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本家与工人、农民的不同

　　互联网基因、互联网思维这类概念现在变得非常流行，但我认为解释到位的很少，甚至可以说基本还没有见到。一个共性的问题在于，这些解释都是围绕“术”，而不是围绕“道”展开的。有些连“术”都谈不上，只是一些“招”。利用人们急于赚钱的心理，把互联网商业中个别局部经验总结成包医百病的方术，这使信息革命显得更像是鸡鸣狗盗之术。

　　我最近与各行各业的人深入交流，感觉与其谈论“招术”，不如把人的问题谈透。我经常这样跟他们讲，我说，你们所在的行业，现在被一些互联网小孩冲击得七零八落。这些小孩总是向你们炫耀他们如何如何高明。我在传统行业（农业）干过13年，在IT和互联网业干了18年，据我长期观察比较，我觉得还是传统行业的人素质高，而互联网业的人素质普遍比较低。但问题是，素质低的人为什么把素质高的人打败了呢？

　　研究互联网思维研究成互联网人如何高明，那就反了。互联网小孩赚了点钱，不知天高地厚，向各行各业传经送宝，他们没有错，因为他们没有说谎。但各行各业真听进去就犯傻了。因为各行各业琢磨的问题应该是，你们不如我，为什么赚得比我多；而不是你们比我强，所以赚得比我多。否则的话，论起赚钱招数，各行各业的人一点不亚于互联网人。跟不如自己的人学了半天招，有什么用呢？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我说，历史上素质低的人战胜素质高的人，一定都是在革命当中发生。上一次是工业革命。地主的素质比资本家的素质要高多了。看欧洲小说就知道，地主个个高贵文雅，出口不是拉丁文，至少也是莎士比亚；而资本家个个吊儿郎当，除了钱，什么也不会谈，就象现在互联网人一样。但为什么最后胜出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地主呢？显然，地主不是因为水平低、素质差或招数少而输掉了这场革命，而是因为他们和资本家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地主的基因是简单再生产，资本家的基因是扩大再生产。地主素质再高，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人类还可以用扩大再生产这种方式赚钱。5000年历史都没见识过扩大再生产，但这件事发生了。这就是素质好、水平高、招数多的地主阶级输掉一切的原因所在。

　　现在说互联网的所谓基因、思维，首先没把问题问对。互联网人根本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赢的。而是因为素质低、水平差、招数劣的这群人，代表着人类历史上不同于地主、资本家的另一种新人类。这种新人类不是由于个人原因，而是由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绑定在一起，成为被台风吹上天的猪，他呆在天上，照样还是一头猪。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自知之明，不知自己是一头猪这个真相。只有少数有大境界之人，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头猪。

　　各行各业的人，认识到互联网人只不过是一群猪，应该感到更可怕。因为输给人中精英还好说，输给一群猪算什么呢？这才真到了开窍的入口之处。在什么情况下，各行各业的精英，会持续稳定地输给互联网的猪们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背后各自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已经历史性地见出了高下，就像当年地主与资本家之间的生产方式差了一个数量级一样！

　　我是在1999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提出了知本家这个概念。认为这是不同于农民、工人的一种新人。知本家这个概念从它一提出起，就长期被人们误解，以为是有知识的资本家。我当时就指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一种资本与劳动一体化的人。15年过去了，我比那时看得更清楚了。知本家代表的是信息生产方式，这是一种与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都不同的生产方式。

　　信息生产方式的核心特征，用高度简化的语言概括，就是“大生产+小生产”。小生产是农民和地主的生产方式，大生产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生产方式，大生产+小生产是知本家的生产方式。这才是互联网真正的基因，所谓互联网思维，只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种意识反映。

