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创新：国家、企业、个人的终极竞争力

　　——访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ster）

　　某种程度的淘汰，是一个非常令人悲痛但又不得不从事的过程。对国家、企业、个人来说，做出改变都很困难，但又不得不做

　　无破坏不创新

　　中国经济报告：“破坏式创新”这一颇具颠覆性的概念于1908年由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时，就给传统经济学界、企业界带来了巨大震撼。如今，全球经济创造以及破坏的巨大价值完美地印证了这一前瞻性论断。随着创造性破坏力量的不断增强，这一概念也已成为主流经济论述中的重要概念。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概念及其理论？

　　理查德·福斯特：所有的社会都在改变，因为有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也在不断淘汰。要想将新事物引入社会，旧事物就必须去除。社会积累的事物越多，去除旧事物也就变得越困难。“破坏式创新”这个概念是由奥地利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之初提出并发展的。熊彼特认为，所有社会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新企业创新是最重要的环节。但是我认为，企业的关闭也很重要，因为淘汰旧事物很难。

　　在熊彼特的启发下，我创造出了“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我认为，从企业到一个国家，从一个人到整个社会，创造性破坏包括运营、控制、创新、淘汰四个元素。首先，企业或个人无时无刻都要考虑进行运营；运营优异后，就要考虑控制。运营和控制这两个功能，是所有企业都拥有的共性，但是从市场视角来看，还要创造出一些新的业务，创造出新的企业。然后，经常被忽视但很重要的，是要淘汰一些不属于我们产品组合的业务。企业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其领导者必须掌握最高控制权。这就是我们对于中央集权管理挑战的理论。无论在市场层面或者其之上的运作，企业创造和淘汰都必须在当前市场的速度和规模下避免失控。运营、控制、创新、淘汰就是创造性破坏的四个因素。与我们普遍的认知不同，这里的难点就在于要进行淘汰。某种程度的淘汰，是一个非常令人悲痛但又不得不从事的过程。正如美国著名小说家马克·吐温提到：我喜欢过程，但痛恨改变。对国家、企业、个人来说，做出改变都很困难，但又不得不做。

　　因为我们处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果不去改变，就会落后。这就是“破坏式创新”的概念，要求我们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去除旧事物。其中，淘汰旧事物比创新更难。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淘汰比创新更难呢？

　　理查德·福斯特：虽然没有人讨论如何去除旧事物，但它却是非常困难的。我可以举几个简单的理论以便大家理解。20世纪20年代，哈佛的一位教授提出了一个理论：斗争或逃跑（Fight or Flight）。当你受到某些事物威胁时，你会选择斗争或者逃跑。企业碰到这种情况时，要么选择斗争，去除掉威胁；要么选择逃跑。但这两种反应都不是最佳选择，他们应该思考如何接受这种变化。第二个理论来自一位心理学家，他研究人们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时的心理变化。他研究的内容是，当你得到一个很糟糕的消息，你会怎么反应。他认为人要经历5个心理阶段，但这5个阶段不一定按顺序来。第一，否认（自己有这个毛病）；第二，愤怒（自己得了病）；第三，试着适应（这个现实存在的问题）；第四，感到沮丧；第五，最后接受事实。这是人们普遍的反应。事实如此，你无力改变，你需要时间。但是，当你在经历这个漫长的心理过程时，外面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化。这样，你自然落后于社会的变化。这是第二个理论。第三个理论是，当新事物出现时，我们会害怕风险、感到恐慌。这三个原因，斗争或逃跑、沮丧、惧怕风险，阻止和减缓了我们去除旧事物的进程。

　　中国经济报告：是否可以说破坏是创新非常重要的一面？

　　理查德·福斯特：破坏是市场里相当真实的一面，它暗示着某个部门、某个企业或者某个产业的经济效用已经结束。破坏所出现的时间或许可以延后，但绝不可能成功躲避，因为它是市场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因此，最危险的是，如果不能将破坏视为企业管理中的一个正常部分，进步及绩效就会大打折扣；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企业遭受变革的重重一击。忽略破坏，就是投资于未来的不幸。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在创新与破坏之间求取平衡？

