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供给经济学的核心要素是“减税”。
如今GDP降速一档，从9%滑到6.9%，政府，金融部门，工业部门，华尔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对于GDP降速的本身，其实就是刘易斯第一拐点的问题。
既然已经认识到了问题，最简单的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可是，经济学家刘易斯只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有效的对策。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1970年代先后遭遇刘易斯拐点并成功跨越，问题是国情不同，经济体量不同，中国应该如何跨过？
笔者认为，需要有三个步骤可成功跨过刘易斯拐点：
第一步，优先发展农业，尤其是大农业，环保农业，绿色农业。刘易斯虽提出了二元结构，但却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
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都是既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也与农业现代化程度紧密相关。要从根本上解决刘易斯拐点，先要把农业搞起来。具体措施有笔者此前提到的，给农民发土地确权证，鼓励县域农业建立大农场提高效率，退宅返耕。
第二步，生二胎放开到多胎。但是新生儿不再有农地，也不再有其他的附属经济关联。
这样原来根据1978年改革开放30年不变的承包地权，只可能慢慢减少，随着农村人口的自然死亡和土地的买卖集中，可以从源头上改变劳动力的数量和供给结构。同时使得现在的劳动力增加，后备力量更强。
第三步，自主发展工业制造业，提升工业部门的能力。目前中国在高端制造业还非常落后，无法制造出很多关键零部件，大到航空发动机、航空母舰；小到圆珠笔芯的的圆珠，CPU、相机镜头；在工业部门如此落后的情况下，妄谈跨越刘易斯拐点是不切实际的。没有从根本上建立起有核心竞争力的工业部门，这是问题的总根源。
以上三个措施，看起来和供给经济学都毫无关系。事实上，供给经济学的核心要素是“减税”，但美国里根政府减税之后不仅无效果，反而激起了更大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最终停止收场。
而且，美国在1970年并没有刘易斯拐点的“病”，所以供给经济学本身就不是刘易斯拐点的“药”。
笔者认为，供给经济学本身存在问题，里根政府信奉供给经济学，导致美国财政预算状况显著恶化，赤字占GDP比重达到二战后最高点，国债余额也大幅上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典型的凯恩斯式的增长，而拉弗曲线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随后，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先后增税，20世纪90年代美国却实现了预算盈余，因此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认为“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终于成了一种近乎反面的教材”。
可以说，中国确实面临了严峻的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应该坦然面对并解决掉。
文/胡斐
作者系知名投资人，曾任职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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