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十年（一）

　　从1997年到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言在《检察日报》当了整整十年的记者。作为记者的莫言，与在军队的莫言相比，拓宽了游历与访学的领域，从广西、海南到日本、韩国再到欧洲、美国，莫言游走在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莫言在《检察日报》的十年，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十年。其间他创作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引起了文学界巨大的反响，《红树林》、《檀香刑》、《生死疲劳》……莫言还将创作的热情同样灌注到检察文学中，在检察文学笔会和通讯员培训班上讲课，与检察文学的爱好者们共议文章……正如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所写，“我猛然潜入水底，像一个伟大小说家那样，把所有的声音都扔到了上面和后面”，《检察日报》的十年，莫言在争议中思考，让著述来发言，变成了一个崭新的莫言。

　　在检察日报的日子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

　　从军队到报社，莫言的创作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他一直认为1997年转业离开部队的决定是对的，甚至后悔离开得迟了一点

　　1995年，进入不惑之年的作家莫言，因为一部才情如喷的《丰乳肥臀》，经受了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先是这部倾注了自己最大心力和情感的长篇小说荣获了当时奖金额最高的“大家文学奖”，之后却又因“丰乳肥臀”这样挑战主流文学伦理的书名，使其评价急转直下，身陷非议泥沼。在经历了尖锐的批判、无力的辩解及被迫写信去阻止自己的作品出版之后，参军二十一年的莫言想到，“是时候离开部队了”。

　　两年后，莫言转业到了隶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日报社，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报社工作经历，这段时期，也被莫言自己认为是一段人生积累与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

　　不当作家，“提拔”成记者了

　　故事始于一次电话。1996年，莫言因私事给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的师弟高伟宁（当时名为高今，后更名）打了个电话。电话中，高伟宁告诉莫言，他已从《法制日报》调到《检察日报》工作。莫言闻言，说自己也打算转业，目前去向还没确定。高伟宁表示，愿意帮他联系转业到《检察日报》。

　　其时，受困于《丰乳肥臀》争议的莫言，已经开始考察转业单位。其中包括国家教育委员会（现在的教育部），但对方要莫言担任处级干部的要求，让不愿当官的他很是头疼。莫言觉得，去报社工作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年，《检察日报》影视中心正好要拍摄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反腐风云》，制片人是影视中心的汪国立，高伟宁当导演。开拍前，高伟宁想起莫言转业的事来，便提出请莫言担任艺术顾问，为他转业报社提供一个契机。

　　此后，高伟宁、汪国立和时任检察日报社文艺副刊部主任郑十凝几次在一起商量莫言加盟《检察日报》的事，郑十凝也极力赞成，他向时任报社社长的刘佑生推荐莫言，并告诉他莫言因写《丰乳肥臀》引起一些争议。刘佑生读过《红高粱》，觉得“作品写农村的生活非常深刻”。恰巧郑十凝在报社阅览室看到一本杂志，有一篇是杂志记者对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专访，记者问他“未来东亚国家谁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说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国的莫言。郑十凝找到杂志，拿铅笔把这段话着重画了一道，拿给了刘佑生。刘佑生非常爽快，答应马上同莫言聊一聊。谈话之后，刘佑生觉得“莫言说话诙谐，憨厚可信”，便决定把他调到报社。

　　刘佑生向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汇报此事。在获得张思卿批准后，刘佑生以报社名义开了党委会讨论。随后，《检察日报》向最高检政治部写了报告，并请最高检上报国务院，说明情况，因为莫言是副师职干部，最高检也无权决定是否接收，要国务院批准。莫言转业，部队也很高兴，很快就办完了转业手续。

　　1997年10月，莫言加入《检察日报》影视中心，随后，在影视中心制作的电视剧《反腐风云》的首发式上，莫言正式作为《检察日报》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见面。记者问他“为什么转业”，他开玩笑说，“我太胖了”。

　　而在莫言的高密老家，莫言进了报社被认为是“混好了”，不当作家，“提拔”成记者了。“他们认为记者是和中央领导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莫言说。莫言回老家，就有人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天天都和中央领导一个锅里摸勺子啊”，莫言回答，“很熟，天天在电视上见到”。

　　据郑十凝回忆，对于莫言的到来，当时报社里也是存在不同声音的。因报社人员主要是法律专业，而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很少，所以有人很不理解：“为什么引进来一位作家，而且还不用坐班，一分钱不少拿。”而社长刘佑生强调，“莫言不是来办报纸的，不是来办杂志的，报社需要的是莫言的影响力”。他还说，“如果谁的文章能和莫言一样有全国的影响力，谁要是有和莫言一样的本事，我给他双倍工资”。

　　与此同时，刘佑生也对这位即将进入报社的大作家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批判你，你不要反击。第二，不要脱离组织，要和别人联系，要经过正规的渠道通过组织去了解。第三，每年写一部反腐败方面的作品。第四，就是少说话。

