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渡海到达欧洲的难民达75万，不过全球因战争或迫害而背井离乡的人数却高达6000万，创历史最高纪录。此前，欧洲便经历过大量移民的涌入。
1993年南斯拉夫解体后，70万左右难民进入欧盟。不过，这次的难民来自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这是欧盟头一回需要解决来自欧洲大陆之外的诸多难民的生活问题。
2015年抵达欧洲海岸的非欧洲难民并不是最后一批。而欧盟对大规模移民的反应，也并非解决难民危机的长远之计。如果欧洲领导人不能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移民问题，这样的难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会不断提高。解决难民问题，欧洲需要坦诚面对其内部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居民的迁徙所产生的影响。忽略内部政策的长远影响，以零和的眼光看待经济，使得欧盟当前对大规模移民问题出现短视与应激式的反应。从其设计与实施来看，这些政策几乎集中关注直接措施和短期后果，而几乎不考虑可能的长远影响。
欧盟政策制定者们倾向于通过援助承诺和应急安置计划，在危机发生之后进行干预，而非通过鼓励和支持由于内乱而贫穷困苦的国家，进行基础及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减少大规模迁移。显然，这种方式忽视了移民的根本原因，因而不太可能产生长期效果。长期的失败不仅会危及欧盟应对的有效性，而且实际上是起负面作用的。政客们专注于处理国内市场问题，而不去考虑可能对国外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政治和经济外部性的负面作用，不去发展一个根除移民问题诱因的框架。
数十亿美元的保护主义大项目，例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和美国的农场补助，支持了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者，却伤害了新兴经济体，南美、非洲和亚洲等地的农民无法与这些富有还享受补贴的对手竞争。因此这些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沉重地损害了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导致了新兴市场的货币大幅疲软。2013年美联储针对量化宽松，以及利率上升预期影响下的下行预期，推出“缩减恐慌”。这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大幅外逃。国际金融研究所指出，2015年新兴市场资金外逃达到5480亿美元，创198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基础设施和产能建设需要大量投资，然而所能配套的资金却严重减少。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放慢。
盲目的政策制定正导致教皇方济各（Jorge Mario Bergoglio）所指出的“冷漠的全球化”现象。国内政策逐渐重视本地利益，对其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几乎视而不见。理想的全球化强调的是“跨国互联”，可是目前的框架是“各国自扫门前雪”。
解决欧洲移民危机的长远之道在于，必须考虑发达国家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例如移民来源国的经济不稳定和政治巨变。无序增长的大规模移民也会反作用于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仔细考虑其政策的次生影响。
当前的全球经济状况与地缘政治环境是下一轮移民的温床。世界货币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迅速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评级。经济学人智库认为，世界将近一半经济体的政治和社会动乱风险程度为“高”或者“非常高”。因此，全球政治制定者必须采取行动以避免“冷漠的全球化”，避免蠢蠢欲动的灾难的发生，而不是等下一次危机发生之后再做出反应。
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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