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明天打欠条

　　改变农民工，不仅要关注当下，更要情注远方。个体平凡的经历是一个国家历史档案的珍藏。留守儿童不仅是农民工的下一代，更是中国的未来。

　　“小乖乖，你要听话哦，再吃一口，吃饱了一起长大，咱们进城找妈妈。”每天吃饭时，七岁的吴晓都会边吃边喂他的“小乖乖”——一个又脏又旧的小布熊玩偶。吴晓是村里的留守儿童，平时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总对他说，等你长大了，就可以进城找妈妈了。“小乖乖”是吴晓唯一的伙伴，吴晓有时把它当成国王，为它加冕；有时把它当成孩子，喂它吃饭。全村像吴晓这样的留守儿童还有很多，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无尽的期待和孤独的内心。

　　心理学家指出，7-14岁是儿童成长的第二关键期，亲子关系的正常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迫于生计背景离乡。他们一面为城市的建设贡献力量，另一面却失去了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使很多留守儿童无法在生理和心理上健全地发展。如何解决这一“未来群体”的难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用制度一路护航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指出，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受侵害问题突出，49.2%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现今，民政部门官员没有一个是专职做未成年保护工作的。通过引发舆论热议的毕节儿童自杀事件可以看出，县里很少有专业保护儿童权利的部门，政府民政部门的官员偶尔去贫困留守儿童家里看看，但没有设置专职照顾的人员，实际上也管不过来。

　　“中国未成年人维权第一人”佟丽华一直在呼吁，政府应在农村发展专门做留守儿童工作的人才。在“十三五”期间，实现“一十百千”工程：在所有县成立一个专职做儿童工作的社会组织；至少培养10名专职的社工、心理咨询师、法律工作人员在内的专业人员，专职做儿童保护工作的人才；至少培养一百名政府支付一定报酬的志愿者；培养一千名爱心志愿者。

　　此外，还要有法律的强制作用。主观上有恶意的父母必须受到惩罚。对父母明显遗弃儿童、家暴，放任孩子无人照顾的，从政府的角度，一方面要帮扶这些孩子，另一方面应该发挥法律威慑作用，对主观恶意的父母追究法律责任，才能督促父母更好地保障儿童的权益。2014年12月，最高法、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出台文件，指出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必要时要撤销其监护人资格。

　　从制度上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政府应该改变观念，不只是建立留守儿童关护中心，建立很多漂亮的房子，而是要转化为购买服务，培养人才。只有为农村注入人才和力量，才能弥补农村父母外出给孩子带来的影响。

　　2012年，河南省洛宁县试行“儿童福利主任”项目，聘请当地的乡村教师、村干部做保护留守儿童的爱心志愿者，政府每个月补贴450元。并不多的政府投入，却为留守儿童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辽宁省北镇正二村的年轻父母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要么是年迈的老人，要么是幼小的儿童。村支书王桂兰身患白血病，可她却拿着大家为她捐的30万元救命钱建起了留守老人之家、留守儿童之家，并从外地请回了曾在村里当过民办老师的姚俊莲。现在村里升学比例明显提高，王桂兰还要在她有限的生命里，带领村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明天。

　　给钱不如给爱

　　“我就当他已经死掉了，或者你告诉他，就当他没有爸妈。要送你们送，我上班忙没时间。”14岁的小强十几天不回家，因偷东西被派出所送到当地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打通他父亲的手机，竟然得到这样的答复。

　　据求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年暑假，都是未成年人进站最频繁的时期。这些孩子要么是在网吧不回家，没钱偷东西被派出所送来的，要么是跟父母赌气不回家，在路上游荡被送来的。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他们大多从小跟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等到读书年龄以后才来到城市父母身边。他们常年跟父母分离，跟父母之间的沟通存在问题，加上父母平时管教失当，工作又比较忙，容易疏忽对孩子的教育，导致他们成为“问题孩子”。

　　时下的乡村留守儿童普遍缺乏来自父母的温暖，很多甚至常年见不到父母身影，无奈只能被隔代照管。我国是192个参加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儿童有团聚的权利，有受到父母照料的权利。我国存在的大量留守儿童问题，已经背离了《儿童权利公约》的相关内容。

　　教育部7月底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为1.38亿，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已分别达2075.42万和1294.73万。考虑到统计口径的问题，这一数据实际上还是相对保守的，但即便如此，其数量仍极为庞大。

　　亲情的饥渴，必然导致孩子们转而寻求来自其他途径的“温暖”。这不仅仅是一种“代偿”，更是成长过程中的基本需求。其中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务，吃饭、休息、玩耍、学习等，也包括心理层面的安全感，或精神层面的某种依靠。父母遥不可及，甚至模糊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符号，而学校管理又不可能深入地、普遍地介入孩子们日常生活世界的所有角落。