　　理查德·福斯特：在创新与破坏之间维持一种平衡的关系非常不易，因为赢家永远都是市场。即使对声名显赫的企业来说，也是一样。首先，如果想要以市场的规模与速度来进行创造，企业就必须要能以市场的规模与速度来进行破坏。正确的破坏，不仅是在资本市场中保持新鲜活力的关键，同时对于想要扩张的企业而言更是不可或缺。但是想要掌控破坏，就和创新一样，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为了进行破坏，企业在面对内部已自然发展而成的拒绝心态时，必须要能克服因拒绝所带来的情绪障碍。但我还不得不重申，要想引入新事物，就必须去除旧事物。

　　中国的“破坏式创新”

　　中国经济报告：在你看来，中国有没有在“破坏式创新”方面做得很好的创业企业？

　　理查德·福斯特：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都是新公司，它们不是从旧式公司改革而来的公司。相比从旧公司里孕育出新公司，白手起家建立新公司更容易。最终，所有这些新公司，比如阿里巴巴、新浪微博等，都会变成大公司。

　　中国经济报告：阿里巴巴如何能运用你的理论变成世界级大企业？

　　理查德·福斯特：所有的企业无论大小，都必须要完成四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第一，企业必须迅速且节省成本地提高现有性能。为了建立出色的运营，需要规范化，日复一日地坚持执行。

　　第二，企业要学会控制自身的运营。

　　第三，企业需要不断创造新事物。

　　第四，创造的同时，必须淘汰旧事物。

　　提高、控制、创新和淘汰，是企业必须同时进行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又极其不同，如何同时进行这四件事情，是管理层面临的巨大挑战。我认为，阿里巴巴的管理层可以很好地应对。当然，随着阿里巴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成功，创新会变得越来越难。阿里巴巴必须去除5年前刚刚创建的业务，尽管这非常困难。一个10亿估值的企业，让企业估值翻一倍是一回事；而一个估值500亿的企业，要想让企业估值翻一倍又是另一回事。所有这些都会让创新变得极其困难。而且，如果资本市场认为企业增速会降低，它们会让企业股价下跌；然后投资者会抛售你的股票，企业就需要从银行直接借贷。

　　这些事情不只是会在一家企业发生，还有可能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发生，中国也不例外。这是增长的必经过程，是资本市场评估未来的方式。这样的反馈令迎接挑战更加困难，并将进入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必须要学会应对这个循环过程。因为，随着企业的成功，管理性质会发生变化；企业越成功，所面临的挑战就会越多，而且没有人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成功应对。这些就是如马云这样的企业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中国充满颠覆性创新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的企业应该怎样做到颠覆性创新？

　　理查德·福斯特：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与整个国家相比，还相对较小。现在的中国有些像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且还会经历很多变化。随之，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必须拥有自己的创新品牌。与前期所进行的事情不同，中国不能一直靠复制来发展，必须靠创新实力来获得领先地位。因此，下一阶段，中国要做出全新的事情。

　　问题是，中国不可能再复制美国。如何创新，在我看来是中国下一步必须做的事情。当挑战者还很年轻时，他在创新时会有优势；随着挑战者自身变得越来越年长，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他就必须学会如何除旧。回想120年前，标准石油在俄亥俄州成立。当时，美国的石油工业也刚刚在俄亥俄州兴起，标准石油一直是挑战者，从上个世纪初开始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然后很多其他石油公司开始兴起，标准石油面临很多竞争，它就必须找到竞争取胜的办法。后来，标准石油在竞争中发展成为埃克森美孚公司。很长时间内，埃克森美孚公司一直是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公司；而现在，它不再是世界上价值最高的公司，苹果公司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作为曾经的能源公司，辉煌一时的世界上最大的公司，谁曾想到会被一家手机公司取代？这就是巨大的市场变化导致的结果。所以，社会在不断变化，中国亦如此。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你看来是什么？

