　1985年3月，程一鸣抱恙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继续关心国家统一大业。程患病期间，政府、政协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前往医院看望，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86年6月29日去世，享年79岁。广东省政协和广东省国家安全厅联合为程一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那先红后黑继而又红的变幻人生，作出了准确和公正的评价。

　　文│贺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