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企业之间需要“旋转门”，因为两者都是构建更强大经济不可或缺的决定力量，需要维持表面针锋相对、背后一团和气的关系
比尔·盖茨在不久前的巴黎气候大会期间表示，“我有点惊讶，气候谈判日程上见不到任何有关企业参与研究的方法、内容或形式。”对此我也表示赞同。盖茨所提出的问题直击企业和政府在解决现时最棘手问题中的核心，从维持地球宜居性到打造稳定包容的经济增长上无不如此。诚然，在某些方面，政府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考虑将企业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仍在发酵中的难民危机：欧洲和世界各国的政府仍然不让企业参与关于如何应对难民大规模流动的早期行动。当然，在很多问题上，商界领袖们都选择了袖手旁观，他们和政府都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
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企业则迫不及待地想要有所作为，形成较大的影响力。在科技、研发、贸易谈判等问题上，由于对公司利润的好处直接且显而易见，企业领导人经常通过游说去参与和改变政府在这些领域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
当企业与政府走得过近时，也会产生一定的风险。有时这一风险就包括众所周知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旋转门”，即私人企业高级岗位与政府高级官员岗位之间的人事互换。这是一个循环，看起来很像是让狐狸看守鸡窝，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走得太近。
最明显的例子是金融和银行业。
例如，一名来自高盛公司的前员工把持着全球最高等级的监管和货币岗位——这还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就曾经是高盛国际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英格兰银行行长卡尼曾经在高盛工作过13年。
但将金融业的“旋转门”一关了之并不是办法。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表明，该领域的监管和立法必须达到平衡，否则就会破坏监管机构寻觅和留住人才的能力。
在国防领域，“旋转门”转得很快。据《波士顿环球报》的数据，从2004-2008年，大约五分之四的退役美国中将和上将成为企业顾问或国家安全事务高管。类似地，位于美国的公民责任和道德组织（Citizen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也披露了美国国防部官员转行进入其他行业的情况。
公司丑闻经常暴露企业和政府何时会走得过于接近，比如东芝公司高管团队和董事会高级成员纷纷进入日本政府的各个小组和委员会。类似地，大众公司与德国政府关系密切，导致人们指责监管者对该公司睁一眼闭一眼，为眼下大众深陷其中的排放测试丑闻创造了条件。
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是必要的。强大的经济体需要强大的企业和强大的贸易，这就需要企业与政策制定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如，当政府官员出访以鼓励经济合作时，本国一些大公司的CEO也应该随同出访。问题就在于，这些公司对国家的经济和声誉如此重要，以致于政府无法恰当地监管它们。它们获得了过大的自由空间，就和有的金融企业一样，它们太重要以至不能倒（大而不倒）。
企业与政府间的这一互动关系永远不会结束，并且永远都在进行。在世界经济论坛等场合上，企业领袖和政府在小组讨论中针锋相对，但在幕后一团和气。而在经济增长缓慢、曾经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纷纷私有化的时期，就特别需要表面针锋相对、背后一团和气的关系。这一工作关系很重要，也不应该受到谴责，但有必要公开。
这使我们又回到了盖茨的话。在巴黎，他宣布要在未来五年支出总共200亿美元用于与气候相关的研发活动。盖茨的计划凸显出一个受到频繁关注的企业和政府的要素：政府在资助早期实验性研究时起着关键作用，随后由企业接棒具有商业可行性的方案，两者都是构建更强大经济的不可或缺因素。既然盖茨正确地质疑了为何气候变化谈判从未包括企业研发，它就应该引起我们深思：政府和企业之间需要“旋转门”——不管是人事“旋转门”，还是思想“旋转门”——尽管这绝非允许公司获得对公共政策的不当影响力或监管者处于弱势的理由，也绝非给行为不当或糟糕决策而倒闭的企业提供“安全网”的理由。
如今，公共信任正处于低谷，并显得越发突出。企业和政府不能假装这一共生性关系不存在，或者更糟糕地认为这一关系并非必要；而必须在透明度方面小心翼翼。盖茨提出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企业害怕让这一关系走得太远，但也有可能让它们走得不够远。
露西·马尔库斯（Lucy P.Ma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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