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中的附加值

　　编者按：无论是增加值出口测算本身还是相关的扩展研究和分析，其结果准确性或相关结论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都与核算增加值出口的模型或方法密切相关。作为最新的研究成果，以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MRIO table）为基础的出口增加值核算（分解）模型近期收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主要对增加值出口核算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做出概述、论述行业层面上如何核算不同性质行业的增加值出口的特殊性，同时探讨衡量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参与率和竞争优势等指标的问题。

　　——增加值出口核算模型与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综述

　　全球价值链核算模型

　　目前，国际贸易领域中有关全球价值链核算的最新进展是可以在双边贸易和行业层面上对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做出详细的分解（Wang，Zhi et al.，2014），可以很好地捕捉到中间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和行业之间的贸易环节、以及作为增加值最终被吸收的过程。早期，国际贸易领域的相关研究则是以中间产品贸易、供应链贸易或垂直专业化等形式出现的，但由于缺少中间品和最终品的使用信息，相关研究一直受到实际数据的阻碍（Richard& Javier，2013）。到了本世纪后由于（单地区和多地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编制相关研究得到了长足进展，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比如Johnson和Noguera的研究（Johnson&Noguera，2012）、KWW方法（Koopmanet al.，2014）、Timmer等人的研究（Timmeret al.，2014）、Wang Zhi等人的双边行业层面的增加值出口分解公式（Wang Zhiet al.，2014）。其中，Wang Zhi等人的分解模型对KWW方法从双边贸易和行业层面上对增加值出口的核算做出了重要的扩展。其公式不仅仅关注中间品贸易或仅仅测量出口商品的垂直产品生产链条中所包含的进口部分，而是在出口总额或行业出口额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两部分之后，对最终产品和中间品在国家间和行业间的贸易环节做出详细的分解，区分了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中重复计算部分。由于KWW方法特别是Wang Zhi等人的分解模型较好地反映出当前国际贸易中大量的复出口和转出口的现象，扣除了增加值重复统计，而且详细说明了与Johnson和Noguera的方法、Hummels等人的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指标（Hummelset al.，2001）、以及Hummels等人或Daudin等人所提出的VS1的对应关系（Daudinet al.，2011），为准确核算增加值出口做出了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

　　中间品贸易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受到关注（Sanyalet al.，1982），本世纪初Hummels等人开创性地引入了垂直专业化的概念，并提出了VS指标的测算公式。随后诸多研究揭示了垂直专业化导致全球生产碎片化的具体机制等一些理论性问题，后期的增加值贸易的分析框架的形成和完善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Hummels等人的垂直专业化概念以及此后的一些研究（如，Daudin等人提出的增加值出口的测算方法）。从VS指标上来讲，垂直专业化的研究在于测量产品垂直生产链条中出口商品所包含的进口。相对来讲，增加值贸易或者全球价值链核算分解模型者关注的更宽广，在出口额中详细区分国内和国外的增加值，涉及到了国际生产过程中的整个价值链条。

　　Johnson和Noguera的研究主要是提出了一个由各国最终需求诱发的增加值出口计算方法。其方法只考虑最终产品贸易，即重点关注考虑一个国家最终被国外所吸收的增加值，而不考虑中间品在国家间和行业间的贸易环节，更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出口的增加值隐含在进口品中最终返回本国的现象。同时，这一方法在测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时只是按照前方关联方式来核算，无法按着后方关联方式核算。具体来说，这一方法依据创造增加值的行业来核算增加值出口，而不考虑是通过哪个行业或某国的哪个行业出口出去的。实际中，某个行业通过提供中间产品给其他行业或者其他国家的某个行业也可以实现出口增加值到第三方国家。极端情况下，一个行业即使没有出口也可以发生增加值出口。当一个行业出口很少或零出口，计算Johnson和Noguera提出的VAX指数时就会得到过大的值或无限大结果。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把Johnson和Noguera的核算方法理解为一种核算增加值出口的思路或标准。即，“略”过跨境多次的中间品贸易，只关心一个国家（或其某一行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最终有多少是被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最终使用环节（国内最终使用部分）所“消费”掉，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终的增加值出口有多少，它所关心的重点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在中间品贸易过程中，如果某个国家出口到第二个国家的中间品可能是经过加工制成最终产品后销售到第三方国家或者又回到第一个国家，那么第一个国家创造的增加值就不是对第二个国家的增加值出口，而是对第三方国家的增加值出口，或者这个国家没有发生增加值出口。这一思路或标准的实质是就是以增加值最后的落脚点为依据判断是否发生了增加值出口，只核算某国“最终”出口到某国了多少增加值。从这种意义来讲，Johnson和Noguera的核算方法便于我们以增加值为基准来计算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可以更好地核算出某个国家创造的财富最终被其他国家消费了多少或者某个国家最终消费多少其他国家创造的财富。所以，如果计算有效汇率的话，采取这种思路核算出的增加值出口或进口作为权重的话就比较合理。这一思路在去除中间品重复贸易问题上具有简洁性，但还存在另外不足之处，那就是在去除重复贸易的中间品时不仅把对GDP无贡献的部分去掉而且把对GDP有贡献的部分也去掉了。