　　2004年时派恩一语点醒了我。在我们去清华大学时，他向我解释他造的新词“大规模定制”的实际意思。他说大规模是指工人，定制是指农民，工人和农民的优缺点正好相反，农民的生产方式增值性好，但成本性差；工人的生产方式增值性差，但成本性好。新经济是农民和工人各取一半，取其优点，去其缺点。派恩此话，再鲜明不过地点出了知本家与工人、农民不同在何处。知本家的生产方式，实际是农业生产方式（“定制”）与工业生产方式（“大规模”）各取一半。这种取一半，舍一半的做法，在哲学上叫扬弃。就是一半肯定，一半否定。

　　各行各业的精英，为什么会被素质差、水平低，招数（自以高，实际也）不怎么样的互联网人打败？主要是因为知本家们在不自觉中采用的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见识过，而且更先进于地主、资本家的生产方式。

　　2004年到2007年，这种不同于农民和工人的新生产方式如何落地的问题，终于在实战和理论中都看出眉目。互联网平台免费，增值业务收费的经典模式，证实了派恩可以将规模化与定制进行嫁接的预言，也宣告了波特理论——也就是工业化的竞争战略——在理论上的破产。因为波特坚持认为差异化（农民的方式）与成本领先（工人的方式）不可能成功嫁接（他称为“夹在中间”）。而互联网平台对应的就是工人的生产方式，而增值应用对应的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一个免费管成本，一个收费管增值，却在实战中嫁接成功。人类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就这样产生了，这种生产方式比地主、资本家的生产方式更加先进，它可以同时实现大生产（平台）降低成本与小生产（APP）提高增值。

　　2009年以来，新生产方式的第二个落地关键在美国被发现，即产权（Property right system）中支配权（Ownership）与使用权（Access）的分离。这是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和工人从没有见识过的产权革命。支配权与使用权这种区分对工人和资本家来说可能十分陌生。其实这是拿破仑法典最初提出的说法。拿破仑本人可能并不清楚这种区分的含义，他只是从古罗马法中抄袭来这种区分（只不过他把古罗马法中的滥用权，改称支配权，因为认为前者不够文雅）。康德把支配权称为理性的占有，把使用权称为感性的占有。

　　平台与增值应用分离的真正含义，正是支配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平台对应的固定成本的支配权（买的权利）是免费的；增值应用对应的使用权（租的权利）是收费的。实战中称为以租代买（不求拥有，只求使用）。这种分离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信息、知识和数据的支配权可以复制使用，因此更适合用租金方式取得补偿，卖产品不如卖服务。两权这样的结合使农业生产方式与工业生产方式的不合理之处同时得以扬弃。这就注定了知本家将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登上历史舞台。

　　我不只一次听到高人发问：信息革命代表谁的利益？是呀，革命了半天，谁是受益者都搞不清楚，还革什么命呢？这种问题绝对属于让互联网小孩傻眼的问题。他们光想赚钱了，没想到革命还会涉及到利益冲突。这就是他们经常在由他们自己挑起的利益冲突前（比如书店老板反对他们，或出租车司机反对他们）惊惶失措的原因。

　　对这个问题，我想过很久。信息革命的最终受益者，用现在哪个阶层、阶级的定义去套都不合适。对未来而言，受益者可说是全民。但未来的“全民”在今天，还只是一种叫知本家的新人。同农民（地主）和工人（资本家）最大不同在于，知本家没有他的对立阶级。原因在于，土地和物质资本都不可复制，因此难以分享，这是对立的原因；而数据是可以复制的。一旦将数据的支配权（Ownership）免费分享给大家（现在称为分享型经济），劳动与资本就会实现一体化，就没有阶级冲突了；而Access（使用权）的意思是“亲自”占有，就是康德说的所谓感性的占有。APP开发者由于可以免费直接（而非以代表、代理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如苹果的开发平台、开发工具），因此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工人，是在“亲自”创造自己的幸福。这比较接近现在说的大众创新的状态。

　　各行各业的人只有搞清新人是怎么回事，才能从基因到思维慢慢融入其中。

　　文/姜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