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十年（二）

　　我把莫言请到了报社

　　文｜刘佑生（检察日报社原社长）

　　莫言这个人写了这么好的小说，你不问他，他一言不语。有时出差，我们在一起散步，他默默地在林荫大道上走着，一副严肃表情，好像有想不完的问题，稀疏的头发里藏满了文学智慧

　　尘世间，人与人的交往因缘而会。我与莫言因“文学”的缘故而相遇。

　　1997年10月到2007年10月，莫言在报社工作了十年，心情是愉快的。他曾撰文题为《我们报社》，深情地说：“我能够取得这些成绩是与报社给我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分不开的，是与报社领导和同仁的关心爱护分不开的，是与报社为我了解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分不开的。”这就表明，在莫言创作的黄金时期，检察日报社为他创造了良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和写作环境。

　　在人生困难时期来到检察日报社

　　那是20世纪的1997年，我组织创建的《中国检察报》经过六年岁月的洗礼，已成为颇有影响的传媒，报纸发行逾五十万份，旗下拥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人民检察》、《方圆》等杂志。此时，作为领导创业的老总，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经济上和文化上把报纸做大做强。于是就成立了检察日报社影视部。我感觉，报社的许多年轻人都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需要找一些专业作家带一带。这样，报社《绿海》副刊的编辑先后给我介绍了张平、阎连科、陆天明、余华等著名作家。他们先后为报社写了作品。

　　有一天晚上，我与《明镜周刊》的编辑郑十凝聊天，在谈到如何写作法制题材影视文学剧本时，郑十凝说：“刘总，法治影视要想占领市场，必须有专业作家创作，才能占领阵地。如果靠我们自己写剧本，那只能自娱自乐。”我对郑十凝的写作水平是很欣赏的，他这样说，我点头称是。郑又说：“影视部新来的导演高伟宁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他的校友莫言在总参工作，因写《丰乳肥臀》而受到批评，今年要转业，正在寻找单位。”郑十凝说着说着兴奋起来，高声说：“日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曾预言，继他之后，如果说亚洲再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那就是莫言。”

　　我自幼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的是中文，也读过莫言的《红高粱》，觉得文笔粗放，想象奇特，农村生活功底厚。由此我决定约见莫言。

　　当年4月的一天，郑十凝带莫言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村我家中的书房见面。我感觉莫言其貌不扬，但长相憨厚，纯朴真诚。他抽着烟，慢慢介绍着他的简要情况。他出生在农村，小时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现为总参副师职干事。他的人生经历与我差不多，我也出生在农村，放过牛养过猪，当过兵，童年都是苦难的。相同的经历使我们俩越谈越投机，使我决心把他调到报社。

　　不久，我将报社准备接受莫言的情况直接报告了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思卿。他听我介绍情况后说：“是不是写《丰乳肥臀》的莫言，他不是受到批评了吗？他的小说是不是有毛病，是黄色作品吗？”我说：“《丰乳肥臀》是文学的说法，不是黄色的。小说写的是积极的，只是不同读者有不同看法。就像《金瓶梅》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悟。”张检察长笑了笑说：“佑生，我是相信你的。报社搞检察文学，也确实需要引进些人才。《丰乳肥臀》就是奶子大些，屁股翘些，这也没啥大问题。文学嘛，是应该形象些，不能太枯燥。”我笑着应对：“张检察长您说得对，莫言肯定是一个人才。”

　　张检察长当时是很相信我的。这样，他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为了保险起见，我又约莫言专门说了一下《丰乳肥臀》书名的诟病。他说：“其实这个书名是中性的，没有太多色情。我在军艺上美术课时，一位教师给学生放了部西方人体艺术的幻灯片，画面上老祖母腹部和胸部非常发达，这也许是西方世界人类早期对女性生殖的崇拜。这对我印象极深。我想写一部与女性有关的土地、生殖的小说，但是迟迟未动笔。1994年，母亲去世，我住在高密县城，便下决心把有关母亲的小说写出来。我想主要着墨两个人物：一个是母亲，生了九个孩子（八个女孩，一个男孩），通过这个母亲生儿育女及机械式地跟男人发生关系来揭示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另一个是母亲的儿子上官金童，是一个眷恋乳房的男人。40多岁了还要吃母亲的乳汁，吃别的食物都要呕吐。这个人物具有典型象征意义。小说出版后受到批评。我在压力下给出版社写信，大意是你们再不要出这本书了。这件事也给了我教训，我在今后的创作中或取书名时会注意的。”

　　我听了莫言的介绍，心里有数了，便给他提了几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到报社工作后不要说过头的话，不要接待国外不友好的组织和个人，每年给报社写一部电视剧或小说。莫言当时对每年写一部作品面有难色，但我提出了要求他也就答应了。

