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中的法书碑帖

　　——2015《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15年9月17至18日举办的“2015年《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学界第一次以《石渠宝笈》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涉及的内容广泛，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上期本刊对其中的古代绘画史部分作了述评，本文则主要针对法书碑帖部分作简要概述。

　　本次研讨会中，既有综述性质的发言，也有针对具体个案进行深入研究的案例。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祎在会议上对《石渠宝笈》著录碑帖善本的情况作了宏观性的描述。他指出，在《石渠宝笈初编》里，收入的主要是宫廷所藏法书、名画，除《怀仁集王圣教序》一件之外，并未收入碑帖。在编辑《石渠宝笈续编》时，宫廷开始重视碑帖善本的价值，并将之作为单独的门类，收入了摹刻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御笔书帖（即“三朝宸翰法帖”）、乾隆御笔书帖（“皇上御笔法帖”），以及清朝立国前的历代墨刻、传拓碑帖善本（“列朝旧拓法帖”），清宫摹刻的摹古法帖和大臣书帖（“本朝摹刻法帖”）。“列朝旧拓法帖”以“开皇兰亭两种”为首，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对宫廷所藏碑帖进行了整理罗列。“本朝摹刻法帖”中，摹古法帖以《三希堂法帖》最为著名，“收大臣书帖”则有张照、汪由敦书帖。由于《石渠宝笈续编》收录了清立国至乾隆朝宫廷收入的碑帖，《石渠宝笈三编》则主要收入了嘉庆朝入藏宫廷的碑帖善本，其中包括宫廷、大臣们镌刻的一些法帖（如成亲王永瑆书《诒晋斋石刻》、刘墉书《清爱堂石刻》等），且体例依前。从贮藏地点上说，《石渠宝笈》著录的碑帖善本相对分散，而《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碑帖善本大多集中于懋勤殿，《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碑帖善本则主要集中于延春阁等处。王祎指出，通过对《石渠宝笈》著录的解读，可知清代宫廷收藏的碑帖，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鼎盛，其中不仅有历代名帖（以宋拓居多，且名帖多复本），还有清宫摹刻的法帖。同时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察，可以引发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如清宫收藏的碑帖著录、贮藏地、流散情况的研究，清宫藏碑帖的考订、鉴别，清宫考鉴意见与后人考鉴意见之比较，等等，而对《石渠宝笈》的深入解读，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当然，本次会议中更多则是针对经《石渠宝笈》三编中著录过的法书碑帖个案的探讨。例如，《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中涉及到三个《小字麻姑仙坛记》版本（《唐拓麻姑仙坛记》《宋拓晋唐小楷本》《旧拓晋唐小楷本》），香港中文大学副研究员何碧琪通过借用生物学“亲缘关系”“系统演化”谱系树（phylogenetic tree）的概念，对这三个本子做了比对研究。首先，何碧琪对《小字麻姑仙坛记》的来历、流传和自宋代以来学人对其的评价进行了梳理，认为《石渠宝笈》所涉及到的《唐拓麻姑仙坛记》并非早期拓本，而是根据漫漶的“南城断本晚拓”修缮刻成的明中后期翻本，“晋唐小楷本”则是根据已损字的“南城本”翻刻而来，其年代亦晚于“南城本”。由于《小字麻姑仙坛记》本身即非出自颜真卿之手，而清高宗所宝爱的《唐拓麻姑仙坛记》又去“南城本”面目益远，那么，我们就不能仅仅根据文献记载来断定清高宗的小楷受到颜书影响的程度究竟是什么样的。何碧琪的这个结论，对于我们研究其他书家书风的来源、变化具有启发性意义。

　　故宫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许国平则根据版本比对、互证，对肃府本《淳化阁帖》的时代进行了探讨，同时对《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宋拓《淳化阁帖》”作了指认。所谓“肃府本”，即“肃王府遵训阁本”，故宫博物院藏有肃府本《淳化阁帖》七种（甲、乙、丙、丁、戊、己、庚本），经比对、互证研究，许国平认为：故宫藏甲、乙（清宫旧藏本）、丙、丁、己、庚六本为“肃府本”。其中甲、乙、丙、丁四本分别为明拓本、清初拓本、清康熙拓本、清乾隆拓本；己、庚两本至早为康熙时拓本，至晚为乾隆时拓本；戊本不是肃府本，而应为薛氏刻《淳化阁帖》。也就是说，“肃府本”实际由六种不同时代的拓本构成。同时，根据《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和诸多拓本的比较，许国平认为，故宫藏懋勤殿本《淳化阁帖》是《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本。清宫遗存的碑帖数量巨大，仅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就多达五千余件，许国平的研究，无疑为我们研究故宫博物院其他碑帖做了很好的示范。

