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奶农：坐了20年“过山车”

　　作为奶源地建设的生力军，20年来，曾随着政策和市场大起大落的中国奶农，这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不久前，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在广州的家里接到了一通来自2000公里外的求助电话。

　　打电话的人叫邱胜明，在山东济南经营一家存栏1800头的大型奶牛养殖场。因过去两年的奶业寒冬，他经营的奶牛场濒临破产——投入越来越大，原奶价格却越来越低。

　　在经历了从2014年持续至今的乳业低潮期后，邱胜明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坚守了20年的养牛“大业”，已经开始低价卖牛。

　　“那些比我们规模大的奶牛养殖企业也举步维艰，小规模奶牛场更是倒闭了一大片。”邱胜明的话让王丁棉颇感意外，尽管他知道奶农的日子不好过，却没想到已严重至此。

　　在王丁棉看来，奶牛养殖业遇到的困境可能是全局性的。

　　一个佐证是，拥有8万头奶牛的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也一改过去14年的盈利状况，从2015年开始亏损。

　　另一个例子是以“万头牧场”闻名的现代牧业，其2016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也较去年同期下滑了10.3%，净利润更是暴跌至5569万元，比去年同期的2.19亿元下降了75%。

　　实际上，“乳业大炮”王丁棉近年来一直在呼吁政府和奶企重视国内奶源地建设，但应者甚少。

　　“业内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奶源地的重要性，乳企过度依赖国外奶源可能会对中国乳业安全带来负面影响，更不利于国内奶源体系的建设。”王丁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作为奶源地建设的生力军，20年来，曾随着政策和市场大起大落的中国奶农，这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个体户搞活了养牛业

　　在刘炳勇的幼时记忆中，牛奶是个花钱也难买到的稀罕“玩意”。“70后”的他，至今仍记得7岁那年第一次喝到牛奶时的感觉，“有股怪味，但是很好喝。”

　　当时，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牛奶所属的乳制品行业实行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营体制。奶牛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多由国营农场饲养，个人养殖占比很小。

　　中国产业信息网的数据显示，到1978年，国营和集体奶牛场饲养的奶牛数占到全国奶牛存栏总数的93.75%，个体养殖仅占到6.25%。

　　这种经营体制使得奶业发展缓慢。公开资料显示：1972-1978年，中国牛奶产量年均增速只有7.54%；到1978年，中国的奶牛存栏数仅有47.5万头，牛奶产量也仅有88.2万吨。

　　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农业领域提倡经营多样化，开始允许和支持个人饲养奶牛，个体奶牛养殖开始崛起。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个体奶牛养殖在整个奶牛养殖体系中的比例已经超过95%。

　　“国家放开个体养殖限制后，农民热情非常高，一些人借钱都要养奶牛。”刘炳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不满10岁的他也梦想着，长大后成为养牛大户，“天天能喝上新鲜牛奶。”

　　不仅是刘炳勇所在的山东，内蒙古、黑龙江、河北等如今的国内奶牛养殖大省（区）都在当时兴起了小规模的养牛热。到1990年，中国的奶牛存栏量就达到了268万头，是1978年的4.7倍，年均增长35万头。

　　中国产业信息网的公开数据也显示，在1979~1991的13年间，得益于政策放开，中国的奶牛存栏量年均增速达到14.89%，牛奶产量年均增速也达到13.06%。

　　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放开了饲料价格，取消了“以奶换料”的平价饲料供应政策，而牛奶销售价格却仍由各地物价局监督，牛奶生产成本提高，养牛效益下降，牛奶产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不过，随后政府于90年代初启动了乳业市场化改革，开放乳制品市场、放开牛奶购销价格、取消牛奶补贴，引入市场竞争，此后中国的奶牛存栏量和牛奶产量均进入稳定增长期。

　　“市场化改革打破了中国奶业的发展束缚，让整个行业开始步入正轨，奶农们看到了巨大的前景，奶牛养殖业也就慢慢崛起了。”王丁棉说。

　　奶牛“万元户”的幸福时光

　　正是在中国乳业起步的大背景下，投资股市失利的邱胜明于1997年回到家乡养起了奶牛。1998年，27岁的刘炳勇也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在山东潍坊的老家养起了奶牛。

　　因为投资太大，刘炳勇最初只买了几头奶牛，而家底殷实的邱胜明则一次买了150头牛。当时一头奶牛价格在8000-10000元之间，买这些牛，邱胜明花了150万元，几乎倾家荡产。

　　但作为乳业市场化改革后最早一批从事奶牛养殖的个体户，无论开始是多么艰难，刘炳勇和邱胜明都认为，当初选择的时机很对，“市场放开后，以前压抑的需求逐步释放，乳业潜力巨大。”