　　1997年10月，莫言正式到报社上班。报社在初创阶段，经济上实行自收自支、自负盈亏，人手紧张。莫言又是副师职干部，工资高，大家的意见是要莫言上班。于是我找莫言谈话，希望他能担任报社主办的《方圆》杂志的主编。莫言笑着对我说：“刘总，饶了我吧！我不当官，只要不坐班，让我在家创作，我就心满意足了。”莫言还补充道，可以只拿基本工资，不拿任何奖金和补贴。

　　我想了想，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有的同志有意见，向最高检领导告状。我知道后在大会上讲，莫言是报社的骄傲，我们要为他创造宽松的写作环境。再说，谁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谁就可以不上班；我还告诉分管影视的副总编辑王运声，要经常找莫言聊天，在生活上多关心他，报社的重大活动要通知莫言参加。

　　用历史的眼光叙述现实，以特有的家国情怀关注故里少年教育

　　时间很快来到1998年，莫言在报社安顿下来，便着手创作反腐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检察生活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这样，他就整天读《检察日报》的案例故事，以熟悉生活、了解法律。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他将已写了五万多字的小说《珍珠奇谭》素材，写成电视连续剧，几易其稿，都不是很理想。有一次，王运声、莫言和影视部主任张晓敏、导演高伟宁等在办公室向我汇报电视剧创作遇到的问题。王运声说：“莫言想到广西检察机关深入生活，我在南海舰队当海军时，广西的红树林很多，不如将莫言现在创作的电视剧叫《红树林》。”大家听后一致同意，我笑着问莫言：“你说呢？”莫言笑道：“好！”王运声又说：“莫言还想到泰国去访问。”我毫不犹豫地说：“可以。”

　　《红树林》叙述的是南江市漂亮的女副市长林岚和三个同窗好友，面对权欲、钱欲、情欲交织的罗网，有的经不住诱惑，跌进深渊，有的一尘不染；两个青梅竹马，共同经历了苦难的老干部，深陷恩怨情仇的碰撞与纠葛中；美丽纯朴的渔家姑娘珍珠从红树林边来到现代化都市，被林岚的儿子大虎、二虎、三虎强奸，经历了迷惘的凄楚人生，终于在法律的保护下昂起了不屈的头……

　　这是莫言远离家乡高密东北乡文学地名，以历史的眼光关注现实生活写的第一部南国风光的长篇作品。

　　电视剧一共写了18集，1998年夏天在广西北海开机。我和莫言、王运声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郭检察长出席了仪式，很热闹。之后我们冒雨参观了广西海边的红树林。红树林生长在海边的潮汐带，潮涨时，下半部被淹没，潮落时一片火绿，分外美丽壮观。

　　《红树林》杀青后，我亲自抓售片工作，督促各地记者站与当地电视台联系，推广《红树林》，卖点不是很好。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红树林》在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先后播出，产生较好影响，经济上略有盈余。

　　写完电视剧，莫言觉得还没有完全表达过去构思的小说《珍珠》所要反映的现代人的真挚感情，也没有体现作家的心灵感受，又未能展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情感起伏和人性的复杂性，于是将电视剧改写为小说《红树林》。1999年，《红树林》小说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我们策划，通过新闻媒体广为传播，首次发行在北京西单新华书店，莫言当场为读者买书签名，我和报社同仁都到现场排队为之捧场，以增强人气，真有点像过节一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说《红树林》比电视剧《红树林》写得深刻，影响也大。

　　但是莫言对《红树林》小说、电视剧都不十分满意，因为是我“逼”他写出来的。我自省，“按住母鸡孵不出儿”。自此以后，我再没提要莫言每年为报社写一部作品的刚性要求。但是莫言总是惦记着要为报社出点力。2003年，莫言自觉写了一部反腐倡廉的电视剧《良心作证》，受到好评。

　　我虽然不再要求莫言写法治题材的作品，但对他的创作还是很关心的，经常带着他到各地检察院调查研究或参加笔会。2001年，莫言的力作《檀香刑》问世，他送了我一本。我翻了一下，作者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连狙攻陷北京为背景，通过叙述泼辣而又深情的媚娘与其亲爹、干爹、公爹等男人的恩恩怨怨以及媚娘与高密县令钱丁的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深入展示了身后的地域和民间戏曲文化。他用摇曳多姿的笔触、悲喜万分的激情，以现实的眼光拨开云雾，穿透历史，淋漓尽致地抒写了清朝末年高密东北乡发生的一幕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抗争。