　　对于刘佑生要求自己每年写一部反映检察题材的电视剧或长篇小说，莫言虽当时面露难色，但还是答应了。

　　第一部离开“高密东北乡”的长篇小说

　　莫言进入《检察日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电视剧《红树林》剧本的创作，之后又改编成小说。这部小说其实最早构思于1995年，还没进入《检察日报》的莫言去南方的海滨城市采访一家工厂，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其间他对这个城市的珍珠养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联想起两组画面：一组是青春健美的渔家姑娘裸着身体、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海底采集珍珠的画面；另一组是高贵的女人裸着肩头、脖子上戴着璀璨的珍珠项链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翩翩起舞的场景。采访结束后，莫言又进一步搜集了有关珍珠方面的材料，1996年春开始动笔写《珍珠奇谭》，但由于之后忙于装修、搬家和转业，这部只写了5万字的小说被暂时放在一边。

　　到了《检察日报》后，影视中心策划拍摄一部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电视剧，并由莫言担任编剧。当时，《检察日报》连续报道了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检察官汪洪礼因查办该县几个县领导之子为非作歹的案件而差点丢掉饭碗的案例。莫言决定以此为蓝本写一部电视剧《马叔的故事》，并与汪洪礼连续交流了三四天，做了数万字的笔记。然而，莫言觉得片名《马叔的故事》太平淡了，而且剧本出来后也不满意，于是决定推倒重来，打破这种行业剧的套路。他认为“一个检察官不能老是妻子下岗、孩子发烧以及法网人情的职业痛苦，如果把他放在一个独特的、新鲜的环境中，电视剧能好看些”。

　　于是，莫言一下子想起了自己那部未完小说《珍珠奇谭》，“把尚未完成的小说《珍珠奇谭》与汪洪礼办案的故事放在一起，有珍珠的画面视觉效果会好些”。

　　1998年11月，在汪国立和高伟宁的陪同下，莫言来到了广西南宁和北海、广东湛江、海南等地采访并体验生活，看到广西的大片红树林以后，莫言决定把要创作的电视剧片名改为《红树林》。

　　莫言在北海市生活了半个多月，深入北海的大街小巷、渔村码头，详细了解北海的人文地理、风俗习惯及风土人情。剧本完成后，莫言非常满意，“我认为还没有一个写电视剧本的舍得像我这样在一部十八集的戏浓缩进去这样多的东西”。

　　电影拍摄完成后，按照深圳海天出版社的要求，莫言又把剧本改编成长篇小说，改编的过程也非常艰难。在莫言看来，“长篇小说好像一棵大树，而电视剧本则像一套家具。用大树造成家具比较容易，但要把一套家具复原成一棵大树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这次创作就有点像把家具复原成大树的妄想，虽是妄想，但也充满恶作剧般的乐趣。搞到一半时，我不得不把那些家具全部劈碎，圈成了一个栅栏，然后在栅栏里重新栽了一棵树”。

　　在莫言至今的11部长篇小说中，他最不满意的大概就是《红树林》。在刘佑生看来，这部小说是莫言被“逼”着写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因为莫言当时对检察生活不太熟悉。莫言自己也承认，《红树林》的写作是一个特殊情况，先写了电视剧，然后应投资方的要求改编成小说，“招来很多批评，确实也有很多问题”。而且后来莫言又听说有人盯上了《红树林》，往“上面”告状，但莫言觉得，“《红树林》还是歌颂法制建设，批判腐败现象，是主旋律作品”。

　　事实上，《红树林》是一部非常具有特色的作品。莫言第一次离开“高密东北乡”创作出具备都市元素的作品，其中也有莫言对以往作品的延续和批判。有人评价《红树林》的写法不同以往，由复杂而透明，由神奇而平淡，渐成大师风范。“平和但不失精彩，那种隐藏于宽容的写作状态背后的创作热情和饱满的冲击力决不逊于当年的《红高粱》”。《红树林》也受到读者的追捧，自1999年2月底正式向全国发行，连续两个月每周销售1万册以上。

　　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

　　鉴于莫言对《红树林》的不十分满意，刘佑生也自省，不再强加任务给莫言，让他更自由地创作。

　　事实上，从进入《检察日报》的第一天，报社就一直为莫言的创作提供各种便利和条件，因此，莫言说，在这十年里，“我还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是与报社给我提供了一个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分不开的，是与报社领导和同仁们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是与报社为我了解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分不开的”。

　　莫言初到《检察日报》时，刘佑生曾提出要莫言出任报社旗下的法治新闻刊物《方圆》杂志的主编，莫言婉言谢绝，他说：“谢谢刘总，饶了我吧，我不想当官，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搞创作就可以了。”刘佑生只好作罢，但与莫言约定让其担任《方圆》杂志的名誉主编。至今，莫言仍然担任这一职务。

　　为了让莫言有充足的时间写作，刘佑生允许他平时在家专职创作，不用坐班。刘佑生经常告诉报社同仁，莫言是报社的骄傲，要为他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之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

　　《检察日报》还成立了莫言工作室，由现任《方圆》杂志的社长、时任文艺副刊部主任孙丽负责，虽然不是有正式编制的机构，但为莫言的工作和创作提供了很多帮助，承担了大量工作。很多检察机关、媒体、社会各界，甚至中国作协也通过莫言工作室和莫言联络。