　　这种判断并非毫无理由。

　　1993年，伊利经过股份制改造后得以重生；1996年，光明乳业在上海成立；1999年，蒙牛乳业成立。至此，中国乳业格局初步形成。

　　尽管这是一项高投入的事业，但持续攀升的鲜奶收购价还是让养殖户们在最初的年月里尝到了甜头。

　　“当时鲜奶收购价约为每斤0.7元，最高时能达到1元，且供不应求，根本不愁卖。”刘炳勇说，即使刨去饲料成本，一头奶牛一年也可赚3000元左右，“十头牛一年就能赚三四万块钱，足够盖四间砖房。”

　　如此算来，邱胜明当时养殖的150头奶牛，一年至少能为他带来45万元收入。这种收入水平在农村是难以想象的。

　　和刘炳勇一样，很多养殖户都依靠奶牛发家致富，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于是，在高收益的驱使下，很多农民不惜花掉所有积蓄修建牛舍，扩大养殖规模。

　　这一势头在2000年以后愈演愈烈，奶牛养殖业也进入快车道。当时，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民养牛，例如提供贷款买牛、养牛补贴等，令农民的养牛积极性再度高涨。

　　到2003年，一头成年奶牛的价格已经飙升至2万元，一头幼牛的价格也到了7000元，均比1997年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原奶的收购价格也翻了一倍，从每斤0.7元左右涨到了每斤1.3元左右。

　　“因为政府提供贷款和补贴，养牛的成本降低了，加上奶价不断上涨，很多人都干起了这一行。”邱胜明说，尤其是山东、河北、黑龙江这些奶牛养殖大省，牛舍遍地开花。

　　中国奶业协会的公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的奶牛存栏量已有490万头，到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893万头，比2000年增长了82%。

　　第一次危机

　　于是，邱胜明的牛场也在不断扩大规模，奶牛从150头增加到了500头。

　　刘炳勇也将奶牛的数量翻了一番，“奶农们对市场都很有信心，觉得肯定能赚大钱。”

　　不仅如此，当时通过一系列技术改良，奶牛的单产得到了大幅提升。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奶牛的年均单产从2000年的2821公斤提升至2006年的3903公斤，增长了38%。

　　“这一增速太快了，奶牛存栏量在6年间增长了1.9倍，产量也提升到了3000多吨。但国内牛奶消费的增长并没有那么快，两者之间出现了错位。”王丁棉告诉本刊记者。

　　因此，当时的国内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鲜奶收购价猛然回落。

　　“几个月前还供不应求的鲜奶突然价格就跌了，而且跌得很厉害，每斤从1.3元跌到1元。”刘炳勇说。这令很多奶农猝不及防。

　　同时，因奶牛养殖过热，饲料价格也开始飞涨，原本每斤0.6元左右的玉米涨到了1元左右。

　　“好的时候一头奶牛一年能赚6000元左右，但奶价下跌和饲料上涨导致利润大大缩水。”刘炳勇说。

　　由于很多奶农此前都是通过贷款养牛，利润下跌给其带来了巨大影响，一些地区开始出现杀牛、卖牛、倒奶的现象。但是，这多出现在养殖规模较小的个体户身上，因为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像邱胜明这样的养殖大户仍然咬牙挺住了。

　　2005-2006年，中国的奶牛养殖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遇到了第一次严重危机。

　　中国奶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奶牛存栏量从2005年的1216.1万头跌至1068.9万头，下降了12%，彻底打破了此前十年奶牛存栏量保持高速增长的局面。

　　即便如此，中国的牛奶产量在2006年仍然保持了16%的增长率，从2005年的2753.4万吨增加至3193.4万吨。

　　“在消费需求低速增长的背景下，这其实蕴藏着危机，代表奶牛存栏量仍然过高。”王丁棉说。

　　然而，这一轮颓势并未持续太久，很快便回暖。2007年，中国的奶牛存栏量便从2006年的1068.9万头回升至1218.9万头，较2005年还有小幅增加。

　　“这次危机持续时间不长，给奶农带来的损失也不大，所以并没有打击奶农的积极性。”刘炳勇说，很多奶农只是在危机中减少了养殖数量，并未完全放弃，“一旦市场回暖就又买回牛接着养。”

　　给奶牛建小区

　　在邱胜明看来，2006年的这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奶牛养殖市场，淘汰了一批规模较小的养殖户，对规范整个奶业市场有好处。

　　但其更深的影响在于，主管部门开始关注此次危机中暴露出的奶牛零散养殖出现的种种问题。

　　根据中国奶业协会的数据：到2008年，全国存栏5头以下养殖规模的奶牛场占39.7%，20头以上规模的奶牛场占到36%，100头以上规模的奶牛场只占16.3%，500头以上的比例不到8%，平均饲养头数仅10头左右。

　　2007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通过发展规模养殖小区（场）等方式，加快推进养殖环节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逐步解决奶牛养殖规模小而散的问题。