　　小说出版后，迅速被翻译成英文、日文，引起世界文坛强烈关注。我记得以色列的文学家表现得尤为热烈。他们派了多家媒体和电视记者要采访莫言，但报社当时比较简陋，没有像样的地方。我便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莫言接受外国人的采访。

　　自此以后，我经常向最高检外事局长叶峰博士宣传莫言，希望他在批准莫言出国、访问方面高抬贵手。叶局长是我同乡，为人不错，莫言每次申请出国或到港澳台访问，他都给予极大方便，使之顺利成行。这时，莫言已是《方圆》杂志的名誉主编、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属报社管辖）艺术总监。这些“官”都是闲差事，但便于莫言到各地检察院体验生活。我还嘱咐现在的方圆杂志社社长、时任文艺副刊部主任孙丽，在春节的时候要带文艺部的编辑到莫言老家过年，了解莫言，体验生活。因为日本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年过七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在莫言的高密老家过年。一个外国人又享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成就，能够这样重视莫言，我们报社更应引起重视。莫言到日本访问，我专门派孙丽等记者陪同前往，受到莫言日本粉丝的夹道欢迎。

　　在北京，我与莫言很少聊天，都是谈些工作上的事，有时在最高检机关开会，送他回家聊几句。倒是出差外地，我与莫言在飞机上、宾馆里或散步时经常闲聊。2004年10月25日，《方圆》杂志在山东省乳山市检察院举办“在竞争中发展检察文化”座谈会，邀请了各地的检察长到现场观摩。我和莫言都去了。当时，莫言以《门外谈法》为题描述检察文化，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随后，我要《方圆》杂志主编赵志刚（现任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安排，组织与会报社同仁到莫言的老家去看看。

　　10月28日，我和莫言、孙丽等来到高密县平安庄，见到莫言年过八旬的父亲和哥哥等人。按照传统礼节，我代表报社按工会看望家属的惯例给了莫言父亲一个红包。我屋前屋后转了一圈，寻找诞生作家的环境的与众不同。他的家是红瓦白墙平房，门前禾场上晒着玉米，不远处就是地，田里的玉米棒还挂在秆上；屋的后面是莫言小说中经常提起的胶河，静静地流淌着……

　　在这里，我看到高密与我的家乡江汉平原一样平摊，所不同的是我的家乡水多一些。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么美丽的地方都是饿殍遍野。我长莫言四岁，我们都经历了饿肚子的年代。据说，那个时候6岁的莫言放学回家，看到的是慈母坐在梨树下用洗衣棒反复地棒打着野菜。他一边上学，一边还要挖一种发苦的名叫“齐齐毛”的野菜，用以充饥。而吃了这种野菜，就会造成消化不良。因此，上茅坑就要蹲很长时间。一次，小莫言来到茅坑，望着地上的蚂蚁寻找乐趣，可是，年久失修的木橛一瞬间断了。莫言掉进了茅坑，蛆虫和大粪、草木灰合拢过来。小莫言吓傻了，在危难之际，他的大哥闻声赶到，把莫言从茅坑里提出来，丢到胶河里。他在水里重新获得了生命。从此，莫言对气味有了特殊的嗅觉，在一篇题为《小说的气味》的文章中，莫言说：“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在莫言的故乡，我们访问了莫言出资重建的至诚小学。莫言告诉我们，家穷，读不起书，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他每天牵着牛，背着草筐从田野里回来或从家里去田野，都要从学校的教室外经过，同学们的喧闹之声毫无遮拦地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心里就渴望着走进教室去读书。

　　没有书读对于一个渴望学习的孩子来说是多么痛苦。莫言成名后，这种儿时的不幸化为特别的家国情怀，那就是关心家乡的少年教育。他常常奔走于北京与高密之间，1994年重修了启蒙他的至诚小学，并为小学撰写了歌词：“高密东北乡，胶河水流长，土地宽又广，遍地红高粱。至诚小学堂，坐落胶河旁，亲爱我母校，培养好儿郎。我们朴质昂扬，我们美丽辉煌。我们庄严精神传四方。我们勤奋好学，我们天天向上，我们光耀四方成栋梁。”读者这些歌词，我感到莫言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一个关爱下一代的教育家。

　　关于关爱教育，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曾力主让莫言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将一次性支付的津贴费5000元，连同获得“冯牧文学奖”的奖金2万元，捐献给了最高检在云南建的希望小学。那时候，2.5万元还是一笔不少的钱，报社要报道此事，被莫言拒绝了。