　　从军队到报社，莫言的创作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他一直认为1997年转业离开部队的决定是对的，甚至后悔离开得迟了一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军队，我们经常被要求“首先是军人然后才是作家”。虽然常常与这种意识对抗，但潜意识里仍会意识到“你是军人”，也忘不了“你是军人”。作家和军人这两个职业是一对矛盾，作家追求的是个性自由，军队强调整齐划一和服从。如果没有个性，作家是不存在的，而军营如果全是个性，军营也不存在。从军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后，莫言才真正获得张扬个性的自由空间。

　　在部队，莫言觉得自己是“一个异类”，到了报社以后这种心态就不存在了。莫言说，“我发现我其实觉悟很高，同事们对我的评价也不错，我觉得我原来是一个好人”。更重要的是，到了《检察日报》，莫言的写作在个性上有了更加明确的追求，莫言说，“在军营的时候我感觉很痛苦，一方面要忠于自己的艺术信念，保持自己叛逆的文学个性，另一方面又有负罪感”。到了报社后，“我遵纪守法，我就是一个好公民。至于其他我想就是一个觉悟的问题了，我愿意把自己的道德水准提高到雷锋的高度也行，不愿意也没人能够强迫我，我的心态大大放松”。

　　从军队到报社，莫言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尤其是《检察日报》所在的检察系统，和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广泛的接触，这里成为莫言对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和认识的重要窗口，“通过报社这个窗口，或者说这个平台，我在检察系统内结识了许多朋友。我到外地出差时，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与他们交朋友，使我了解检察官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并通过他们，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刘佑生也主张莫言要多深入生活，并为之创造条件，与莫言一起深入广西、广东、山东等地检察院，还带他到了湖北汉阳检察院实地考察了检察文化。

　　莫言的同事汪国立认为，莫言这十年比以前认识的人更加丰富，更加有色彩，部队里面很多积极的、消极的、先进的、落后的东西其实都被隐藏了，但新闻媒体不一样，很多事情就是要暴露出来，对社会复杂性的反映要更为深入和广泛，而且部队是不主张个性的，一个团长、一个连长的共性要多于个性的差异。检察官的生活也为莫言的创作打开了一扇窗，一个案子所牵扯的人和事远比日常生活要复杂，会牵动各个阶层的神经，也更能反映不同阶层人性的复杂性。

　　莫言直言，这10年来，在检察日报社的工作，对他帮助很大。他说，“过去我在军队工作，军队当然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但它毕竟是个比较独特的群体，相对独立于社会。我在军队待了22年，对社会不是很了解。后来到了《检察日报》，第一是有了记者身份，第二是报社的联系广阔，使我对中国的官场有了比较深的理解，知道了很多官场内部的规则是怎么回事，知道了在合法与非法中间有一个灰色地带，也知道了执法人员和普通老百姓也有区别”。

　　2003年，莫言和阎连科等人一起创作了一部反腐倡廉的电视剧《雪白的墙》。《雪白的墙》从故事上、人物上都要比《红树林》丰富得多。莫言考虑到将来看这部电视剧的人将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他们不局限于检察系统，剧本针对他们的需要展开情节，因此更多的是考虑人性，关注人性，反映人性。从人深处的欲望，即人对金钱、物质的欲望和要求要探寻腐败的原因，对于腐败分子的塑造也首先肯定他们是人。

　　莫言说，剧本中的人物周建设本来是一个反面人物，但他的性格中也有可爱的东西，也有对爱情的执着。他的性格有点像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既对权贵社会有强大的抵触又向往权贵社会的生活。本来周建设想通过个人努力爬上仕途，但他在自己仕途和爱情断送后，又决心用金钱收买那些权贵。可见这个人物是很复杂的。

　　“我一直都是报社的人”

　　在检察日报社的十年，莫言和报社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回忆说：“尽管我的档案已经不在报社，但我的心还在报社。我现在还是最高检影视中心的名誉艺术总监，还是《方圆》杂志的名誉主编，更是《检察日报》的忠实读者。报社的大小事情我都关心，夜里做梦经常梦到与报社的同事一起出差，谈到《检察日报》，我总是习惯地说：我们报社。”

　　在报社的十年间，莫言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既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对社会的工作也是全力支持。莫言虽然是大作家，但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孙丽回忆：“莫老师在生活上特别简单朴素，属于不讲究的那种，怎么样都行。在报社的时候我们请人来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们有时候会跟莫老师说去接一下您，他说不用，我就自己打车过来。”

　　给通讯员培训班讲课，莫言也不要额外的报酬，参加文学笔会更是没有任何出场费，“完全是无偿的服务”。而且每次开完会，他还爽快答应给当地的检察机关留下墨宝。有时候讲完课或活动结束后，大家找他签名，排好长的队，他都不厌其烦。

