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农悲喜录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场全民种参热后，人参价格大幅下跌，众多参农因无力偿还债务而破产，甚至有人自杀。

　　下午6点，韩贵琴开始收拾摆在市场里一整天的人参。

　　“今天一斤也没卖掉。”她边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聊天，边用力搬起几十斤重的参筐，一步步移向库房。

　　收拾好摊位后，韩贵琴骑上破旧的电动三轮车往家赶。一小时后，韩贵琴到家，开始给孩子做饭。晚上9点，忙完所有的家务活后，她准时睡觉。第二天早上6点起床后又要驱车一小时赶到几十公里外的人参经销市场，开始一天的生意。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几年。

　　作为一个出生在参农世家的孩子，韩贵琴对于人参、对于参农有着更感性的认识。在她眼里，种参既是谋生的活计，又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性，“就像狼生下来要学会捕猎一样。”

　　死在山里的挖参人

　　1976年，韩贵琴出生在吉林省东南部的偏远小城——抚松。这座位于长白山腹地、松花江上游的小县城是全国重要的产参基地，可记载的人参历史已达上千年，最早可追溯至唐朝。

　　韩贵琴的高祖父出生在清朝年间。据史料记载，明清两代是人参采挖的高峰期。特别是明永乐后，国内人参采挖区域从位于中部的太行山区转移到东北的长白山区。

　　在这一时期，韩贵琴的祖辈加入了人参采挖的大军。在一望无际的长白山区，寻找人参就像是大海捞针，采参人一般需花费数月才能找到人参。这期间，他们要经历大山的重重考验，有些人甚至永远留在了山里。

　　韩贵琴的高祖父就是其中的一个。据同伴说，他在一次上山采参时迷了路就再也没有下山。然而，悲惨的故事并不能阻止络绎而来的采参人。

　　每到采挖旺季，村子里的青年男子都要跟着老人去山里采参，只留下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留守家中。

　　疯狂的采挖使得长白山区的野山参产量日益减少，近乎绝迹。到1929年，曾经作为人参集中产地的抚松仅输出野山参283.4斤。如今，野山参已被列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严禁挖掘。

　　不过，早在韩贵琴曾祖父那一代，长白山区就已经开始出现人工种植的人参（又称园参）。人们将不足年限的人参移植到大树下培植，数年后再挖出。长此以往，这种更省时省力的人参种植方式开始受到追捧，在民间兴起。

　　到1929年，仅抚松县人参种植面积就达到400万平方米，总产量达70万公斤。

　　一斤参＝半月工资

　　新中国成立后，吉林各地的人参种植开始逐渐恢复。当地政府为扶持人参种植，还专门发放贷款给参农。这一时期，东北乃至全国人参种植面积过半以上都集中在以抚松为代表的吉林长白山区。

　　1982年，吉林一些人参种植区推出参业生产承包制模式，把参地承包给村民，但需保证一定的产量。彼时，政府并未放开人参种植，所有的种植仍按照需求进行。

　　52岁的抚松县果松村村民王玉成就是在那时成为了参农，此前他并未种过人参。他说，当时每家能分到3丈参地，但需要将收成的一半上交给政府，其余才能自行处理。按照当时的产量，王玉成的3丈地能产75公斤人参，除去上交的部分，自己能留下33公斤左右售卖。

　　那时，长白山区的人参能卖到每斤30~40元左右，这个价钱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为了卖到更高的价钱，当地参农甚至还不远千里将人参带到上海、浙江一带售卖。

　　“但这是6年的收成，不是一年的收成。”王玉成说，人参是一种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草本植物，从伐林、整土、栽培到收获需要6年时间，而这中间一旦遇到干旱等自然灾害或者病虫害，就有可能颗粒无收。

　　王玉成家的人参就曾因为病虫害而减产一半，最后收获的还是一些有各种缺陷的残次品，基本无人问津。“等于6年白干了。”守着3丈地的王玉成曾经大半年都睡在参地边的窝棚里，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看一眼人参。