　　专家支招，父母应该经常给老家的子女打电话。如果不方便，可以向学校的老师寻求帮助，让孩子每隔一段时间，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里，有机会跟父母沟通，并形成习惯。有条件的父母可以通过微信跟孩子视频聊天。其实孩子非常渴望听到父母的声音，看到父母的样子。这种沟通方式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虽然父母身在外地，但是一直都很挂念他们。父母也可以尝试给孩子写信，最好把信寄到老师手中，让老师在班上读给孩子听。这样会让孩子有自信心。在外打工的父母应该意识到，你们在外辛苦工作，不仅是要把钱寄回家，更要把对子女的关爱寄回家。

　　支教路漫漫，我们在路上

　　“西部阳光”的支教活动早在2004年就开始了，由中国三星携手西部阳光发展基金会开展。中国三星每年在全国各大高校选拔优秀大学生，资助他们来到偏远山区，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带去德智体美各类趣味课程。

　　今年的6月份，志愿者们在网上发起了关爱众筹，在社会人士的帮助下共筹得10866元。王赐洲作为队长，立刻带领着他的支教队伍到农村去，开始为期三周的支教活动。为了节省经费给孩子们买物资，他们选择坐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从北京到惠水，从路费中省下3000余元钱，计划着全部用于给孩子们买图书、文具、体育用品、教学设备。

　　经济水平落后迫使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到城市务工，村里就只剩下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这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志愿者们带来的不仅是物资和知识，更是陪伴，以及对孩子们心理上的正确引导。支教的课程大多是孩子们平日里学不到的，王赐洲负责教孩子们百科知识，他想让山里的孩子了解山外面更大的世界，然后去发现梦想，有一天能够走出大山去实现梦想。志愿者们有一句口号，“支教路漫漫，我们在路上”，做公益更需要的是一份坚持。王赐洲的支教之路虽然还不算长，但也一步一个脚印，走得踏踏实实。希望，同时也相信他会坚持走下去，并且不断影响更多大学生加入到支教行列。

　　公益组织是依托

　　“面对6100万名留守儿童，公益组织可以做些什么？”最近，很多公益组织，特别是儿童与教育类公益组织都在讨论这个议题，大家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对留守儿童的物质关怀重要，但是心理关怀更显急迫。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公益组织纷纷走近留守儿童，给他们带去更多心理上的关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丰富留守儿童的生活，提供硬件条件的改善等。在一所农村寄宿学校，一般吃完晚饭上自习前，孩子们都会在学校里三三两两地逛一逛，或者很无聊地待着。每周三学校都会播放一个电影。影片虽然都很老，孩子看了也不止一遍，但是对他们来说，周三晚上能看一场电影就非常开心。这位校长说，安排在周三，是因为这一天孩子们往往最想家最难受，放了电影就会好很多。有的留守儿童大量聚集的寄宿学校，宿舍设施简陋，缺乏温馨感，更谈不上让儿童身心愉悦。在重庆，有的公益组织到寄宿学校美化校园、美化宿舍，每个宿舍的墙上都绘有不同儿童主题图案，为寄宿学生送去温馨。

　　开展一对一帮扶、暑期与父母团聚等活动。这一类项目中，志愿者一般是一对一，好处是可以保证长期稳定和深入进行交流。但这类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仅仅依靠纸面或者手机等信息交流，而是要通过前期面对面的活动，让双方彼此认识、了解各自的背景、过往生活的经历和细节，由此找到可以深入和持续沟通的话题。

　　为老师提供专业培训，推进学校心理课，提供驻校社工、村级儿童福利社工专员，提供在线心理产品等。为老师提供专业培训、促进老师开展心理课的需求量很大。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简单的心理辅导等知识是农村老师普遍不具备的。一些组织开展此类工作的挑战在于，很多老师明显缺乏内在动力去承担心理辅导的工作，而习惯性地愿意采用简单的教育手段。在前期培训之后，后期的督导也需要跟进，否则质量会大打折扣，因此带来的成本和人力需求都比较高。

　　加强儿童的心理热线、法律援助热线，以及个体的心理辅导、社工干预。此类工作面临的挑战依然是专业人才数量、地域限制，还有如何使留守寄宿儿童在情况发生时，非常方便地获得帮助。一对一的模式针对性更强，但是服务人数有限，因此建议可以在对留守、独居、寄宿高危儿童进行筛查和数据库建立基础上做好重点对象的紧急干预。

　　目前，我国专业社工、专业心理辅导人员比较稀缺，一些公益组织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替代部分人力，实现地域和空间、时间上的突破，同时由专业人才去承担技术不能替代的部分职能，实现留守儿童心理关怀的“O2O”（线上加线下）模式。比如，通过网络一方面可以吸引有需要的孩子来交流，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组织专业人士提供在线服务，和留守住校儿童实现互动，给予及时的辅导帮助。如果有特殊孩子需要紧急干预，及时通知所在地公益组织，进行面对面的干预。

　　从宏观角度看，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根本还在于城乡二元制户籍问题、儿童保护法律的完善和体系建立。但制度的完善不是马上就能完成的，需要公益组织进行政策倡导的同时，政府、社会组织、个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多元、立体、互补性的干预系统，更好地发挥影响力，不给留守儿童的明天打欠条。

　　文/曹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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