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直播”，算不算侵权

　　近日，四川市民彭女士网络约车，相关信息被司机网络互动直播了。司机称进行网络直播是为保证行车安全，而彭女士则认为直播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和隐私权。

　　在俺瞧瞧、萤石、360水滴直播等平台上，全国各地公共场所的监控视频形形色色。设置监控的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和场所安全，那么直播平台、商家如何既达到保障公众利益又不冒犯个人隐私的效果？网络直播侵权的界限如何界定？

　　应主动告知乘客车上有录音摄像设备

　　秦建铭（上海秦建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运营企业为出租车安装录音摄像设备，目的是保障司机和乘客的安全，同时加强对所属出租车的监管。在我看来，此举无不妥，既不违法，也没有侵权。

　　乘客乘坐出租车，与出租车公司形成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在这样的民事领域，应当适用“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除非当地有相关立法，明确禁止安装摄像设备，否则安装行为本身并不违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对隐私权的概念有规定，但相关法律规定依旧很少。一般认为，隐私权的行使受到一定的场所限制，在公共场所公开地进行某些带有隐私特点的行为，应当视为自愿放弃了隐私保护的权利。

　　出租车是否属于公共交通工具，车内是否应视为公共场所，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出租车内既是区别于“大庭广众”的一般公共场所，又区别于私家车。即，乘客享有隐私权，但该权利是相对受限制的。

　　当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乘客投诉司机、与司机发生纠纷甚至争吵、乘客遗失物品、发生车祸等其他意外情形时，录音摄像还能成为最真实、最客观的佐证。虽然乘客在出租车内隐私权需要受到一定限制，但有了录音摄像作为证据，乘客的其他权益可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那么，网络直播监控录像这一行为是否侵权呢？作为服务的提供方，出租车企业应通过宣传和各种主动告知的方式，告诉乘客车上装有录音摄像设备。这就有点像拨打一些客服电话时，被主动告知“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一样。同时，出租车企业应加强相关设备的监管，如有恶意散播等侵权事件发生，则可能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要掌握对自己信息的控制权

　　谢永江（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公共场所设置监控的摄像头不能直播，有特定用途的摄像头只能用于特定目的，不能改变用途。在车里直播乘客的情况，要告知乘客并经过同意，否则就会构成对乘客肖像权和个人信息权的侵犯。

　　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有一定的区别，隐私权侧重对消息的保护，信息权侧重对信息的控制和利用，是一种“积极”的权利。

　　某些信息单个静态呈现的时候并非多么重要，比如位置信息，然而在网络时代，某人一天的出行计划别人都能通过网络信息拼接起来从而获悉，这就可能危及个人安全。能够特定化个人身份的信息都被认为是个人信息权的一部分，随便将这种信息公之于众，就侵犯了特定人的个人信息权。要散播这些特定化信息，必须经过被拍摄者的同意或像谷歌的街景那样对车牌号、人像进行匿名化处理。

　　我国现在欠缺的是法律层面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以网络平台为例，目前对个人信息权的侵害惩罚最多罚3万元，这点罚款对网络公司来讲根本不算什么。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通过传统民事责任规定去做很难，我建议要进行行政保护，对侵权行为要有渠道举报。在网络安全法里作出原则性规定，规定罚款幅度和制裁种类，让执法部门真正有法可依。

　　也存在一种情况，当事人自愿放弃一部分信息权和隐私权。比如家长同意幼儿园直播孩子的视频，这实际上是幼儿园提供的一种服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直播也是有条件的，家长要去查看幼儿园有没有一套安全制度和设备来保障信息的安全，不被那些没有被授权的人查看。对监控录像的监控，非常重要。

　　访问和使用隐私数据应在有限、受控条件下

　　杨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副教授）

　　网络云存储因为数据量巨大，大多是非加密存储，这导致视频等包含隐私的数据内容极易泄露；即使存储服务器没有任何系统与网络安全问题，仍存在着大量“好奇但非恶意”的服务器。这是指服务器背后的管理者，也许他们无篡改数据恶意，但他们经常“偷窥”甚至“偷盗”数据，这可以从近年来用户身份、电话等隐私数据的泄露事件中窥见一斑。

　　不仅如此，随着网络攻击手段不断翻新，网络与系统安全事件层出不穷，还没有哪个云存储服务能在如此多种多样的恶意攻击面前“毫发无损”。用户安全意识淡薄也是导致多种安全攻击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多数用户不了解信息安全常识，弱密码弱口令大量使用，为隐私数据泄露大开方便之门。

　　监控视频信息是用户隐私的一种，不能非法传播，这是前提；公共利益、公共安全也应该大力保护，两者产生矛盾怎么办？解决思路是，应该在有限、受控的条件下访问和使用这些隐私数据。可以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类似视频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和传播的全过程，做到有法可依；然后通过技术或管理手段来实现上述控制，做到有效管控。

　　技术层面来讲，应该在相应法律法规的原则指导下，制定详细的技术处理规范，来保护用户在公共场所的隐私视频数据，包括但不限制于：视频信息采集的位置与时间限定、视频信息的加密存储、视频信息的盲化与去盲化处理、视频信息的隐私保护技术、视频信息的追踪、溯源和使用审计等关键技术。

　　与此同时，公众需要提高信息安全意识，在公共场合规范自己行为，在获取服务时要多留心服务的附加条件。

　　寻求公共利益与隐私权之间的平衡

　　刘慧慧（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世界如此之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直播平台上，大家能看到全国各地公共场所的监控视频。在拍摄者看来，这是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表现；从法律角度看，拍摄者的上传、直播，有时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带来一系列法律问题。

　　公权为重，还是私权优先，隐藏着种种冲突。借助权利位阶理论，高位阶的权利应当优先于低位阶的权利，我国普遍认为公共利益高于隐私权。因此，隐私权的边界，就在于是否与公共利益相关。网络直播是否侵权，就在于是否既顾及了公共利益又顾及了个人隐私，在二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

　　直播平台作为营利性的传播媒介，在公共利益与隐私权方面要做到平衡，必须考虑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直播平台在内容审核方面存在无力性，只需承担对直播安全管理的程序审查责任，而不承担对“非法网络资源”或“非法网络行为”的实体审查责任。直播内容的拍摄、分享是否侵犯了被拍者的隐私权，平台无法直接掌控。

　　另一方面，直播平台的程序审查责任，直接表现在可以严格控制直播者这个源头，可以在直播者注册时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目前很多直播平台注册审核并不严格，事后追查往往难以找到相关责任人。

　　我建议法律层面作出如下设置：

　　通过刑法修订规范“侵犯隐私权罪”，对故意侵犯公民隐私情节严重的进行定罪处罚。这样可以产生刑法上的威慑力。

　　完善和修改民事实体法律、诉讼法律中隐私权的相关内容，明确网络直播的商家、平台、转播者、不当利用者、受害者等各方的举证与法律责任。

　　在相关法律法规中确立网络直播的第三方监管，并尽可能进入行政监督及相关行政责任。

　　同时，在立法条件成熟时，制定隐私权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