　　全民疯狂种参

　　韩贵琴记得，从前每到8~10月的收获季，村里都会来很多外地商人挨家挨户收购人参，有时一天就来好几拨，价格被硬生生炒上去，他们甚至为了抢人参而大打出手。

　　在那个经济困难的年代，参农们却可以发家致富，有些甚至成了“万元户”。

　　“这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种参热情。”吉林省参业协会副会长冯家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人参交易更加自由，此前被压抑的市场需求陡升。得益于一系列助推因素，长白山区的参地面积大幅增加，越来越多人开始种参。

　　王玉成所在的果松村此前并无多少人种植人参，但1986年后全村家家户户都种起了人参。

　　抚松县人参产业发展中心主任侯玉兵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抚松掀起了全民种参的高潮，每个乡镇、村子都有自己的参厂，连县里的机关单位、学校都有自办参厂。

　　不过，在那个温饱尚未解决的时代，人们手里并没多余的钱购买山地，很多人不惜向银行贷款。“大家都想种人参，有时候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地。”王玉成当时和同村的6户邻居合伙向银行贷款3万多元，一口气买下了40多亩山地。

　　除了每家自留的2亩山地外，王玉成又将剩余的20多亩地以稍高的价格卖给了同村人。尽管这样，地仍然不够分，很多人不惜花高价购买几经转手的山地。

　　正是这一时期，吉林的人参种植面积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官方资料显示，在1983~1990的六年间，吉林的人参种植面积从2000万平方米增加到5000万平方米；人参年产量达到25000吨，是计划经济时期的11倍。

　　侯玉兵提供的数据更能显示这一时期的疯狂程度：1986年吉林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是1983年的3倍，到1989年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已经是1986年的8~10倍。

　　“这个产量已经基本满足当时的市场需求，但参农们完全没意识到，反而觉得市场需求还会继续涨。”张君义说。1991~1995年间，吉林全省的人参种植面积仍在不断增加，最高时达到8000万平方米。

　　没人要的“香饽饽”

　　但是，危机也随之而来。1989年，吉林出现种参高峰后的第一个产参高峰，年产量达到1986年的30多倍。“产量达到高峰，但市场消费还局限于制药企业，市场明显供过于求。”侯玉兵说。

　　彼时，韩贵琴和父亲正在乐滋滋地估量着自家的收成，想着能够大赚一笔。不多久，村里人就发现了异样，往年人参还没采摘就来蹲守的收购商们此时却不见踪影。

　　“不光是一个村，全县都没人来收人参了。”往年熙熙攘攘的村子一下子冷清起来，参农们个个愁眉不展。韩贵琴说，这时参农们才慌张起来，到处打听哪有买人参的。

　　到了9月，人参开始大量积压。尽管最后来了一批收购商，但给出的价格却让参农们大跌眼镜，以往每斤30元左右的人参已经低至每斤10元。到1991年，吉林的人参价格更是一路狂跌至每斤4元。

　　过去看参农脸色的收购商们摇身一变成了“爷”，参农们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

　　这一时期，吉林全省的人参收购价格普遍下跌了6倍左右，为历史最低水平。

　　如果按照8000万平方米（12万亩）的种植面积、每亩400公斤的产量来计算，吉林在种植顶峰时期的人参年产量能达到9600万斤（4.8万吨）。以每斤4元的价格来算，人参销售额约为3.84亿元人民币，而按照1983年每斤30元的价格计算则为28.8亿元，两者相差25亿元。

　　也就是说，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价格大跌中，吉林参农的损失保守估计也在25亿元左右。

　　为了稳定市场，吉林省政府号召省内的国有企业大量收购人参作为储备，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企业甚至因负担过重而破产。

