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自由

　　在一个理性的社会环境中，每个公民不仅有“喧哗”的自由，也应有“沉默”的自由；沉默不仅是一种态度和修养，也是一种道德意识

　　前不久在上海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作家的故事。1976年，文革尚未结束，某位国家领导人过世，普天同悲，每个单位都在举行追悼会。那时他还年轻，正在暗恋着单位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追悼会在单位的会议大堂举行，所有人都沉浸于悲恸之中，如同世界末日一般。唯有他独自忍不住偷笑了几声，在她身边低声说了一句，我好开心啊！很多年过去了，美丽的女士也早已嫁作了他人妇。而他则成了一位著名的作家。一次签名售书的时候，她特意赶过来对他说，“你那次说的那句话，我听见了。”作家浑身一震，陷入了长久的感慨之中。

　　没有亲身体验过那个时代的人，不会清楚这句话的分量。我们钦佩当年说出那句话的作家，作为一个思想的异端，在当年的氛围和语境中，说出这句话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作家也要感谢这位假装听而不闻的女士，在人人相互检举揭发的年代，假如不是她心存善意和理性的沉默，这句话足以让他去蹲大牢。

　　胡适先生所言：“沉默的自由”是远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一种人权，它意味着不被他人裹挟的自由。在一个理性的社会环境中，每个公民不仅有“喧哗”的自由，也应有“沉默”的自由；沉默不仅是一种态度和修养，也是一种道德意识。当周围人集体亢奋、感动、狂躁的时候，沉默可以让人保持理智，冷眼旁观身边发生的一切。

　　比如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那天，明星范玮琪在微博上晒了几张自己孩子的照片，引来一大波网友的抨击，纷纷指责她不爱国。“你不发阅兵的照片，居然发你儿子的照片！你不爱国！”，“你不感动吗？你还是中国人吗？”，“你不爱国，你滚出中国！”面对四万多条带有人身攻击的评论和谩骂，9月4日晚上，范玮琪被迫在网上道歉：“真是对不起，因为分享了一张儿子的照片，让大家不高兴了！”

　　近些年，针对名人无端的指责和谩骂，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凡有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总会有一大群网友聚集在名人的微博下进行围观或辱骂，或要求名人发声、捐款……名人捐款的多少和他的道德高低直接挂钩。天津滨海工业区爆炸事故发生后，一大批网友云集于马云的微博下逼他捐款。“首富就应该捐一个亿”“你捐了就等于我捐了”“你不捐款，我再也不淘宝了”……

　　这些粗野的流氓话语和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并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它们排山倒海向你覆盖而来，看似义正词严实则错漏百出，但正是这些人，手握着道德高压的水龙头，让人几乎没有招架之力。我们痛心的不是这些不具备个人独立意识的网友的无端指责和谩骂，而是这些公众人物后来被迫选择公开道歉。“……让大家不高兴了”这句话背后的“大家”又是谁呢？假若要是他们高兴了，这个社会又会变成什么样？这才是我们真正痛心疾首的地方。面对一群无法讲理的人，和他们无法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沉默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而公众人物一味的妥协和道歉，反而助长了他们愚昧、无知、罪恶的火焰。可想而知，当那些人“高兴”的时候，伤害的必定是社会的理性和常识，以及有着理性和常识的人。他们的伤害是建立在扭曲和荒诞的逻辑基础上：不发阅兵照片和不感动就是不对的、有钱就必须捐款而且捐得越多越好、不爱国就得开出国籍……这种逻辑让人不寒而栗，它被冠以“爱国”的名义公然对你进行着道德的绑架和强奸，并进行精神和人格的羞辱。在这里你没有任何争辩的权利和自由，你的任何理性的辩论都会视为“呈堂罪证”，只能让自己陷入更加不堪和尴尬的境况。在他们的眼中，你没有沉默的自由，甚至没有感动的自由。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承认错误，顺从他们的意愿，在“爱国贼”和“卖国贼”之间做出选择。

　　郑小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