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走出去”处于“三段交汇”期的分析

　　自本世纪初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2014年实际上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根据国际投资发展规律，并参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实践综合判断，目前我国对外投资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初始发展阶段与转型升级阶段“三校交汇”相互重叠的发展时期。

　　一、从发展速度看，我国“走出去”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跻身对外投资大国行列

　　（一）过去十多年来，对外投资合作实现超高速增长

　　2003～2013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速高达近40%，为世界投资史所罕见。美国二战后一直是对外投资大国，20世纪50～70年代，对外投资增速10%以上。随着冷战结束，国际投资迎来高峰，美国1988～1999年平均增速达到24.6%，英国为16.6%。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新加坡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投资中领先，1990～2007年，韩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速19.1%，新加坡18.6%。此外，2014年我国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已达1424亿美元，过去十年来年均增幅近20%；截至2014年末，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748万人。

　　（二）未来一个时期，“走出去”条件更加成熟

　　从宏观经济看，我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发展前景长期向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整体投资实力更加雄厚。从产业基础看，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发电设备制造与安装能力，铁路、公路工程建设能力世界第一。在轻工、机械装备、船舶、化工、冶金、家电、电子信息等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一些适用技术在海外有很大市场。从微观主体看，我国涌现了华为、中兴、吉利、阿里巴巴等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1995～2014年，我国内地进入全球500强企业数量由3家增至91家。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不断增强，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生产和营销网络，突破贸易壁垒，获取能源资源和先进技术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各类投资主体走出去的潜能还将进一步释放。

　　（三）“走出去”的新机遇不断呈现

　　世界经济逐渐复苏，跨国投资渐趋活跃，世界各国对我国借重和合作意愿不断增强，我国企业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进行资源和价值链整合的机会增多。非洲、中亚、拉美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希望与我国开展产业投资合作，改造当地落后生产工艺，为我国成熟产业向外拓展提供了空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升温，预计到2020年全球基建投资需求将达12.7万亿美元，2030年将增至55万亿美元，我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进展顺利，这将为我国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依托中国装备、技术和标准参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提供了新机遇。

　　（四）“走出去”国际环境明显改善

　　国际双边、多边投资协定数量已达3271个，发达国家主导的双边投资规则从重视投资保护转向推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近年来，各国纷纷采取投资促进和鼓励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和本国企业资金回流国内。美国积极推进“制造业振兴”、“选择美国”，出台投资鼓励政策。欧洲国家也提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等计划，如德国提出实施“工业4.0”战略。日本推出对外国公司在日本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的补贴政策等。印度、越南、泰国、缅甸、印尼等周边国家纷纷出台扩大开放、鼓励外资优惠政策，为我国优势产能向外转移提供了机遇。

　　（五）我国将从资本净流入转向净流出

　　根据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五阶段理论，人均GNP超过5000美元，对外投资净额将逐步“由负转正”。201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6800美元，已进入该理论所说的直接投资流出大于流入阶段。2014年我国实际上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大国一定是资本输出大国。1970～2013年的44年里，发达国家多是资本输出大国，而新兴经济体更依赖资本流入。如日本、英国、美国分别有44、33、26年的对外投资净流出，而巴西和印度仅有1年。截至2013年，美国、德国、日本对外投资净存量分别为14143亿美元、8588亿美元、8220亿美元，而我国为-3432亿美元。

　　二、从发展水平看，我国“走出去”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对外投资存量质量均较低

　　（一）投资存量相对较低

　　相比西方国家上百年的海外投资历史，我国企业“走出去”起步较晚，时间较短，投资存量较低。截至201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6605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分别为美国（63495亿美元）的10%、英国（18848亿美元）的35%、德国（17103亿美元）的39%、日本（9929亿美元）的66%，绝对差距依然较大。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占全球比重仅为2.5%，远低于我国GDP全球占比12%的水平。2013年，我国对外投资占GDP的比重为6.8%，不仅低于英国的74.4%、美国的39.2%、日本的16.6%，甚至远低于发展中经济体17.4%的平均水平。

　　（二）资源类投资比重较大

　　截至2013年年底，我企业在能源资源领域的对外投资总额（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通过境外企业再投资）达3084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46.7%。2008年以来发生的境外并购交易中，能源及矿业类占70%以上。这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早期阶段情形十分相似，如美国1914年在能矿领域的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40%以上，到2011年这一比重降至4.5%；日本1972年和1974年，矿产投资占总投资比重高达40%和33%，到1986～2007年间则降至2%～3%，2008年后这一比重回升并稳定在10%左右。