　　相对来讲，KWW方法特别是Wang Zhi等人的分解模型对全球分工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剖析得比较全面，涵盖了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特征。同时，Wang Zhi等人的分解模型在国家间双边贸易和行业贸易上对出口额的分解非常细致，非常有益于我们对全球价值链条做出详细的结构分析，与其他方法或VS指数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为相关的研究留有很大的扩展可能性。比如，把分解模型与VS指标结合在一起对VS的具体构成做出分析，以便于研究不同国家VS指标的结构特征或异质性，可以进一步加深垂直专业化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此外，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角度来看，KWW方法或Wang Zhi等人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中间品贸易分解为不同国家或部门最终所吸收的增加值，这不仅是构建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型的关键之处，也可以说是对投入产出中SDA（Structure Decomposition Analysis）分析法做出的重要贡献。

　　行业增加值出口和竞争指数的扩展

　　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一直是贸易研究和国家政府关心的重点，所以如何测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自然也就是全球价值链核算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以增加值出口为基准计算行业的竞争力等指数的话，会与传统贸易统计为基准计算的结果有显著的差异。实际中，一个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可以通过本行业产品的出口也可以通过其他行业产品的出口实现增加值出口。在双边贸易情况下，两个国家间的增加值贸易不一定包含在两者之间的双边贸易流中，也可以包含在与第三方的双边贸易流之中。更为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上下游）位置或者行业内分工中一个国家所处的位置或竞争力时，采取不同的方式核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的话，得到的结果将可能差异很大，即使同样以增加值出口为基准计算行业出口的竞争力指数也将会得到明显不同的结果。

　　核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时，首先需要区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按照出口行业来核算还是按照创造增加值的行业来核算？把一个国家（或其某一行业的）出口额分解为国内增加值部分和国外增加值部分之后，其国内增加值部分又是由不同行业的增加值组成的（有本行业的增加值也有其他行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我们既可以把国内增加值部分全部归属于出口行业，也可以把他们分别归属到创造增加值的具体行业当中。本行业的增加值可以称为直接增加值出口，其他行业通过该行业出口的增加值称为间接增加值出口。直接增加值出口直接计入该出口行业，间接的增加值出口既可以计入出口行业也可以计入创造增加值的行业，由此产生不同的结果。无论是怎样核算，投入产出分析中的后方关联和前方关联分析方法都可以为此提供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从核算的角度来讲，可以把这两种核算增加值出口的方式理解为账户设立位置的问题。按照出口行业（后方关联）来核算国内增加值的话，则是把核算账户设立在出口行业上，不管是那一个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只要是通过该出口行业出口了，都核算在该出口行业的账户上。按照创造增加值行业（前方关联）来核算时，就是把核算账户设立在创造增加值的行业上，只要是该行业创造的增加值不管是通过那一个行业出口的，都核算在该行业的账户里。

　　从生产分工的角度来看，不同的行业所处的上下游位置不一样，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增加值出口模式（直接或间接）的不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同国家的同一类行业在行业内分工的上下游位置也是不一样。在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下，如果按照出口行业（后方关联）方式来核算的话，可以突出下游行业或终端制造行业的地位（作用），同时也可以与传统的出口核算和基于传统出口核算的研究能进行衔接和更好地进行对比分析；如果按照创造增加值行业（前方关联）方式来核算时，可以更好地突出上游基础原材料行业或服务业间接参与增加值出口的作用。此外，在使用世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进行增加值出口核算时，由于客观数据的限制行业部门往往不能分得非常详细，这时区分这两种核算方式就可以起到弥补的作用。可以这样理解，依照出口行业（后方关联）方式核算时，是把该行业作为下游行业或者行业内分工的下游部分来衡量其增加值出口；依照创造增加值行业（前方关联）方式来核算时，则是把该行业作为上游行业或者行业内分工的上游部分来衡量其增加值出口。这样区分核算行业的增加值出口，比较符合当今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特点，可以较好地满足行业内垂直专业化等研究的需求。