　　在进行文学交流的时候，莫言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曾与莫言有过接触的人从来不会觉得跟这位文学大家之间有什么距离。孙丽认为，莫言的人品，他的大度、宽容、包容，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莫言性格温和，许多同事都说和他交往没有和大人物在一起时的拘束感，“有一点小错误他从来都不在意的”，所以做他的同事很放松，“觉得他就像大哥，像自己的亲人”，后来他离开后，也有同事好友有时会请他回来聚餐，他也常说很留恋在报社的时候，觉得当时在一起很开心。

　　许多同事都去过莫言家吃过饺子，例如汪国立。“我印象中那时候经常去他家。开始我们还特有歉意，毕竟耽误人时间。后来发现莫言喜欢聚，他喜欢别人下班了以后去他家。所以有一段时间，五六点钟下班了就去莫言家吃饭聊天，经常都聊到晚上10点、11点”。

　　2007年10月，莫言52岁，从检察日报社离开，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出任该院文学院院长。2012年10月，莫言蟾宫折桂，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在回首记者生涯的十年岁月时说，在获得了这些创作上的成绩的同时，还获得了许多难以忘却的友谊。“报社的那些年轻的面孔我都熟悉，但总是记不住他们（她们）的名字。见到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我就会忘记自己的年龄，就感到自己也变得朝气蓬勃。我的创作能够长期保持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是与报社洋溢着的青春气息分不开的。朋友们，你们都对我很好，很多人帮助过我。你们对我这样好，让我真的很感动。我在写作时，经常感到是在为你们而写。获得你们的赞扬，是我很大的满足。当然，不仅仅是年轻人对我好，报社上上下下都对我很好，使我不知道该感谢哪一个”。

　　《丰乳肥臀》

　　莫言1995年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母亲生育八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故事。母亲上官鲁氏的丈夫不能生育，九个子女是她与不同男人生下的私生子女，女儿们长大后又嫁给不同身份的人，各自代表不同阶层生活下去。小说出版以后因为书名而引发巨大争议，有人认为小说有强烈的反动和低俗色彩；但仍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部有深度、丰沛淋漓的小说。

　　《红树林》

　　《红树林》是莫言根据真实案例构思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一位朴实美丽的渔家姑娘珍珠从红树林边的渔村闯入现代化都市，经历迷茫而凄楚的人生，终于昂起头，勇敢地迎接挑战。这是莫言作品中唯一一部脱离故乡山东高密，而以广西北海为背景创作的剧本和长篇小说；也是莫言第一次走进城市，在艺术风格上渐渐从传说、神话、虚幻中走出，将眼光投向身边喧闹真切的现实生活，以现代检察官和现代都市及渔家生活与反腐败等题材为主要内容的现实题材作品。

　　文学创作的黄金十年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

　　大江健三郎盘腿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在为大家收藏的他的中文版作品签名后，又为《检察日报》文艺副刊题写了“绿海”两个字。做完这一切，大江先生拿出日文版的《酒国》，让莫言也给他签名

　　来到《检察日报》的莫言，因为《丰乳肥臀》的风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1998年，莫言从情绪的低谷逐渐复苏起来，重新拿起笔来，写了短篇小说《拇指铐》。《拇指铐》写一个孩子给生病的母亲去抓药，莫名其妙地被一个人用拇指铐铐在了树上的故事。反映了莫言创作《丰乳肥臀》后受到不公正批判的烦闷心情。

　　然后是中篇小说《我们的七叔》，写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人，每到国家的重大节日就穿上旧军装，戴上奖章，走上大街。对社会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深恶痛绝，满口骂声。改革开放后，他对四类分子摘帽看不惯，说不要阶级斗争了，革命不是白搞了吗。这样一个人物，似乎是影射了某些思想保守的作家、批评家。

　　有意思的是，莫言的每一次振作，总是从短篇小说的创作发起的，而到长篇小说即成巅峰。

　　同西方文学分庭抗礼

　　1999年，从低谷里走出来的莫言，创作热情高涨，一连写了《祖母的门牙》、《白杨林里的战斗》、《儿子的敌人》、《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蝗虫奇谈》等十多个短篇，以及《野骡子》、《师傅越来越幽默》、《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藏宝图》、《牛》等中篇小说。

　　从1997年到2007年，在《检察日报》的十年时间，莫言称之为一生中难以忘记的黄金岁月。在这十年间，莫言每一部长篇小说都引起了文学界巨大的反响，也是他文学创作重要的转型期。

　　2006年，莫言在鲁迅博物馆做了题为《中国小说传统：从我的三部长篇小说谈起》的讲演，他说：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怀着叛逆之心写作。这期间写了诸如《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等长篇和《怀抱鲜花的女人》、《父亲在民兵连里》等几十个中短篇。这些小说进行了大量的技巧试验，也努力做着个性化的、不落他人窠臼的努力。但也总是留有西方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一直到了2000年写作《檀香刑》时，才感觉到具备了一些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能力。这也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主要内容：我在最近这三部长篇小说《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的创作过程中，大踏步撤退，向民间文学学习、向中国传统小说学习的体会和感受。