　　从《四十一炮》到《生死疲劳》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莫言在报社工作了七八年。2004年上元节，我写了七绝赠莫言：“礼花雪花长空汇，福祉绵绵酒一杯。醉眼看灯上元送，雄鸡高唱百花回。”这年4月18日的下午6时左右，我在广州飞往合肥的飞机上读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我看到，20世纪那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了生产队的豆子，回家又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她自己像蛇一样躺在床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这种对农民苦难的描写是多么形象真实，真实得几乎残酷。我读后泪流满面，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母亲看着她的5个孩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她到生产队里偷了些胡萝卜给我们充饥，被生产队抄了家。但母亲看着我们兄妹狼吞虎咽的吃相，脸上露出了凄楚的笑容……由此我感到莫言的小说从高密东北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农民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描述的乡村男女老幼的欢乐和苦难，是他对民间疾苦的基本关怀，对故里和父老乡亲的一往情深的感恩。我越来越感受到莫言小说的与众不同。他的语言是悲壮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有泥土芬芳和腐味的辛酸与快乐，是中国传统经典文言向白话文转型、历经百年数代文人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新成果；他通透农民的感受，又富有超人的想象力，别具一格的对讲故事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创造的乡野小说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里程碑，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

　　正当我浮想联翩的时候，空姐给我送来当日的《羊城晚报》，我看到莫言前一年出版的小说《四十一炮》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赛的“2003年度杰出成就奖”。我下飞机后，当即打电话告知值夜班的王守泉副总编，要求在《检察日报》头版发一消息。接着我又给莫言打电话表示祝贺。莫言也很高兴，连声说：“谢谢刘总。”

　　莫言在报社创作的作品经常获国外文学大奖，不足为奇。但这次我为何特别高兴呢？一是据说这个奖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得一次，有点“终生成就奖”的意思。二是我特别喜欢《四十一炮》。这部作品展现了莫言的诙谐与幽默，但是不为读者所熟悉。由此，我写了篇文章《我观莫言获奖》。现在来看《四十一炮》是《生死疲劳》的前奏，小说结构别出心裁，语言富有魅力。小说的地点还是在高密东北乡，有个五神通庙。在民间，五神通庙是肉欲的象征，影射了老和尚荣华腐烂的生活。小说以孩子天真烂漫的视野，折射出农村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展现了在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以及人性的裂变。读完这部小说，我被莫言的幽默逗得捧腹大笑。我觉得《四十一炮》从文学的角度来讲，真是既天真烂漫又沧桑悲凉，既简古朴实又绚丽多彩，极大地丰富了莫言叙述文学的整体面貌。

　　接着，时间到了2005年，莫言以泉水喷涌般的气势，用43天时间完成了他的标志性作品《生死疲劳》。小说的叙述者西门闹是“土改”时被枪毙的地主，他认为自己是勤劳致富、乐于行善，并无罪恶，因此在阴间里不断喊冤，经历着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驴、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都未离开他的长工蓝脸一家。小说的故事充满了鬼诡、怪异、荒诞，也有着农人式的狂欢。莫言通过各种动物的眼睛观察体味高密东北乡西门屯里几代农民与土地的血肉关系，展示了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生命。我认为《生死疲劳》既是莫言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标志性作品。

　　《生死疲劳》的另一独到之处，是作家从后台走到前台。在古今中外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作家采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叙事，故称为后台。在《生死疲劳》中，“莫言”直接成为作品中一个典型人物，与小说中的主任蓝脸、西门闹共同承载着生死疲劳的磨砺和冤缠孽结。这是一种独创，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和戏剧性。

　　莫言这个人写了这么好的小说，你不问他，他一言不语。有时出差，我们在一起散步，他默默地在林荫大道上走着，一副严肃表情，好像有想不完的问题，稀疏的头发里藏满了文学智慧。我中央党校的女同学，时任武汉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河洁，业余之际喜欢读小说。2005年，她听说莫言是我的部下，写了《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作品，希望能见到莫言。再有，检察日报社驻广东记者站站长詹高尔出了姊妹篇《今生也风流》、《今生也疯狂》长篇小说，检察日报社和广东作协要召开研讨会，请我和莫言出席。这样我和莫言坐飞机先到武汉，考察了汉阳区检察院的文化建设。

　　当时，孙光骏检察长召集中层以上检察官，向我和莫言汇报了“肃、爱、智、辩、水、容”六字文化理念。莫言听后，用他固有的虚幻现实主义思维进行了巧妙联想。他说：“肃和爱是统一的，概括了检察工作的本质，在爱的基础上产生肃。肃就是清除腐败和消除妨碍社会和谐的不良现象，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智和辩概括了检察官的素质和才干，只有高度的智，才能有高度的辩，没有智慧，难以察微辩析；只有大智方能辩明真伪，智和辩是检察文化的基础；水和容的内容丰富，是检察官性情和胸怀的体现。”随后，莫言给汉阳检察院题了词：“汉阳树下谱雅曲，黄鹤楼上题诗词。”汉阳树下、黄鹤楼上留下了莫言对汉阳的情愫。