　　被《石渠宝笈》著录过的善本碑帖，有一些后来不知去向。例如，《石渠宝笈续编》中著录的一册后来不知下落的元拓石鼓文，就引起了施安昌先生的注意。限于材料，施先生并未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太多描述，他更感兴趣的是乾隆皇帝对它的重视。我们知道，石鼓文自唐初发现至元代移至国子监太学，虽渐为世人了解，但其间并没有文献可以反映皇帝对它曾有足够的重视。到了乾隆时期，方予以优渥，同时还仿造出新的石鼓来。根据《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可知，此册元拓石鼓文及题写共十六页，弘历根据韦应物《石鼓文》中两句诗“喘息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为序，为每页进行编号。施安昌先生对拓本基本情况进行了描述，并对册中前人诗文进行了梳理，并对弘历的题写、臣工（和珅、梁国治、刘墉等七人）“恭跋”及印鉴作了统计，指出弘历对石鼓文的重视，既是因为石鼓是“象征宣王中兴的三代法物”，也是为了提倡“述古兴贤”“述古传今”“重道崇文”，借题发挥，陈述政见。同时，施先生也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如此拓本是如何进宫、后来又流落到何处等，这些相关情况却一直不明，仅靠《石渠宝笈续编》的著录，还不足以对相关疑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自然，我们也期待着“这一元拓将有失而复出的时日”。

　　《石渠宝笈》三编中著录的碑帖善本，有些不知何时何故流落在外“杳无音讯”者，但也有失而复得者。研讨会上，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秦明对一件“二进宫”的《孔颖达碑》拓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考证，并对其是如何流向宫外进行了推测。《孔颖达碑》是著名的昭陵唐碑之一，其碑文对史料文献有补缺正谬之价值，前人对其亦有颇多著录、考证，此作虽非虞世南手笔，但不失应有的艺术价值。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孔颖达碑》拓本于嘉庆时入清内府，之前曾经徐淮、邵弥、杨宾等递藏，入内府后被贮藏于紫禁城建福宫延春阁（此谓“一进宫”）。延春阁所在的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1740），是乾隆皇帝钟爱的休憩之所，也是清宫贮藏碑帖较为集中的古建（但碑帖只是众多珍宝中比重极小的一部分藏品），嘉庆时被封存。1923年6月27日，建福宫花园一场神秘的大火，使花园连同珍宝一夜间化为灰烬。按说这本经著录的“宋拓《孔祭酒碑》”也应俱焚于此，但在1952年，朱翼盦先生后人却将该册连同七百余种、一千多件碑帖无偿捐赠，使其“二进宫”。秦明通过对此册中宝熙题跋的分析，认为此册当是1920（约）年流出内府，自然会逃过“那场神秘的大火”，后为朱翼盦购藏。其中原委，秦明作了多种分析，认为系“宫内人员监守自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对于这本“宋拓”，马子云先生也审定为“明中期拓本”。

　　尽管《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一些法书碑帖缺乏艺术价值，但对它们的考察研究，却可以使我们了解更多有关清内府拓本的装裱制作等情况。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尹一梅以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玄烨赐蒋廷锡临黄庭坚行书步虚词十首之一册》拓本（《石渠宝笈三编》著录名为《圣祖仁皇帝御临黄庭坚书唐吴筠步虚词墨刻》）为研究对象，对此拓本的成因及装裱特点、玄烨的书学观念、拓本的装裱机构三方面进行了分析。一般认为，御书处、造办处等机构是为皇家服务的，也承接亲王送交的活计，但对于大臣活计的记录，尚未见到。尹一梅认为，该册系根据玄烨赏赐蒋廷锡墨迹上石，镌刻应出自皇家内务府御书处工匠之手，且用宫廷御制墨拓制。是帖装潢精致，从形制（如龙纹）、材料（特别是缂丝）、工艺（缂鳞法）来看，亦属清宫制作。由于位高的大臣让皇家官作做活儿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算大事儿，所以在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记录，但该册作为蒋廷锡敬献之物，其摹勒、拓制、装潢，都可以视作清内府官作活计水平的代表作品。