　　可见，莫言将自己的创作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期的代表作是《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等，其特色是大胆借鉴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的技巧；第二期的代表作是《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等，其特色是“进行了大量的技巧试验，也努力做着个性化的、不落他人窠臼的努力，但总是留有西方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第三期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其特色是“大踏步撤退，向民间文学学习，向中国传统小说学习”，最终具备了一些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能力。按照莫言的个人表述，其小说的深化和成熟过程就是向“传统小说”学习与回归的过程。莫言创作的第三个时期，恰恰是他在《检察日报》工作期间，也是文学创作阶段性提升的一个时期。

　　更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

　　没有了部队的一些纪律限制，莫言在文化交流活动方面有了很大的空间、很多的时间。整个十年，莫言对外交流异常频繁，接触了多个语种的翻译家，他们把莫言的大量作品翻译到国外，翻译量和关注度超越了现当代中国其他作家，影响更为具体、更为巨大，彰显出一个勤奋的莫言、中国的莫言、世界的莫言。

　　同时，莫言在《检察日报》10年间，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剧本等作品。

　　1997年，创作小说《红树林》、《白杨林里的战斗》、《儿子的敌人》等，中篇小说《野骡子》、《师傅越来越幽默》、《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司令的女人》、《藏宝图》等。1998年发表短篇小说《拇指铐》、《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蝗虫奇谈》、《白杨林里的战斗》、《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牛》等。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我们的七叔》、《师傅越来越幽默》、《野骡子》、《藏宝图》，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沈园》、《儿子的敌人》。2000年，发表中篇小说《司令的女人》，短篇小说《天花乱坠》、《枣木凳子摩托车》、《嗅味族》、《冰雪美人》、《姑妈的宝刀》。此外，莫言创作的话剧《霸王别姬》，由空军政治部话剧团排演，并于年底在北京演出，连演四十场，受到广泛好评。2001年，发表短篇小说《倒立》、《马语》。2002年，发表中篇小说《扫帚星》，创作二十集电视剧本《雪白的墙》等。2003年，发表短篇小说《木匠和狗》、《火烧花篮阁》等。2004年，发表短篇小说《挂像》、《麻风女的情人》、《养兔手册》、《普通话》、《月光斩》，话剧《我们的荆轲》等。2005年，发表短篇小说《小说九段》、《与大师约会》、《大嘴》等。

　　受对外交流的影响，《检察日报》的10年里，莫言的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18位）。2001年，莫言的《红高粱》成为唯一入选《World Literature Today》评选的75年（1927-2001）40部世界顶尖文学名著的中文小说。2001年，长篇小说《酒国》（法文版）获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授奖辞是：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版《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

　　2003年，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遗珠。”

　　2004年3月，莫言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颁奖词写道，“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2004年12月，又获第三十届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授奖词写道：“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文明，具有无限丰富而又科学严密的想象空间，其写作思维新颖独特，以激烈澎湃和柔情似水的语言，展现了中国这一广阔的文化熔炉在近现代史上经历的悲剧、战争，反映了一个时代充满爱、痛和团结的生活。”

　　2005年12月，莫言被香港公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

　　2006年，莫言获得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评审委员会认为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在此期间，莫言作品被大量翻译到国外，莫言也多次赴国外进行文学交流。

　　1997年，德语版的《天堂蒜薹之歌》，瑞典语版《红高粱》出版，德语版中短篇小说集《枯河》出版。1999年，日文版《丰乳肥臀》出版。2000年，英文版《酒国》出版，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刊登了关于英文版《酒国》的介绍。法文版《酒国》出版。2001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莫言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书评。同年，瑞典语版《天堂蒜薹之歌》出版。2002年，意大利语版《丰乳肥臀》出版，越南语版《丰乳肥臀》出版，英文版《师傅越来越幽默》出版，日文版《最幸福的时刻--莫言中短篇集》出版，德语版《酒国》出版，日文版《檀香刑》出版。2003年越南语版《红树林》出版，韩语版《酒国》出版，日文版《白狗秋千架--莫言短篇自选集》出版，日文版《红高粱》出版。2004年法文版《丰乳肥臀》、《爆炸》、《藏宝图》、《铁孩》出版，英文版《丰乳肥臀》出版，韩语版《檀香刑》出版、越南语版《酒国》、《檀香刑》、《四十一炮》出版，荷兰语版《丰乳肥臀》出版。2005年，法文版《师傅越来越幽默》出版、意大利语版《红高粱》、《檀香刑》出版。2006年，日文版《四十一炮》出版，法文版《檀香刑》出版，越南语版《生蹼的祖先们》、《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出版，波兰语版《酒国》出版。2007年，法文版《欢乐》出版，西班牙语版《丰乳肥臀》出版，越南语版《生死疲劳》、《四十一炮》出版，韩文版《天堂蒜薹之歌》、《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出版，波兰语版《丰乳肥臀》出版。