　　2005年，莫言给我手书刘禹锡“前度刘郎今又来”七绝诗，送我调离报社。2007年，莫言离开检察日报社。2012年正月初一，莫言给我发来信息：“刘总，新年好！感谢您多年来的帮助提携。检察日报十年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你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兄长。”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回答记者提到奖金如何用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想在北京买房子。”这使我想起来了，莫言调离报社也是因为房子没有解决好。我在报社时曾答应给他一套房，我离任时也交代给了继任者。在分房时，报社在石景山区田村也给莫言争取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所选房子门前有个高压电站，莫言想到天天在家写作怕受辐射影响，故未要，这样就失去了机会。后来，中国艺术研究院说要给莫言一套房子，莫言就调过去了，据说已经解决。当然，莫言也有想到文化部门开阔眼界，向其他艺术门类的同行们学习的意思。

　　莫言虽然离开了报社，但总是念念不忘。他在《我们报社》一文中深情地说：“尽管我的档案不在报社……报社的大小事情我都关心，夜里做梦经常梦到与报社的同事一起出差，谈到《检察日报》，我总是习惯地说：我们报社。”这种对报社的深厚情感是内心的自觉地真诚表白。我也有同感，我离开报社后，在新单位讲话时经常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我们报社”。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河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尹晋华（曾任最高检政治部副主任）给我发信息：“莫言获奖是中国的骄傲，他扎根的土地有着独到而又使民众共鸣的思考，使我们这些与他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们有种莫名的自豪。”我觉得尹晋华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一次没有完成的合作

　　文｜高伟宁（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原导演）

　　莫言说，作品和人一样，都有其自己的命运。《红高粱后传》的策划在当时各种机缘下不能说不好，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占尽，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确，最好的解释应该就是它自身的命运使然

　　不久前，我搬家整理书柜，翻到了一本《美国酒王传奇》，这是新华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世界大企业家传记”丛书里的一部，说的是两个出生在上世纪初的美国意大利裔兄弟，如何白手起家，把一个不起眼的小酒作坊，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葡萄酒业帝国的故事。

　　1999年前后，我和到检察日报社不久的莫言打算就着《红高粱》的话题，拍一部类似后续故事的电视剧。这本书就是当时我们搜集的参考资料之一。

　　我翻开书页，里面有很多文句被红笔勾画了，空白处还有一行铅笔字：“三杯红酒穿喉过，一条妙计上心头。”像是一句歌词，带着明显的莫言风格。由于这次搬家的目的是出国，我几乎全部的藏书都捐给了一家青年读书机构，这一本还是留下了，以资纪念。

　　发起这部暂名为“红高粱后传”的电视剧的动议时，我与莫言刚刚完成了一次比较顺利的合作，即《红树林》。

　　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得以完成，莫言的贡献始终是决定性因素。不仅剧本，拍摄资金也是冲他而来的。他把自己作品即将到期的出版版权，承诺转给南方一家出版社，并答应把剧本再改写成小说一并交由他们出版，这样获得了这家出版社对电视剧的投资，同时也有了长篇小说《红树林》这样一部比较特殊的莫言作品。

　　值得一提，莫言在这部戏里只拿了很少的稿酬，当时他把它当作对检察日报社接收他转业的一种回报了。

　　此前，我本企图直接拍《红高粱家族》电视剧版，但当时其版权已经被西部某个影视公司买去了，所以才有了把《红高粱》当年的故事延续到现在拍个《红高粱后传》的构思。这个想法得到了莫言少年时代的伙伴张先生的支持。张先生是莫言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的工友，那会儿已在高密经营一家很大的药业公司。他的企业为《红高粱后传》的创作提供资金，这样就有了我们接下来的胶东采风之行。

　　莫言说，作品和人一样，都有其自己的命运。《红高粱后传》的策划在当时各种机缘下不能说不好，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占尽，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确，最好的解释应该就是它自身的命运使然。合作虽没下文，但对那次胶东之行的许多细节，却记忆犹新。胶东是莫言成长的地方，置身实景，让我得以亲身感受他经历中的某些片段和印迹。

　　那天，下了飞机，在青岛机场通往高密的路上，天下起雨。这场雨也阻隔了我同高密东北乡的缘分。在高密市区的宾馆住下后，莫言回村省亲，他说雨中村庄道路泥泞，建议我留在宾馆。

