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把读者当成朋友和亲人

　　江苏无锡浦苏山（无锡市物资局退休干部）贵刊编辑部通过“编读往来”栏目认真听取读者的评价、建议、要求、希望和意见，把它作为办好刊物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个栏目确实很有特色，是编辑部与读者联系、交流、沟通的友谊桥梁，也是读者最爱看的栏目之一，这种把读者当成朋友和亲人的真情确实让人深受感动。祝今后的《同舟共进》百尺竿头，更上层楼！（2014年12月12日）

　　云南蒙自王绿善（中共红河州委党校党史党建研究室原主任）贵刊的文风好，一扫那种只讲大道理、刻板，使人读不懂、弄不懂的教条式的不良文风，很多文章说理有据，说事有例，实实在在，明明白白，让读者受益匪浅。（2015年1月5日）

　　“我们应当如何说理”：一个好的“专题策划”

　　陕西汉中慕祎（汉中市委党校教授）贵刊2015年第4期的“我们应当如何说理”，是一个好的“专题策划”。言其好，是因为它的设问切合实况，且更重要的，它是一个现代社会异常需要解决的题目。在笔者看来，“我们应当如何说理”有内外两个层次。外部，就是葛剑雄先生与记者的对谈中列举的“不说理”“不会说理”、以粗暴语言来替代说理的种种行为。内层，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与我们的文化有极大关系。这一点，在葛剑雄的采访，刘擎、唐小兵的对谈，及邱震海的文字中，也多有涉及。

　　国人一般不能很好地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说理空间。本来，说理是需要培养的，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此却很不讲究。在工作中，开会本来可以成为展开讨论的场所，可惜绝大多数人基本是带着耳朵就可以了。所谓开会，实际对一些人是“讲会”，另外多数人是“听会”。讲毕听毕，会就结束了。平素里，家庭本来也是需要说理的，可惜这也被我们太多的传统格言和小品、相声类节目消解了，似乎这是一个不要“讲理”，只要服从或者耍横的场所。朋友圈中就更不“讲理”了，讲段子，家长里短，成了主打。

　　缺乏了基本训练，结果便是，不少人只要遇见大事小事，就立马、天然地站在自我的立场进行辩论（注意，不是“说理”），因为谁也不愿站在另一方考虑。

　　略微深入想想，除去“文革”留下遗痕，在我们“君臣父子”的长久文化中，就极度缺乏“说理”的传统。在一种非理性，只听命的社会氛围中，一下子要求人们立马会说理起来，实在不容易。

　　这个话题，我以为往后还可以再深入，把主题分解一下，通过梳理传统文化，提炼说理对现代社会的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讨论，也许对国人的帮助更大一些。有时我听到一些议论，一些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议论，觉着他们的思维都缺少训练，你让他怎么“说理”？（2015年4月10日）

　　一句话评刊

　　山东济南张本明（济南市天桥区人大办公室原主任）我已连续四年订阅贵刊，感觉贵刊每年都有新的进步，是我每期必读的精神食粮。（2014年12月5日）

　　广东阳春湛振健（阳春市政协办公室工作人员）刊物大气、有深度和高度；真、实、美。（2014年12月30日）

　　广东广州严钦熙（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同舟共进》有目标，有担当，实事求是；把握界限准确；有一定的启蒙和营造公民空间的作用。（2015年1月12日）

　　黑龙江双城市熊治球（农民）使我知道了很多从其他刊物和电视报道中了解不到的新东西。（2015年2月21日）

　　四川成都黎方军（成都大学艺术学院原党总支书记）《同舟共进》是为数不多我坚持订阅的报刊之一，既然在“舟”上，就常常挺立潮头；《同舟共进》做到了——策划的不少专题都切中当下，关注热点。（2015年3月4日）

　　国民性的反思与重塑

　　重庆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本刊特邀审读员）《同舟共进》2015年第6期可圈可点的文章很多，譬如：《当好协商民主的主人翁》在探讨政协委员如何推进协商民主方面有新意，接地气，可操作；《跨过海峡查档案》证实了曹聚仁确为“两岸密使”，20世纪60年代往来于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蒋经国之间；《赵树理，一个旗手的倒下》揭示“人民艺术家”赵树理之所以被打倒，源于他对“大跃进”、浮夸风的反思与抵制，令人唏嘘；《旷世奇才赵元任》讲述赵元任的生平事迹，善于剪裁，有细节，见性情。不过，这期刊物最有穿透力的内容，还是专题策划“国民面孔：性格、道德与文化”。

　　题记说得好：“在中华民族的性格基因与文化变迁里，几千年来，我们有什么固守，有什么变异，丢失了什么，学到了什么？文化改造与制度改造永不休止的争论之外，我们能否找到更务实有效的办法，一点一滴，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刷新我们的‘国民面孔’？”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很给力，深入阐述了各自的独到见解。

　　邓晓芒指出，当代中国最突出的道德问题是虚假，习以为常地作假，没有道德底线。何以如此？就是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间的错位。上层建筑包揽了道德话语权，可是又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基础，这就使大家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应该建立新的道德底线，人们应该注重起码的公平正义；在此基础上，国人的信仰应该有一个长久的根基，甚至应该有个永恒的根基，这就是真善美。为此，知识分子不可放弃自己的使命，要担当起文化批判和继续启蒙的责任，推进整个民族深层文化心理上的变革。

　　彭景涛认为，高调的道德话语与实际行为的不一致，已是身边的普遍现象。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两重人格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道德思维滞后于人的理性的结果。因此，可以在我们的教育和民间社会的发展中，运用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理性的力量，反思我们的信念与生活，确立新时代的信念，并付诸行动。

　　雾满拦江剖析了“模糊文化”的弊端。他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天然有着精准度不足的缺陷。胡适当年曾写《差不多先生》，讥讽国人凡事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这种观念与行为方式，已经深入到国人的骨髓里。模糊的文化，导致是非不清、善恶不明、公正匮乏，带来的是无休止的解释权利的争夺，其结果是限制了人的思维空间。模糊的文化与模糊的权力边界，使得中国人陷入原生态，每个人只能依靠自我的有限认知、良知或心机做出选择。他们活得特别累。除非，我们能够在传统文化之中，别开蹊径，营创出真正精确的思维或文化体系，否则中国人还会继续受累。

　　在李长声看来，所谓“国民性”，就是一群人长期在一个地方共同生活而养成的习惯，比如在日本，人们一般不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但在中国，我们就没有这个习惯。国民性是可以不断培养的。日本人在公交车上和咖啡馆里都不许打手机，起码不可以放开嗓门。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手机一出现，他们就立规矩，到处宣传这一点，现在还有这样的宣传。事实上，日本人有很多好习惯，并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是在封建的江户时代训练出来的，被管出来的。那时日本社会由武士领导，武士讲修养，他们把老百姓也治理得守规矩，一些规矩流传至今。我们应当向日本人学习的地方，第一是要守规矩，第二是做事认真，第三是要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