　　1999年10月，莫言首次赴日本访问，在关西日中关系学会演讲《展望二十一世纪的日中关系》；在京都大学演讲《作家一辈子干的一件事》；在驹泽大学即席演讲《神秘的日本与我的文学历程》。2000年3月，莫言赴美国访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演讲《福克纳大叔，你好吗？》；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演讲《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我的〈丰乳肥臀〉》。2001年5月，莫言赴澳大利亚访问，在悉尼大学演讲《用耳朵阅读》；12月，赴法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讲演讲《小说的气味》。2003年9月，莫言赴日本东京、京都等地，并在京都大学会馆演讲《〈檀香刑〉是一个巨大的寓言》。2004年9月，应聂华苓之邀，莫言赴美国参加艾奥瓦国际写作计划活动；12月，赴日本北海道访问，在北海道大学演讲《北海道映象》。2005年5月，莫言赴韩国参加第二届首尔国际文学会议，并在“东亚文学大会”上演讲《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2006年5月，莫言赴日本大阪、京都。在京都大学演讲《小说与社会生活》；6月赴法国西北部城市圣马路，参加当地文学图书节。2007年5月，莫言赴意大利西西里岛访问，在科瑞大学、卡塔尼亚大学作讲座；10月，与舒婷等二十二位作家赴韩国首尔等地访问，在韩国全州亚非文学庆典上演讲《离散与文学》。

　　莫言的作品在海外广泛传播，也得到了海外读者的关注。

　　1999年，莫言去日本参加《丰乳肥臀》的首发式，一位二十多岁的酒吧侍者，听说莫言晚上要去，当天下午还写了一篇翻译成中文大概三千多字的文章，分析了上官金童这个人物的象征意义。2002年9月，莫言赴意大利参加“曼托瓦文学节”，因为意文版的《丰乳肥臀》三个月内卖了七千册，定价也很贵，相当于人民币400元，出版社很高兴，邀请莫言前去参加这个文学节。在意大利的大街上，莫言经常碰到读者要签名。当地一个有名的节目主持人邀莫言一起做节目，对《丰乳肥臀》的评价让莫言感到很高兴，他认为上官金童绝对是文学画廊里的典型人物，他们看到的西方文学里面没有过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是有象征意义的。

　　与大江健三郎的相似性

　　莫言与域外文学的交流，不能不提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莫言也曾说过，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来自于偏远的农村，你来自日本四国岛被森林包围的小山村，我则来自位于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这个虽然没有森林但曾经有过许多草地的闭塞村落。我们的故乡文化都比较落后、地理环境比较闭塞，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也比较贫困”。

　　大江健三郎也说，“我们把在小村子里经历的事情写成文学，并且推向世界；或是能够将世界的问题，在自己创作的一个小小的模型里放大，这种在世界和小村子之间的往返就是文学的原点”。

　　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上说：“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边缘的日本乃至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了一起。”可见大江健三郎视莫言为同道，并预言莫言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多次推荐莫言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大江健三郎的高密之行是在2002年。日本NHK电视台一档名叫“二十一世纪的开拓者”的人物专题报道节目希望请大江健三郎担纲采访莫言，一向不愿参加此类活动的大江健三郎同意了。2002年2月9日下午，大江健三郎飞抵北京，来到莫言位于平安大街的家进行了礼节拜访。第二天上午，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此家中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访谈，下午，中国导演张艺谋加入了他们二人的访谈。这天晚上，大江健三郎和莫言飞抵青岛。2月11日是大年三十，大江健三郎陪同莫言回到他山东高密大栏村的家中过年，按山东习俗与莫言一起祭祖、拜坟，与莫言的家人交谈，晚上一起吃饺子度过中国的除夕夜。

　　大年初一上午，大江健三郎又与莫言在其大栏村家中的场院里继续交流了一上午。2月13日，大江健三郎飞回日本。检察日报社全程参与了两位文学大师的活动。时任文艺副刊部主任孙丽（现任《方圆》杂志社社长）和时任检察日报社记者肖杰（现任最高检办公厅调研员）跟着莫言到他们老家去过年，全程陪同并报道了此次会谈。在莫言的老家，大江健三郎盘腿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在为大家收藏的他的中文版作品签名后，又为报社文艺副刊题写了“绿海”两个字。做完这一切，大江先生拿出日文版的《酒国》，让莫言也给他签名，并且让莫言写上这样的话：“我们是世界文学的同行。”

　　据孙丽回忆，“他们两个人专门坐下来对谈的内容特别多。在这个过程中，莫老师也全面介绍了他的很多文学创作经历。比如说他就讲他的《红高粱》这个作品从创作到写成体现的是什么，怎么来的。后来他们两个交流写了一篇文章，关于《红高粱》这个作品是怎么产生的”。在北京的时候，莫言也谈到《红高粱》发表之后是“怎么跟张艺谋去策划，怎么把它编成一个电影的，包括他们拍电影的经过”。整个谈话的过程莫言说至少有十个小时。莫言与大江健三郎交流了各自童年的生活经历、文学感悟，文学与故乡的关系，以及莫言几部重要作品《酒国》、《丰乳肥臀》的创作经过和评价等，莫言还谈到了川端康成对他的影响。

　　大江健三郎还来到莫言出生长大的老屋，站在莫言家的老屋前，听莫言讲述着童年的往事。他说，站在这里，莫言小说中读到的许多情景，他都找到了。推开后窗，屋子后面是一条大河，早已成了枯河，没有水，大江说他以前读过莫言的小说《秋水》，里面描述河水像马头一样，奔腾而来，他看到这个环境以后可以想象到这个场景。