　　第二天，天气放晴，我出门在高密街道溜达，在不远的一家新华书店购得一本《红高粱家族》。回到房间，莫言已经从东北乡回来。他给我带来了一盒好像是叫“蜜枣”的点心，里面有馅，外面裹着很厚的焦糖粉，放进口里奇甜无比，焦糖粉末瞬间弥覆了口腔和喉头。莫言一旁似有期待地看我坐在房间中央一个方凳上嚼咽，问我味道如何，我一边应对口中还没润湿的粉末，一边接连点头。随后他自己做着注解：其实就是甜，可小时候能吃到这个就像过年……显然，当时我们对这同一种食物的感受还无法完全同步。

　　类似一幕发生在几天后烟台一座曾经的军营里。那是莫言刚参军时住过的营房，在村庄的边上，一个浅浅的院子和一排简单的平房。当时，这里除了名义上还是一处军产以外，里面已经不住一兵一卒，应该是被一些外来打工者占据着。听莫言介绍，小说《苍蝇、门牙》那些故事的场景就发生在这里。

　　穿过院子，莫言径直走向右边排头的一个房间，推门便进。里面一个坐在灶台前忙活的中年妇人，一脸惊恐：“你们找谁？”莫言回答：“我22年前住在这里。”这句回答可能没让她满意，因为我记得她始终表情冷淡，但也再没说话。莫言却真的有些激动，他向我们指点着曾经哪里是床，哪里是桌，哪里还有些什么摆设。他指着一面墙，说为考军校曾在墙上写满数学公式。他甚至还凑过去拿手摸索着，试图找到当年的字迹，但重新粉刷过可能不止一次的墙上，已经找不到半点痕迹。

　　莫言的写作应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许多像他一样的作家，文学起点是在军营，离开农村，没有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了食不果腹的生存压力，文学之树得以生长。

　　当天晚上，张先生在高密宾馆设宴接风，前来参加的一水都是莫言的同学。我们知道莫言只念到小学毕业，所以在座的同学都应该是他十几岁前的朋友。

　　来宾中唯一的女性恰好就是高密宾馆的经理。莫言向我介绍说，同学的时候，他是从来不敢抬头正眼看过她的。不仅仅因为她长相漂亮，还因为她的父亲。当年，在高密东北乡驻扎着一个解放军的农场，那名女生的父亲就是这个农场的领导，一身军装，肩上斜挎着一支手枪，在田头逡巡，好像随时有权拔枪要了你的性命。

　　离开高密以后，我们在烟台游历多日，走访了张裕葡萄酒厂，参观了他们的百年酒窖和万亩葡萄园。之后，我们还登了烟台山，参观了古炮台，拜访了那个叫南山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还去了发现甲骨文的晚清学者王懿荣的旧居，那天阳光很好，我们站在他们家谱的展板前，对这个清代一门出过六位进士的家族啧啧赞叹。

　　回到城里，我们路遇一座洋楼，曾经是一个高官或者外交官的官邸，而且据称还是某个著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现在的楼主把我们带到地下室，让我们见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亚洲第一条保龄球道。那时的保龄球和现在的完全不同，球体要小一些，球面也没有指孔，球道不长，码好球，我投了两个没中，莫言竟然一下投中了。

　　回忆到这里，已经不像是一次工作采风，倒更像一趟普通的旅游了。没错，拉拉杂杂的琐忆中，因有莫言而显得不同。

　　朋友的价值也许就在这里，他的存在，可以让你的某段记忆变得珍贵而清晰。至于那次没能完成的合作，现在想来未必不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因为信仰，酒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禁戒，如果当初真的要把酒的话题拍成一部电视剧，传播给亿万观众，那会是一桩不小的罪过呢。

　　莫言，我的兄长和老师

　　文｜朱晓华（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反贪局综合处副处长）

　　我简直不敢相信，莫言还惦记着我这个在边远地区检察院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居然让我一道和他分享新书出版的喜悦

　　欣闻莫言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刻，我内心的激动无以名状。那晚，我喜形于色地向在座的朋友传递这一喜讯时，由于过于激动，言行已近于失态。朋友不解：“莫言是你什么人呀，高兴成这样？”

　　莫言是一位世界级的大作家，而我是偏远的广西一个普通文学爱好者，我们之间地位之悬殊，显而易见。然而，正是莫言，十年前意外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在其大师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影响和引导下，我建立了基本的创作观念。我觉得，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出的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离不开他的搀扶。在我心里，莫言就是一位为我指点迷津的老大哥。

