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年轻的另一个名字叫勇敢

　　林怀民

　　台湾编舞家。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大学就读于政治大学新闻系；留美期间，一面攻读学位，一面研习现代舞。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带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2000年，获欧洲舞蹈杂志选为“二十世纪编舞名家”。国际芭蕾杂志列为“年度人物”。2005年，登上美国时代（TIME）杂志的2005年亚洲英雄榜。

　　年近七十的林怀民脸庞清瘦，眼睛明亮，头发略花白，但身材保持堪称完美，穿深蓝棉布衬衫、黑色布裤子，戴圆框眼镜，采访中说到得意处会打响指，笑起来声音很大。

　　“一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血脉传承里的东西，是逃不掉的。”说到这，林怀民突然用手指在空中写字，“简体字里这个‘愿’我很喜欢，拆开就是，‘原’和‘心’。”

　　1973年，26岁的他创办了台湾第一个现代舞舞团云门舞集，在台湾民间普及了现代舞文化，并走向世界演出。四十多年过去，如今的云门舞集已跻身世界顶尖舞团行列，他自己也成为全亚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的编舞家。

　　而他的原心一直没有变过，那就是为大众起舞。“一个乡下的孩子也许他压根都不喜欢舞蹈，但他也应该有选择的权利。”

　　人生可以不必那么急

　　Q：《女报时尚》A：林怀民

　　Q：您26岁就成立了云门舞集，这是台湾第一个职业舞团，也是所有华语社会的第一个现代舞团。在当时的台湾推广现代舞，就像是在水泥地上种花，当时为什么决定做这样一件事？

　　A：我1969年到美国读书，战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整个社会的年轻人在发声，让人看到他们那股活泼的力量。我由此觉得年轻人有责任，年轻人可以make a difference。

　　1971年，我回到台湾，正职是在政治大学新闻系和英语系教课。那时其实只要是对社会有用的事我都愿意去做。但我刚好碰到的是一群跳舞的孩子，他们想找老师、想建团、想出去表演。我就说好，我可以教你们，而且美国人有的我们都要有，我们来创办自己的舞团，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很傻的想法，一直走到现在。那时我们常说一句话：“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

　　Q：您14岁时发表第一篇小说，就把稿费拿去学舞；15岁在台中体育馆看荷西·李蒙演出《奥赛罗》，发愤要当一个舞者。但后来为什么大学读的是新闻和法律？

　　A：我的一切都是我父母亲给的，我很乖的，我都没有辍学去跳舞，而且待在纽约不回来。我是这种人——你要一个学位我就把学位给你，然后我要去跳舞你就不要讲什么了。我不是改革派，也不是革命派，而是温和的改革一派。

　　Q：听说您父亲对您的家教，对您有很大的影响。您对责任这件事，是有很明确的概念的。

　　A：父亲给我取名怀民，就是希望我心怀民众，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笑）我父亲他是台湾首任嘉义县长。在我幼年记忆里，有台风的日子，我是没有父亲的，他都是在外面奔忙。有一回他们救灾时落到水里，车子不见了，他回来只剩内裤。过年的晚上在我们家是吵架的场合，因为年夜饭冷了又温了，到最后慢慢让小孩吃了，还在等他回家。妈妈还不许我们去睡觉，因为年夜饭就是要团聚的，而他要到很晚才回来。像这样，一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血脉传承里的东西，是逃不掉的。

　　Q：最后您开始学舞时已经很迟了，当时有没有后悔过？

　　A：那时我是政大三年级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年纪太大，绝不可能成为最好的舞者，于是我退求其次，立志成为舞评家。

　　Q：您既是作家，也是舞蹈家，为什么您说从事新闻行业与从事舞蹈行业的心态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A：我想活着是一样的。你要怎么问，你要介入多少；你看到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到底最后要怎么解决呢？你可以看出来那种焦虑，可是有些东西你没办法解决。

　　Q：1971年刚回到台湾时，在文化学院舞蹈系的第一堂课您就经受了痛苦和灰心，当时是看到了什么问题？

　　A：有阵子我后悔没听老师和同学的话，实现我梦想的希望很暗淡。

　　在纽约，我和同学到餐厅里洗盘子、当跑堂，赚钱来付葛兰姆学校的学费。但我的学生却似乎对她们的专业漠不关心。而且在台湾，想要有专业水准的舞蹈，就必须先兼任许多副业：必须动口动笔告诉人跳舞是件正经事；云门之外，你必须教书，否则下个月房租就有问题；你必须去文化学院教舞，因为未来中国舞蹈的希望似乎就在那里。

　　那段时间，我想我要崩溃了。我不能想象一辈子就在这样的忙乱中度过。我学舞很迟，来日无多。我最好快快赶，却是欲振乏力。我开始怀念清静、自足的写作生涯。我当时有想过，最好放弃舞蹈。