　　此外，孙丽和肖杰还参与了莫言其他文学交流活动。其中一次是从2004年12月25日至2005年1月5日，莫言进行了为期12天的跨年北海道之行。莫言一行驱车1500多公里，跨越了大半个北海道，沿途进行了多次有关文学的演讲。莫言说，文学创作中细节的描述最见功力，又与作家个人的感观接触密切相关。也许有一天，北海道的河流、冰雪、山林、动物会融入莫言的笔端，成为他营造的文学故乡的一部分。

　　2008年5月28日，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与莫言会面。在两位作家的交流中，想象力成为重要话题。或许，正是这种想象力的存在，使得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与帕慕克最为著名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的开头在叙述方式和风格上惊人的相似。对于这样的巧合，帕慕克笑着告诉记者：“所以，我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

　　检察文学，莫言有请必来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

　　对于检察文学，莫言也做了许多思考，提出了许多有关检察文学如何发展的意见。在莫言看来，检察文学既要体现行业的特殊性，但终归是要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

　　时隔多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检察官朱晓华始终念念不忘在创作道路上从莫言那里得到的帮助，他说，“正是莫言，多年前意外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在其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影响和引导下，我建立了基本的创作观念。我觉得，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离不开他的搀扶。在我心里，莫言就是一位为我指点迷津的老大哥”。

　　2009年，朱晓华在改编剧本《你是我的兄弟》的过程中遇到障碍和困惑，向莫言请教，莫言听完他的介绍后说，“我觉得你应该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来表现反贪工作，可以从营造办案检察官内心情感的喜怒哀乐与法律规范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反贪检察官的人格、思想、境界”。在莫言的指点下，朱晓华顺利改完剧本，并获得通过。电影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后，被称为“现实检察题材影视剧的一个新起点”。

　　朱晓华的经历可以说是莫言对检察文学贡献的一个缩影。有人说，莫言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山，也是检察文学的一棵大树，俗话说“大树底下不长草”，但莫言却是不遗余力扶持新人、新苗，让他们茁壮成长。

　　检察文学笔会有请必来

　　《检察日报》创刊后，副刊几乎每年都举办检察文学笔会，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16届。举办检察文学笔会主要针对检察文学发展的薄弱状况，邀请名作家，组织全国各地检察系统搞文学创作的积极分子以及比较有成就的写作者来参加，目的是锻炼队伍，在检察系统形成一个作家群。另外，报社每年还要组织全国检察系统优秀通讯员培训班，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

　　《检察日报》的这些活动，莫言都多次参加。通过这种方式，莫言对检察文学的发展和检察文学人才的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

　　莫言几乎每次都会给爱好检察文学的学员上课。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守泉说，“文学笔会、通讯员培训班，他是有请必来。所以检察系统的相关工作人员，很多人都聆听过他的演讲。所以说，我们检察文学青年创作队伍的培养，都跟莫老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可以说，检察文学笔会能够请来有名作家也和莫言有一定关系。“我们开笔会，想邀请哪位作家出席，有时候莫言老师会为我们帮忙联系。有时候对方知道莫言在这供职，这棵大树就帮我们引来金凤凰。我记得2008年在河南庆阳的石龙山开了一次诗歌为主的文学笔会，舒婷和她先生、莫老师、何申、李洱、曹乃谦等二三十位国内文坛很有名的作家和诗人都参加了。后来莫老师一走，这杆大旗没有了，这两年开笔会比那时艰难得多。”王守泉说。

　　莫言在《检察日报》的十年里，报社在全国各地主办了十二届检察文学笔会，他出席了十届。每一次笔会，他都会作主题发言，次次都有新意。直至后来离开报社，莫言也对笔会有所牵念。2013年12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举行，莫言向笔会发去贺信，说“北海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之地，当年为写作《红树林》在北海采访的情景历历在目，祝与会的同行们创作出新的作品……”

　　江苏省苏州市检察官谭金土是《检察日报》的忠实读者，也是撰稿人，多次参与检察文学笔会，至今仍念念不忘文学笔会和莫言对他的影响和帮助。谭金土说：在这样的笔会上，我有幸结识了莫言、张平、肖复兴、陆天明、何申、阎连科、叶兆言、周梅森等一批当代文坛的大家。我亲眼见识了大家们的风采，亲耳聆听了大家们的文学见解，有了更多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加深了我对他们作品的理解，让我从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学到了更深一层的经验。