　　理查德·福斯特：世界在不停地变化，这将是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你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会有越来越大的责任去改进和控制，去除一些旧事物；你需要像美国那样关闭某些行业，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些新事物。这是中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国家无论大小，都将面临同样的新挑战。

　　中国必须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大胆去除旧有事物。当然，去除旧事物所面临的心理挑战要比创造新事物难太多。创造新事物很有意思、很有激情，每个人都有可能成功，会得到积极的反馈；而去除旧事物则不是一个好消息，要难很多。但是当企业变得越来越强大，又必须学会如何去除旧事物。

　　如何建立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如何建立创新型国家？

　　理查德·福斯特：一个创新型国家有四个重要的支柱：一、要有一个大的数据库，使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和评价体系。无论是统计局还是私人统计机构，数据是重要的，否则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二、要建设法治社会，对知识产权要有足够的尊重。如果对知识产权不尊重，山寨横行，无法鼓励企业家们创新。三、要与国际社会多交流沟通，包容地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思想、技术、人才、商业制度和资本。四、要建设一个鼓励创新的教育系统。要容忍失败，鼓励利于独立思考、勇于提问的教育方式。要让学生们保持好奇心，同时对教师也要进行良好的培训。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

　　理查德·福斯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经济体，这是必须做的，尽管创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媒体很少提及失败的创业公司，但事实上大量的创业公司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大家都认为风险投资是一项热门的行业。的确如此，现在风险投资行业的市场份额比25年前大很多。但其实在资本市场上，每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表现都不如天使投资者。所以，风险投资还是个风险极高的行业，里面充满着大量失败和不确定性。这不仅取决于创意的质量，也要看创业人的素质。

　　创业企业家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一周7天，每天24小时，他们都可能待在公司里。这对家庭以及恋爱关系都是一个大挑战，而我们却几乎从来不谈论这些不浪漫的部分。很多人以为创业很好玩，看上去很高大上，但真正的创业人非常艰苦，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情况都一样。

　　中国经济报告：创新型人才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理查德·福斯特：对创新型人才而言，没有什么是他们不感兴趣的。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的人。以画画为例，我们总是想到一位画家和他的五六幅传世画作，但是他可能还画了几千幅其他作品。所以，有强烈创新意识的人往往是精力充沛的。除此之外，创新型人才还必须有丰富的联想力、充满好奇心。

　　中国经济报告：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创新体系？在你看来，哪些地方还需要去改善？

　　理查德·福斯特：观察中国，并将之与德国相对比，我认为，中国比德国更富有创新力。在科技方面，德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在企业家精神方面，中国则有自己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当然，尽管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行业管理的培训系统、技术架构、考试模式和严格的教育，但这与培训人们去创新还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中国要思考如何鼓励创新行业的发展。这是项挑战，因为现有教育系统并不适合鼓励创新。但如果想要训练人们去创新，那么谁又有能力去实施这些培训呢？而且一旦他们变成具有创新思想的人，又需要水平更高的技术培训。这将是中国在创新教育体系上面临的一大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什么样的人才更适合创业？

　　理查德·福斯特：达尔文说过，世界上有两种人：“聚合者”（lumper）和“分裂者”（spliter）。“分裂者”将观念分成一个个小部分，再把每一小部分分成更小的部分，如此循环，层层深入，科学家就是这样的人；“聚合者”会把5个观点汇总成一个大观点，再把这个观点与其他观点相结合，以此类推，把这些观点层层叠加，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更像“聚合者”。世界就是由“聚合者”和“分裂者”构成的。

　　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分裂者”和“聚合者”，但更需要“聚合者”和“分裂者”的综合体，这样他们就可以拥有两种思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对每一种思维方式都有所了解，并在两种思维中找到合理的平衡。

　　《中国经济报告》记者 李大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