　　（三）制造业投资比重偏低

　　从发达国家看，其对外投资都经历过制造业投资速度加快、比重提升的阶段，如日本1973年制造业对外投资占比就达到34%，1991年以来一直在40%以上；韩国19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在50%以上；美国在1982年时达到42%，1990～2001年仍有1/3以上的投资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德国1995年境外加工制造业资产占境外资产总额的44%。截至2013年，我国对外各类投资存量中，制造业比重仅为6.4%，这与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不符，也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不具备投资理论所说的“特定垄断优势”，如技术、专利、品牌、管理、整合资源的能力、以自身为核心的价值链等。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基本处于被动从属地位，所具备的规模优势和低成本优势无法复制到东道国，尚不具备在全球主动布局的能力。

　　（四）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对“走出去”支撑不足

　　国际知名制造业企业一般都有长期稳定的金融合作伙伴，如韩国友利银行紧随三星等韩国企业进入中国，提供跟随性服务，汇丰银行在82个国家拥有1万余家机构，服务其重要客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资本市场发育还不够成熟，金融服务相对滞后，境外分支机构少，私募基金、投资银行等市场中介发展缓慢，服务功能很不健全，企业在投融资方面面临一定困难。例如，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比例较低，大量企业“挤”银行贷款一条狭窄的间接融资渠道。而国内银行缺乏长期、稳定、低成本的外汇资金来源，筹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较为突出。

　　（五）投资主体竞争力较弱

　　与世界级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能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等方面总体差距较大。如我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收入、员工占比的平均数）为13.6%，不仅远低于世界100大跨国公司的60.3%，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36.6%。我国具有突破性原创技术的企业数量很少，2013年福布斯全球品牌100强中无一中国品牌。我国企业在全球行业中的影响力较弱，具有领导地位的更是凤毛麟角。

　　三、从发展方式看，“走出去”到了转型升级阶段，由对外投资大国转向强国的任务艰巨

　　（一）从“超高速增长”向“较快增长”回落

　　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已居全球第三位，随着基数的不断扩大，今后一个时期，可能难以再现过去十多年来40%以上的增幅，增速回落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2015～2016年，对外投资持续增长的难度和风险也会加大。一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70%境外并购以上发生在能源及矿业领域，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个消化整合时期，再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这一领域大型并购项目会有所减少；二是我国在亚洲和拉美地区的投资占比超过80%，随着美联储量宽退出，新兴经济体金融动荡和汇率波动可能加剧，将增加我企业对当地投资的风险。

　　（二）从“获取资源”向“配置要素”转型

　　当前，全球正处于信息技术深度应用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孕育阶段，技术创新渐趋活跃，“走出去”不仅要获取“硬资源”，缓解国内能矿资源瓶颈，更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先进技术，增强配置各种创新要素的能力。通过“走出去”，更好地引进来，促进国内创新，推动我国产业向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三）从单个企业走出去向全产业链输出转型

　　对外投资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系统化全产业链的延伸。对外承包工程是我国“走出去”的传统优势领域，但随着国内市场材料价格、人力成本不断上涨，传统优势正不断被削弱，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今后要借鉴国际知名工程企业经验，推动中国资金、技术、标准、设计、施工、咨询、运营维护、管理服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输出，推动承包工程由工程建设向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管理等高附加值领域拓展，形成综合优势。

　　（四）从硬实力输出向“软硬结合”走出去转型

　　海外企业是国际社会观察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是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但中国企业在对外宣传和塑造良好形象方面缺乏应有的重视，海外民众对中国企业的整体认知度偏低，境外企业国际员工对中国文化认同度较低，企业跨文化经营管理面临障碍较多。下一步，要加快文化软实力输出，增加国际社会对我国企业的认同感，为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总的来看，我国“走出去”正处于“三段交汇”发展时期。从增长速度看，走出去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预计今后10年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从发展水平看，“走出去”依然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从发展方式看，“走出去”到了转型升级阶段，正在由对外投资大国向强国转变。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走出去”较快增长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但从国际投资规律看，对外投资在经历高速增长后，往往会步入较大幅度的震荡调整，如近年来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投资波动幅度都在两位数甚至三位数。随着我国对外投资中境外融资比重的不断提高，我国对外投资的实际规模可能已经超过现有统计数据。资金来源日趋复杂，进一步降低了对外投资的稳定性。未来几年，对外投资持续增长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较多，不排除出现负增长甚至重回资本净流入的可能。

　　对此，应心中有数，理性看待，未雨绸缪。

　　陈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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