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农业”热潮里的冷思考

　　时下，互联网＋农业、新农人、新农业、村淘、农业互联网等媒体热词充斥耳端。但笔者发现，身边一些“新农人”朋友经过长达三五年的奋斗之后，似乎一个个活得更苦了。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新农人陷入困境

　　先从商业模式来看，这些朋友的商业模式要么是公司加农户，公司负责销售，农户负责生产；要么是直接包地种地，生产销售全自己干。

　　公司加农户模式的弊端是：农户粗放管理，农产品的品质无法保证，合格的产量上不去。也有合格的农产品农户自己拿到市场上出售，不愿交给公司去卖。

　　直接承包农地的，也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劳动力管理问题，很多农活无法有效考核，造成劳动成本太高；二是销路不稳定，渠道不畅通，所以不敢大规模扩大种植面积；三是资金不足，使承包农地、聘请劳动力、农业投资等方面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他们遇到的问题，首先是自己不熟悉农业行业造成的，投身“互联网＋农业”却不熟悉农业，包地的不会种地、不专业，自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不能有效应对；另外，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农业本身，即无法有效解决农民分散生产造成的问题，这仍然是经典的农业经济学命题。

　　换句话说，不把农民组织起来，互联网加农业是加不起来的。

　　美式大农场农业不是出路

　　回望30多年的农村市场改革进程，从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产业协会到20世纪90年代的公司+农户，再到今天的互联网+农业的热潮，不同时代的媒体热点似乎只是农业巨大机遇催生的幻想。农业问题要想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还要回到中国农业问题本身，找到适合中国特点，符合农村实际的办法。

　　无论是公司+农户，还是互联网+农业，无疑都带有对美式大农场农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美好想象，但这与中国主流的小农生产式农业是截然不同的。即使在我们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数十年以后，农地作为农民生活保障的基本功能并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当然，农民内部分化了，农地对于富裕起来的少部分农民的保障功能消失了。

　　而农业政策的普遍对象，或者说农业商业模式的普遍范式，仍然是基于小农生产的“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而不是资本所关注的农业。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业的问题本质上仍是小农生产面临的组织化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分散小农难以自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农业的首要问题实际上是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推动三农组织化。

　　中国三农问题的另一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农村经济的核心是合作金融的话，那么真正实现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内置金融模式，应成为未来新集体主义经济的核心。中国乡建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李昌平创立的内置金融模式，是卓有成效的合作金融实现形式，是解决农地经营权和房屋财产权抵押（两权抵押）的有效形式。

　　只有在农民自己的合作金融里面，两权抵押才会顺利实现，否则，信息不对称的经典难题造成的高成本和道德风险仍然无法解决，中央借此增加农民财权性收入和实现经济增长新周期等一系列战略雄心，也就不可能实现。

　　所以说，只有实现对三农的有效组织供给和金融供给，才能恢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才能让农民创造出各种适应农业特点、符合农村实际的制度结构。

　　内置金融制度救活小山村

　　自2003年以来，李昌平的中国乡建院团队探索并创立了卓有成效的内置金融模式，有效地解决乡村组织供给和金融供给难题。

　　内置金融制度起源于农业大省河南省的郝堂村。这个村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五里店镇的一个山沟里，自然环境优美，山色秀丽，流水淙淙。可是，这个山村十分偏僻、封闭。2009年以前，村里大部分人员进城打工谋生，人口大量外流，村庄凋敝。有老人不愿拖累子女，晚景凄惨，甚至上吊自杀。村中小学撤村并校，只留下少部分孩子。田地大量荒芜，山上板栗任其自生自落。村支两委（村支部和村委会）也因为没有收入，日益丧失带领村民发展的力量。

　　2013年，建设4年的郝堂村迅速成为闻名全国的旅游地。2013年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批12个“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同年又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村。每天都有上千游客到来，高峰时期甚至有几万人涌入这个小山村，旅游业给村民带来的收益令人艳羡。外出的村民纷纷回到村庄，夫妻能团聚了，老人得享天伦之乐。破败的小学开始重建，村庄的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田地高价出租，山上的生板栗每斤10元出售。村支两委干部力量得到加强，给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持续谋划村庄产业的升级再造。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2009年到2013年这个山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习者提出同样的问题。

　　2009年，郝堂村成立了自己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吸纳本村资金，服务本村的经济发展。有了金融的联合，村中的存量资金得到集聚与重新配置，力量大增。村委利用其中部分资金整合荒芜的田地、山林、房屋，组建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统一管理与开发。村民在村庄整体规划下，利用资金互助社的钱建设自己的小家，改造房屋，兴办农家乐与客栈。

　　外部资本与企业，看到组织与金融联合的郝堂村后，有的愿意配资支持其资金互助社发展，有的愿意在村庄进行项目投资，村庄一下子成为各种资源（资金、人才等）的涌入地。上级政府看到郝堂村的发展后，也把有限资源进行集中投放，在基础建设上给予大力支持，村庄改变了过去偏僻、封闭的面貌。截至2015年，郝堂村的集体资产积累已接近一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接近5万元，年游客接待量近50万人次。

　　这就是郝堂村的秘密：通过金融联合实现组织再造，将村庄存量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并吸引外部资源的投入，从而实现从乌鸡到凤凰的惊人巨变。

　　内置金融在全国其他地方的试验也表明，有效提供金融供给，就能解决农业产业整合问题；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就能解决谁来种地和高效种地的问题；壮大集体经济，就能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可以说，内置金融模式，基本能回应三农问题的重大命题。

　　目前，郝堂村的内置金融热潮还在持续升温。笔者相信，有效解决金融供给和组织供给的制度创新，在中国乡村是具有生命力的。

　　贾林州（河南华谷美丽乡村发展公司总经理） 张丰柯（华谷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