　　此后，包括山东在内的奶牛养殖主省（区）都在政府的主导下陆续推进奶牛养殖小区建设。这种养殖小区就是把奶牛养殖散户集中到一个区域内统一养殖、统一管理。

　　“政府看到了个人养殖模式的弊端，希望通过养殖小区这种统一集约化管理整合资源，解决奶牛养殖小而散的问题。”王丁棉说，养殖小区通过统一的饲料供应，还能保证牛奶质量。

　　不过，还未等这一政策全面铺开，三鹿事件就在2008年9月爆发了。

　　对于刚走出2006年危机的奶牛养殖业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

　　受此影响，国内液态奶消费量迅速下降了13%，鲜奶收购价也从当年10月份开始下跌，到2009年6月，由原来的每斤1.3元降至1.15元，降幅达到12%。

　　“这对奶牛养殖是个沉重打击，很多原本打算增加养殖规模的奶农都按兵不动了，整个行业陷入恐慌。”刘炳勇说，一些地方再次出现了2006年危机中卖牛倒奶的现象。

　　“原本热闹的奶站一下子变得异常冷清，奶企也变得异常谨慎。”就连熬过2006年危机的邱胜明都直言，那段时间过得提心吊胆。

　　两个月后，《奶业整顿和振兴规划纲要》发布，要求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支持奶牛主产区加快现有养殖场(小区)标准化改造和新建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

　　《纲要》还明确要求：到2011年10月底前，1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奶牛比重将由当年的不足20%提高到30%左右。各地的奶牛养殖小区建设加速。

　　刘炳勇就是此时加入了村里的奶牛小区，和他一起加入的还有其他十几户奶农。

　　此前，他和多数奶农一样不愿加入养殖小区，但三鹿事件后，国人对国产牛奶质量的不信任让奶农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养殖小区统一饲养的模式能够保证牛奶的质量，让消费者对牛奶更放心。”

　　这次可能熬不过去了

　　相比邱胜明和刘炳勇，姜智勇涉足奶牛养殖的时间有些尴尬。他在2008年上半年投资两百多万元建设了存栏80头的奶牛场，几个月后三鹿奶粉事件就爆发了。

　　“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三鹿奶粉事件对奶牛养殖的影响较小。”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随着公众消费信心逐步恢复，加上前期屠宰大量奶牛导致供给不足，从2009年6月开始，原奶收购价格就开始报复性上涨，在其后22个月时间里，原奶价格上涨了39%，之后价格进入平稳期。

　　从2012年11月底开始，原奶收购价在经历几个月的平稳期后再次出现上涨，到2013年7月价格增速明显加快，一直持续到2014年1月，累计涨幅达到25%。

　　根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的价格监测，国内原奶收购价格在2014年1月达到最高点的每公斤4.75元，个别牧场更是高达6元，主要液态奶和乳制品价格平均涨幅均超过30%。

　　奶牛养殖市场再次迎来扩张潮。姜智勇将奶牛场的规模增加到300头，邱胜明更是将奶牛规模一下子扩充到1800头，“几乎所有奶农都在增加养殖规模。”

　　但好景不长，姜智勇们便尝到了“苦头”。

　　从2014年3月开始，原奶收购价下跌，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到2015年4月原奶收购价落至每公斤3.4元，较2014年1月下降了28.4%，且仍在继续。

　　姜智勇所在的山东，小规模散养户的原奶收购价每公斤仅2.4-2.8元。

　　更让奶农们担心的是，乳企在合同期满后，多不再与奶农签订购销合同。

　　“拒收奶的情况很普遍。”刘炳勇说，其牧场目前90%的原奶都是拉到自己的奶站卖掉，“奶企收购的不足10%。”

　　根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的调研结果，山东部分牧场拒收奶比例在10%左右，河北个别奶牛养殖小区月拒奶次数超过60%，“现在合作外的原奶收购价已经跌到每公斤0.7元了。”邱胜明说。

　　但此时，中国规模牧场的公斤奶生产成本已经高达3.7元左右，比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原奶收购价（每公斤2.8-3.2元）还高。

　　“按照0.7元的收购价，我们每生产一公斤鲜奶就要赔上至少3元钱。”邱胜明说，他的牧场在2014-2015两年间就赔了五百万元，“已经撑不下去了。”

　　姜智勇也说，和他同期养牛的同行多半都因不堪重负转行了，“把奶牛卖了出去打工。”

　　就连养牛大户邱胜明都从2015年开始先后以每头8000元的低价卖掉了500多头奶牛，并且还要继续卖。

　　“过去几年我在奶牛场建设上投资了几千万元，现在还欠着银行的贷款，工人的工资也快半年没发了。”邱胜明说，他现在看不到任何希望，“只能等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元元/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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