　　增加值贸易核算方式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原有的行业竞争力等指标的核算基准，也相应地使人们重新审视原有的竞争力指标以及与其相关的结论或观点。同时，随着国际贸易领域中有关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指标。Johnson和Noguera提出的VAX指标尽管有不合理之处，但重要的是引起了有关的讨论和探索。Wang Zhi等人在指出VAX指标弊端的同时，基于其行业层面增加值分解公式，提出了三种改进的指标：VAX_F（前向关联VAX）、VAX_B（后向关联VAX）和行业总出口中的DVA（Domestic Value Added，国内增加值）比率，并对VS指数进行了有益的结构分解、基于前向关联重新计算了行业的RCA指标。

　　为了测度一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的位置，Antras等人提出了UPstreamness（上游度）指标的计算方法（Antraset al.，2012），以便衡量某一行业所处的上游或下游中的位置。UP指标是依据传统贸易统计口径的数据来计算的，目前暂时还无法采取以增加值为基准的方式来计算。不过UP（上游度）指标的定义注重传统统计口径下中间品部分，而不涉及最终产品，所以UP还是能给出一个行业上游度或下游度的基本测度。不过，当投入产出表中产业部门的划分不是很细时，这一指标就无法给出较好的测度。

　　相对来讲，Koopman等人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指标（GVC participation rate）（Koopmanet al.，2011），以增加值为基准可以同时从前方关联和后方关联两个方向衡量某个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率+全球价值链下游参与率），可以较好地反映出在存在大量中间品贸易背景下一个国家出口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或依赖程度。在全球价值链核算的框架下，如何完善、运用和解读这些指标还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以全球价值链核算为基础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扩展可能性。使用时间序列的MRIO数据库核算出的结果与国家或行业的其他变量相结合，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可以深入探讨一些重要指标的演变机制，会更加有益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投入产出数据与微观企业数据库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相互弥补短处，做出有关企业异质性或区分贸易方式的全球价值核算分析（Hong Maet al.，2015；Heiwai Tanget al.，2014）。近期即将正式发布的OECD的ICIO（Inter-Country Input-Output）数据库中行业属性已经包含了中国和墨西哥来料加工进料加工的贸易特征，这将会改善全球价值链核算的精确度和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

　　参考文献

　　Antras，P.，Chor，D.，Fally，T.，andHillberry，R.，2012，“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2(3)，412-416.

　　Daudin，Guillaume，Christine Rifflart，and Danielle Schweisguth.2011，“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4(4)，1409-1538.

　　Heiwai Tang，Fei Wang andZhi Wang，2014，“The Domestic Segment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in China under State Capitalism”，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960，World Bank.

　　Hong Ma，Zhi Wang and Kungfu Zhu，2015，“Domestic Value-Added in China‘s Export and It’s Distribution by Firm Ownership”，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43 No.1，pp.3-18.

　　Hummels，D.，Ishii，J.，Yi，K.M.，2001，“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4(1)，75-96.

　　Johnson，Robert，and Guillermo Noguera，2012，“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added”，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86，224-236.

　　Koopman，R.B.，Wang，Z.，Wei，S.J.，2014，“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4(2)，459-494.

　　Koopman，Robert，Powers，William，Zhi Wang，and Wei，Shang-Jin，2011，“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NBER Working Paper 16426.

　　Maurer，A.，and Degain，C.，2010，“Globalization and trade flows： what you see is not what you get！”，WTO Staff Working Paper No.ERSD -2010-12.

　　Richard Baldwin，Javier Lopez-Gonzalez，2013，“Supply-Chain Trade： A Portrait of Global Patterns and Several Testable Hypotheses”，Working Paper 18957.

　　Sanyal，Kalyan K and Ronald W Jones，1982，“The Theory of Trade in Middle Produc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6-31

　　Timmer，Marcel P.et al.，2014，“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s，Vol.28，No.2，pp.99-118.

　　Wang，Zhi，Shang-Jin Wei，and Kunfu Zhu，2014，“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NBER Working Paper 19677.

　　王飞 孙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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