　　开拓文艺副刊的外部稿源

　　10年间，莫言还多次给检察日报的通讯员培训班上课。

　　2002年5月23日，莫言给检察日报社第11期优秀通讯员培训班讲课，主题是“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们怎样看待写作”。莫言认为，第一，既然要写作，就要有坚定的信仰。第二，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写作问题。一要靠机遇，二要靠其他的个人努力。莫言认为最好的态度应该是“作为老百姓来写作”，在写作之前就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百姓，写作就跟一个木匠做一件家具、一个铁匠打一把镰刀一样自然。否则，就不可能平等地对待读者，平等地对待作品中的人物。第三，就是写作的技术问题。作为一个文学作者，首先应该具备一种观察生活、观察事物的能力，要在生活中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第四，作家应该还有一种能够放大自己痛苦的能力，或者说，有一种能够同化别人生活的能力。翌年，在检察日报社第12期优秀通讯员培训班上，莫言又做了《超越故乡》的演讲。接着，莫言给第十三届优秀通讯员培训班检察官授课时，又以点评的形式介绍了他在10月间赴杭州参加作家、评论家“西湖论剑”的感想。

　　检察官沈卫回忆了参加通讯员培训班时的情形，“当时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莫言老师为我们上了一堂如何进行新闻采访、写作的辅导课。带点山东口音的莫老师不仅很有文采，也很会讲故事，他结合自己的作品创作，谈他文学创作的心得体会。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说过的一段话：一个写作者，必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写出自己的特性；一个写作者，应该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一个写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莫言老师的讲课让我受益匪浅。课后，我走到莫言老师身边想与他合影留念，他十分谦和地应允”。

　　莫言对《检察日报》文艺副刊的发展也有很多贡献，最明显就是拓宽了稿件的来源，提高了稿源质量。据曾任文艺副刊部主任的郑十凝说：“原来副刊的稿源主要是检察系统内部的，有一些投稿，层次和水平也相对比较低。因为当时文艺副刊同《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的副刊相比还有差距的。刘佑生社长请莫言来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他的资源，迅速提高文艺副刊的文章质量。他的目的达到了。”郑十凝回忆，他在报社的食堂里参加过两次难忘的饭局，是莫言把余华、刘震云叫过来了。

　　得益于莫言的号召力，文艺副刊有了大批高质量的稿源和固定供稿的作者，成为国内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还在国家新闻总署的评比中获奖。莫言本人也经常为副刊写稿，文艺副刊有一个名家专栏，莫言至少开过两次。在此期间，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的后记、小说的节选都在副刊上发过。此外，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张艺谋的对话，以及《上下五千年》、《厨房里的看客》、《我的老师》、《我与话剧》、《吃相凶恶》、《过去的年》、《讲话》、《童年读书》、《茂腔与戏迷》、《超越故乡》等经典散文作品也都刊发在文艺副刊上。

　　据现任方圆杂志社社长、曾任文艺副刊部主任的孙丽回忆，莫言刚到报社的时候，她经常约他写点稿子、专栏，“他有时候交稿子的时候跟我说，小孙，你要的稿子给你交来了，你要是觉得不可用就直接扔到纸篓里面”。文艺副刊600期的时候，莫言特意为副刊写了两句话：春雨润厚土，绿海泛轻舟。

　　检察文学也要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

　　对于检察文学，莫言也做了许多思考，提出了许多有关检察文学如何发展的意见。在莫言看来，检察文学既要体现行业的特殊性，但终归是要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

　　“电视剧主创人员不懂检察业务、不懂法律程序所导致的常识性错误，对一部分同样不懂检察业务、不懂法律程序的普通观众来说，并不是最致命的问题。因为老百姓看电视剧时，关注的并不是法律本身，老百姓关注的是人物和人物的命运。而如果主创人员对检察官根本不了解，那么即便他成为了一个法律专家，也不能保证他能够写出一部感人的电视剧。”莫言曾表示，检察文学创作需要对检察官的情感和心理有充分了解，这也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深入到检察官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中去，才能塑造出活生生的、个性鲜明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检察官形象。这是检察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

　　文学是人学，检察文学也是人学。检察文学要“贴着人物写，跟着生活走”，塑造人物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任务。莫言认为，法制题材的电视剧之所以少有精品，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创作者的目光往往被案件本身所吸引，他们用大量的笔墨和镜头表现的是犯罪过程和破案的过程，而忽视了电视剧乃至一切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任务：塑造人物。当然，紧张惊险的情节和激烈的对抗动作，是法制题材电视剧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因素，所谓法制题材，也就跟一般的社会生活题材没有什么区别。

　　莫言提醒，检察文学中的人物塑造还要避免脸谱化。“检察官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应该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的思想并不是永远高尚，他与我们一样，有时也会产生卑下的感情，但他总是能够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保持着他的高尚。”莫言说，“而且不光是检察官，反面人物、次要人物同样要如此，必须避免将反面人物脸谱化的倾向，要把犯罪嫌疑人当人写，写他们的情感世界，写他们作为一个人正常的感情，写导致他们走向犯罪道路的社会原因，甚至要写出他们思想深处未泯的良知和他们身上的可爱之处。”

　　关于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态度，莫言一直在提倡。对于公检法系统的坏人和阴暗面，没有必要回避，如果是剧情的需要，就要放手来写。要表现出一种敢于正视问题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必然的，那就是所有的坏人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要锁定观众的目光，你就必须拿出真的和好的货色。莫言认为，现实生活中的贪官到了哪一级，就应该允许写到哪一级；社会阴暗到什么程度，就应该允许写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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