　　即便《石渠宝笈》在著录的过程中对内府法书碑帖进行了严格的筛选，我们也应理智地看待《石渠宝笈》著录的法书碑帖。也就是说，经《石渠宝笈》认可的法书碑帖，依然有可能为赝品。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杜鹃以（传）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为例，探讨了明清鉴藏家群体误判的背后，书法鉴定观念、鉴定方法与书史认知观念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书兰亭诗并后序》在《石渠宝笈初编》中列为“上等”，并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被收入《兰亭八柱帖》之四，因此在《石渠宝笈续编》中再次被著录。据题跋知，该卷曾经宋、元、明、清诸多鉴藏家的递藏，该作也在纷纷议论中落入柳公权名下。但在众多明清鉴藏家的题跋中，只有詹景凤对作品所属发出过质疑之声，其他鉴藏家基本认同该卷是流传有绪的柳公权行书真迹。20世纪80年代，徐邦达从多方面提出质疑，认为该卷绝非柳公权真迹，甚至都不是临仿柳公权书迹的传摹本。杜鹃则通过对题跋的分析、对柳公权书作的统计、对不同时期鉴藏家可以见到的有关柳公权的材料进行的比对，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认为，明清鉴藏家因鉴定条件受到时代制约，对书史的认识更多受到了历代文献著述以及前代、同辈鉴藏家观点的影响，在鉴定方法上也未形成注重学理性的鉴定之学。特别是一些停留在经验层面的即兴、随感式的考鉴，与现代更具学术性、讲究论证逻辑性的学理层面的鉴定方法是有所不同的。当然，尽管如此，杜鹃依然肯定了前人的鉴定基础为今天的鉴定之学的确提供宝贵的经验与借鉴。

　　除了真伪之辨，对《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作品的系统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个案研究。本次研讨会上，即有基于《石渠宝笈》三编著录作品而扩展开的个案研究。康里巎巎保存至今的作品有行草书二十余件、楷书碑刻十余件，行书部分有不少为清宫旧藏，曾经《石渠宝笈》初编、续编或者三编著录。这些作品是研究康里巎巎书法的重要材料。台湾大学副教授卢慧纹首先对目前仍可见的二十四件康里巎巎行草书作品的创作时间与背景进行了分析、推断，并据此对康里巎巎书风的变化进行了分期。卢慧纹认为，康里巎巎早期（约27至36岁）对黄庭坚、米芾多有留心，并受到了赵孟頫的启发，对王羲之的行、草书用功最深；中期（约36至50岁）明显可见王羲之行草书的影响，但逐渐形成了运笔流畅无滞的特点；晚期（约50至51岁）虽然只有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但明显较之前豪放纵逸。追溯康里巎巎的取法渊源，卢教授认为除了受赵孟頫复古风潮的影响，康里巎巎取法晋人外，更提出巎巎受到了怀素的影响，这直接源自元初大都书坛遗风；同时，卢慧纹通过对江南书家与纵逸书风关系的阐述，认为巎巎“或许受到了江南江南隐逸疏放之风，还有所谓李白醉书作品的启发”，书风跳宕，并影响了如张雨、杨维桢等人。通过对康里巎巎个案的分析，作者期望推动思考蒙元“多族士人圈”复杂内涵的思考。实际上，康里巎巎这个个案只是《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过的书家书作中一个寻常的例子，基于《石渠宝笈》这座大宝库，还可以做更多的研究。

　　本次研讨会历时两天，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广泛而积极的讨论，其中关于法书碑帖部分的探讨为继续研究《石渠宝笈》或借助于《石渠宝笈》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于《石渠宝笈》这样的宝库，本次“2015《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说仅仅拉开了专题研究的序幕。立足国际性的视角和研究视野，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得以对这座宝库进行更加深入的开掘。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感性描述、观点的陈陈相因，不局限于研究方法的老套，而是站在当下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前沿，调动一切资料，更为深入地推动当下学术的发展。而对于《石渠宝笈》中的法书碑帖，无论是其版本、流传、鉴定、贮藏等各个方面，研究者们越来越觉得，《石渠宝笈》所赋予我们的，依然是巨大的研究空间。

　　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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