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下了雨，我骑着单车在街上走。后面一阵急响，一听就知道是那种除了铃铛不响，样样都响的单车来了。三个年轻人从我后面冲出来，头发蓬乱，夹杂着石灰粉末，每个人的单车后面的夹板上夹着一把榔头，他们的背上都溅了一片泥巴汁，黄的、新鲜的，还没有干透。其中一人的泥巴印从下向上散开，恰到好处地形成了一个树形图案。另一人的图案是一个椭圆形，很重，这个图案使他的衣服无法飘起来，本来这么快的速度，他没有扣纽扣的外衣是应该像翅膀那样打开的。第三个人是身体的侧面和脸颊都是泥巴，他随便在脸上抹了一把，还看得见手指印。
我由此联想到一辆在他们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它的钢铁器官显然没有感觉到这一群正在路边埋头赶路的热血青年，轮子冲过一个坑的时候，砸起来一片泥浆，那密集喷射的声音使司机获得一阵小快感。
有一天深夜，我从某处出来，去地下停车场取单车。那里为了省电，灯光暗淡，汽车一辆辆排列，死了一样，停车场看起来像一个已经熄火的面包炉，有些恐怖。突然听见一阵笛声传过来，吹的是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革命歌曲：“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回忆猛烈袭来，想起我热爱笛子的年代，那是1967年，学校停课，我跟着童晓明、王爱健每天在王爱健家吹笛子。他有一个妹妹。我们最喜欢吹的是“我失骄杨君失柳”。三少年，相信他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故乡、月光，阳台、枇杷树，大人在礼堂里开大会。我很多年没有听见这个城市有笛子声了，偶尔听见有人在弹钢琴，从水泥建筑物的钢窗里传出来，弹的都是练习曲。童晓明、王爱健已经不知所终。
我四下张望，终于看见停车场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人。他旁边支着一张床，他也许是守这个停车场的。看上去他并不年轻，是个经历过人生的人，他的笛音里面有某种令人心碎的东西。
小伙子是云南建水口音，那个地方来的人说话都像古戏里面的人在对白。我不认识他，但有一日电梯故障，我只好从一楼爬到12楼，下来的时候，他向我道歉，说不好意思，电梯的门坏了，让你爬这么高。从来没有人因为这种事情向我道歉，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好感汹涌，仿佛我突然又有了一个兄弟。后来某一日，我下楼去买牛奶，到下面才发现一分钱都没有带，就向他借十块钱去买，他立即借给我。他掏钱的时候，我看出他裤兜里也就是只有这十块钱，中午的饭钱吧。对许多我相处了几十年的人，我绝不会开这个口，我宁可再爬12层楼回去取钱。陶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这个小伙子也许是陶诗人的后代。
于坚
（吴玉珍摘自陕西师范大学《于坚思想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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