　　要抢莫言的题材

　　2002年12月，那时我是广西博白县检察院一名基层检察官，去北京参加检察日报社举办的优秀通讯员培训班。

　　培训期间，有一项内容是写作辅导讲座。“有请著名作家莫言给大家讲课！”主持人、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王守泉语音一落，我顿时惊讶得睁圆了眼睛。

　　我崇拜的遥不可及的偶像，突然出现在眼前，以至于似在梦中。在我的心里，莫言的名字如雷贯耳。他的一系列作品让我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我是他彻头彻尾的忠实粉丝。

　　掌声中，莫言出现在讲台上。一瞬间，我竟有些不敢相信他就是莫言，他并非我想象中那么高大潇洒，他看上去极为朴实：朴实的衣着，朴实的笑容，朴实的姿态。

　　莫言的朴实给我一种亲近感，原先对他的敬畏感、距离感渐渐消失，觉得他就像我的老家村里的一位邻家大哥。讲座结束后，我鼓起勇气走到莫言的身边，作了自我介绍。

　　“你就是朱晓华。”莫言微笑着，从旁边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我看过几篇你在《检察日报》刊发的文章，写得不错。”莫言说。

　　莫言的表扬让我受宠若惊，想一个大作家，还有时间和兴趣看我这个无名作者的文字，我顿感羞涩不自在，仿佛一个小学生向老师交了一篇不合格的作文，毕竟我的文章只能算习作。

　　“说起来，我和广西还挺有缘分。”莫言说，1998年，他作为检察日报社的记者，为创作反腐题材长篇小说《红树林》，曾在北海市体验生活一段时间，广西秀丽的风光和淳朴的民情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莫言的这段广西之行，让我觉得我和莫言之间有了话题，也让我感觉和莫言近了一层。于是，我鼓足勇气说起自己断断续续的写作之路。

　　“有时间多写写稿，在检察院工作，素材多。”莫言鼓励我，“多立足于检察工作，这是你最熟悉的领域。”

　　“莫言老师，那我以后可能要抢你的题材了。”我说。莫言的小说中有不少是涉及反腐题材的，如《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红树林》。

　　“哈哈，后生可畏！”莫言爽朗地笑着，拍拍我肩膀。

　　回到广西不久，就收到了莫言寄来的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他新出版的书《檀香刑》，看着扉页莫言的签名，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腾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莫言还惦记着我这个在边远地区检察院工作的文学爱好者，居然让我一道和他分享新书出版的喜悦。我立刻就感受到他那大哥般的关怀。也许莫言不知道，就是这一个简单的签名，点燃了我内心中坚持业余创作的火花。

　　在那段时间里，我因工作调动等事一度烦闷不已，情绪低沉，我几乎决定放弃写作。正是这个签名，让我感觉到就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文坛巨匠在关心着我，这个关心给了我力量。为了不辜负这个关心，我决定振作起来，拿起笔继续写下去。

　　在莫言家中请教写作的疑难

　　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决定将我的一部新闻纪实作品《一个检察官的情法抉择》拍成电影。12月初，我前往北京，参与把这篇新闻纪实作品改写成电影剧本《你是我的兄弟》。

　　这个题材源自我的一次办案经历，按理应驾轻就熟，可我总觉得写不到点上，总觉得缺点什么。我向影视中心制片人汪国立说了我的困惑，汪说：“我们去向莫言请教一下。”

　　虽然2002年与莫言相识后，我们又有过多次会面，但当面向他请教具体的创作问题，我还是有些忐忑。那年，莫言接连在国内、国际上荣获各种文学大奖，名气如日中天，事务繁忙，他有时间指点我吗？

　　“莫言老师你好，我是广西的小朱。”我试着拨通了莫言的电话。

　　“噢，是晓华，你来北京了？”电话里，莫言高兴地说。

　　“是的。”接着，我把来北京修改剧本的事向莫言说了。“莫言老师，现在有空吗？想去你家里拜访一下。”

　　“在家的。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嘛。”莫言自嘲笑道。

　　“莫言老师，打扰你了。”

　　“晓华兄弟，不要叫我老师，叫我老莫、莫大哥就行了。”

　　我和汪国立打车赶去莫言家，当距离莫言家尚有500米左右时，我看到前方路边站着一个人，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小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在寒风和纷飞小雪中，他格外显眼。那不是莫言吗？这位万人瞩目的文学巨匠，竟站在雪地里等待我们！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我想刚才的想法误解莫言了，莫言是名声显赫的大师，更是和蔼体贴的大哥。