　　滞销的人参和不断下跌的价格让参农们崩溃。悲痛的情绪开始在整个果松村乃至吉林蔓延。他们不知该如何把成千上万斤人参卖掉。

　　“即使价格再低也要卖。”韩贵琴说，她家的人参最终以每斤5元的价格贱卖给了一个韩国收购商。

　　彼时，因国内参价大跌，一些韩国企业从吉林大量收购人参运回国内加工成成品后售卖。还有一些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买高丽参，送中国人参”的促销活动，让中国人参沦为外国消费者眼中的便宜货。

　　原本指望卖完人参就能过上好日子的参农们，如今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更加沉重的问题：如何偿还那些当初从银行借回来的贷款。

　　这些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元的贷款让一些参农不堪重负。某天夜里，王玉成邻村的一个男人便因无力偿还贷款上吊自杀。

　　韩贵琴和王玉成也在这场危机中损失了上万元，这些都来自银行贷款。张君义说，仅抚松就有60%的参农在这场危机中破产，而整个吉林受此波及的参农数量更大，很多人的生活因此陷入困境。

　　种参是场赌博

　　一些人扔掉等待下次开垦的参地远走他乡，挣钱还债；一些人重新拾起锄头，回到田里；还有一些像王玉成那样选择仍然留在山里的参农则过上了浑浑噩噩的生活，思考着要不要坚持下去。

　　“最后仍然坚持种参的只有40%，而这其中有60%的人选择远走他乡继续种参。”张君义说，这些人把人参带到了长白山的其他区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地区的人参种植，此前这一地区的人参种植主要集中在抚松一带。

　　这些人中的多数现在都已成为人参加工企业的老板，拥有大片参园。刘福顺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场危机中，他同样损失了上万元，但他仍然坚持种参，并将“战场”转移到了临近抚松的边境小城——延边。

　　还有一些和刘福顺一样的参农则走得更远，沿长白山一路向北，扎根在黑龙江东部的牡丹江、鸡西等地。如今，这些地方都已成为规模化人参种植基地。

　　经过这场始料未及的市场波动后，吉林开始调整人参种植政策。

　　1996年后，吉林将原有分布在白山、通化等4地23县的人参种植基地缩减到15个县，人参种植面积减至3500万平方米，比高峰时下降了69%，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2008年以后，吉林更是将每年新增采伐参地面积控制在1000公顷以内。

　　不过，国内人参价格在此后近10年时间一路下滑。据《中国现代中药》统计，2001年人参价格下跌至每斤14.5元，到了2002~2006年，人参更是出现量价齐跌的现象，最低时价格只有每斤5~6元。

　　这是韩贵琴万万没想到的。她始终认为人参价格下跌只是暂时的，没想到这一过程持续了十几年。曾经欠下的几万元贷款还上了，却又借了更多的贷款，“总是借了又还，还了再借。”她说。

　　直到2010年，全国人参价格才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小幅回升，从上市时的每斤18元上涨到每斤30多元，优质人参价格最高时达每斤40元，达到上世纪80年代水平。此后，这一价格逐渐走高，到2013年最高时能达到每斤100元。

　　价格的回升让韩贵琴兴奋不已，但更多人则像王玉成一样变得更加保守，他们总觉得这种好光景可能持续不了多长时间，“万一又回到那次的萝卜价怎么办？”

　　“种参就像赌博，根本不知道会赢还是会输。”王玉成说，自己种了30多年参，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两年前，他改变思路跟一家公司合作种参，公司负责购买山地和参苗，他则负责照看人参，“这样我们承担的风险更小。”这种“公司＋参农”的合作模式如今已在吉林多地推行。

　　韩贵琴则仍在坚守，她家的参地已从2000年的十几亩变成了如今的几十亩。如果不出意外，在即将到来的采收季，她能有一个好收成。不过，她最担心的还是今年的参价，“应该上不了每斤100元，但至少能在每斤70元左右，能涨点更好。”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元元/吉林长春 白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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