　　Q：后来，您是怎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A：当时京剧剧作家俞大纲先生对我说，“如果京剧一定要僵化、消逝，我绝不惋惜。可是，云门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能刚开始就放弃。刚开始不顺利、不成熟是必然的。你还年轻，只要坚持下去，吃再大的苦头，总会看得到它成熟，总会得到安慰。”

　　Q：那种觉得忙乱、来日无多的焦躁感，您是怎么平息下来的？

　　A：我在1994年去过印度，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印度，火车如果晚点6小时是正常情况，晚点13小时才算晚了。刚去印度时，我会很生气，老是去催去问，火车到底什么时候才来，每个人告诉你的都不一样。但去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安稳下来。火车一定会来，飞机也一定会来，我们干吗这么急呢？人生可以不必那么急。所以，我在印度的站台上读了很多很多书。这是印度教我的第一件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时代，总是一天到晚急得不得了，我们要效率、要利润，但其实我们不用那么急。

　　再后来，我去了恒河边上。我看到河里有人在给婴儿受洗，有人在办葬礼，养生送死融合在一起。这一切是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里看不到的。我们的文化逃避了死亡，等到真的死了，我们又会把它美化。离开菩提迦耶之后，我的第二个收获是不计成败。

　　最后能走多远，才华多少是其次的

　　Q：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您找到和他们相处的方式了么？

　　A：到今天，我遇到了两代舞者。这一代的舞者也有很多问题，年轻人没钱，他们有很多烦恼。但听到最后，烦恼就是没办法换新的苹果手机，没办法买一双新的Nike鞋，我每次都会吓一跳。我们那一代人不是这样的，哪里有水喝我们就去干。我必须去了解，了解以后就好了。你还想给他别的东西，你不能一直训他，没有用。

　　Q：我曾听您的巴西徒弟阿多说，您收他当徒后，给他上的第一堂课是让他一个人去爬山，这样做的背后有怎样的考虑呢？

　　A：是啊，我指定让他爬的那座山还特别远。（大笑）他拿着写着山名的纸条，一路问过去，连走路带爬山花了8个小时。终于爬到山顶时他给我打电话。我问他，“你还活着？”“嗯，还活着。”我说，“活着就好。”

　　我为什么让他去爬山？其实我想告诉他，到最后你能走多远，才华多少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韧性，你能够撑多久。舞蹈这个行业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而且当他坚持走下来，他会发现，看上去再远的路其实都是可以走到的，死不了。没什么好担心好怕的。

　　我还让他自己一个人外出旅行，而且要搭乘当地公共交通工具。他一个人出行，没法和同伴交流，那就会多和当地人互动，多和自己对话。这是我希望的：走出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Q：我听说，您在练舞之外，也会给舞者们推荐文章、短剧、电影、展览。您对舞者的文化底蕴很有要求。

　　A：舞蹈这个东西，只有身体没有想象力是很难表达的，而文学艺术能滋养舞者的想象力。现在市面上有好的书出来，我会给云门的每一位团员都送，他们人手一本，相互之间就可以交流阅读进度和感受，不用我一个一个去问：看了没有？怎么样？最近我为了请云门的一位舞者去听昆曲，先花了五分钟求对方。他不想去，说听不懂，让我找其他听得懂的人去听。我说，不要，我就喜欢你陪我去听。

　　Q：在这个节奏非常快的时代，这些年轻人接受您这样的教育方式么？

　　A：我是在无法可施时想出这一招，有时有人跟我说，林老师你给我这个短篇看，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赶快跟他讨论下去，如果没有人跟你讨论呢，你就夹着尾巴闪一边吧。跟这一代年轻人是要这样，他们这些人是喜欢美的东西，每个人会有渴望，你不断在那儿撒种子，有人就接了。也许不同的人是在不同的时候，但你不能不做这个事。

　　Q：这和现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还不太一样，您说过师父是一个很恐怖的名字，要担负很大的责任？

　　A：我一路过来，遇到过很多长辈，让我见识过什么是师父，师父该怎么做。我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俞大纲先生经常会以“刚好多了一张票”的理由喊我去看京剧。一场场看下来，我慢慢从嫌京剧吵闹的外行变成了京剧迷。看完剧之后，他让我陪他去吃饭，他在无形中告诉我，菜要怎么点，跟waiter（侍者）怎么讲话，跟同桌的人怎么聊天。他教我看京剧，这是开拓我的视野；而日常相处中，我看他待人接物，学的是教养。视野和教养，这两样是我现在当了师父想教给学生们的。

　　Q：最后，对于年轻人，给他们一点建议吧。

　　A：年轻人，你要看重自己，你要面对你的责任。你要去做事，而且要敢想，敢做梦。我觉得，年轻的另一个名字就叫勇敢。简体字里有个“愿”字我很喜欢，拆开就是，“原”和“心”。事情做错了不要紧，你去想可以怎么调整，但大方向不要变、原心不要变。要知道，在这不断改变的世界里，总有些事是不变的：那就是你怎么生活、怎么关心别人；就是你把自己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度过从黑发到白发的这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