　　“莫言老师，真不好意思，劳驾你出来等我们，把你冻着了。”我愧疚地说。

　　“没事，我穿衣服厚着哪。”莫言的幽默顿时把我的愧疚消解了许多。

　　一进屋里，莫言的夫人杜大嫂马上把热气腾腾的茶递到我们手里，看来老两口为我们的到来准备了一番。莫言的家是一套旧房子，估计不足九十平方米，客厅很小，摆放的茶几、沙发都是小巧玲珑的，不过有一张长方台子却很大，大得与客厅比例失调，长方台上摆了书籍、纸张、墨宝，显然它是莫言舞文弄墨的平台。一个世界级的作家，竟没有一间书房，让人感慨。

　　我说起剧本修改中的困惑，莫言听我介绍了剧本故事情节后，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设置的故事情节仍习惯用围追堵截、抓捕、审讯模式，已经很老套了，所以连你自己都觉得写不下去。我觉得你应该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来表现反贪工作，可以从营造办案检察官内心情感的喜怒哀乐与法律规范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反贪检察官的人格、思想、境界。”

　　我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莫言又问：“这个题材既然源自你的办案经历，那你在办案过程中，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矛盾、很纠结。”

　　“那就把你内心的矛盾、纠结写出来，为什么纠结、纠结在什么地方，如何战胜纠结，围绕这些来组织故事情节，这样就出新意了，就有了你独特的视角，其实这也是你自己真实的经历，很生活化。写作应该从内心感受出发，刻意去编故事就本末倒置了。”

　　经莫言启发，我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过去了，杜大嫂起身要去做晚饭，我和汪国立忙拉住她，表示今晚由我们请客。莫言见我们态度坚决，说：“好，就听晓华安排。”

　　下了楼，我悄声问汪国立，附近有什么比较好的饭店，不想莫言听到了，说：“饭店就不要去了，前面一点有一家排档，我们就在那儿吃。”我们力劝，但莫言坚定地把我们带进了这家排档。

　　点菜的时候，我想点几个较贵的菜，莫言说：“炒几个家常菜就行了，不要浪费。对我来说，顿顿有饺子吃就满足了。”由这句话，莫言谈起了他的创作道路，我们才知“顿顿有饺子吃”是一个属于莫言的典故。

　　“顿顿有饺子吃了，你不也还拼命写？”杜大嫂向我们诉苦似的，说起莫言创作中的玩命劲头。她说，莫言在创作《生死疲劳》时，从晚到早都在写，一晚写上万字，天亮才睡下，又爬起来写，长年不规则的生活、写作，使他患上了胃病。

　　虽然莫言自称写作是为了“顿顿有饺子吃”，但我知道，他更多的是因为一份社会责任感而写作，这注定了他的写作不会轻松，这使他能十年如一日，承受写作中的寂寞和煎熬，我们也只能劝老莫多注意身体。

　　吃完饭，我们向莫言夫妇道别，但莫言一直陪着我们走到大路边，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车行驶了一会儿，我回头望，只见莫言仍如等候我们来时那样，站在风雪中，默默地望着我们离去，直到我们驶出他的视线。咳，这老莫，待人就是厚道。我心里感叹。

　　我按照莫言的指点，顺利改完剧本，并获得通过。电影拍摄时，莫言应邀担任了该剧艺术总监，在剧本上又给了我更多的具体指导。电影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后，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扬，被称为“现实检察题材影视剧的一个新起点”。

　　常识于平田浅草

　　在与莫言多次接触中，我感觉他话语不多，喜欢你讲他听，然而在讲台上，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听过他几次讲座，讲台上的莫言，出口成章，口若悬河，各种典故信手拈来，妙语连珠，幽默有趣，不用讲稿一口气能说一两个小时，令人惊讶于他非凡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记忆力。

　　“晓华，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你的写作不仅要反映检察工作，还应该多融入广西民族检察文化的特点，这样你的作品特色就出来了。”每次见到莫言，他总要问起我的创作情况，向我提出一些建议。

　　在莫言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关注地方特色，取材广西检察机关查办的多起反贪大案要案，历时一年多，写了一部反腐长篇小说《暴风眼》。这是我第一次向莫言老师交上的“作业”。

　　2012年3月下旬，我去北京出差，借这个机会，想请莫言对书稿提些意见，并希望他能给书作序。不巧莫言在外地开会，他告诉我，这些天比较忙，好几个作品研讨会要参加，还要做去英国参加一个文学会议的准备工作。电话中我说：“莫言老师，你实在没空，那就算了。”

　　莫言说：“不，我一定要看的。你把稿子交给彭诚（时任《检察日报》文艺副刊部主任），由她转给我吧，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你的书稿看完，到时再提意见，好吧？”

　　过了几天，我得知，莫言赴英国了。

　　不久，我接到了莫言的电邮，他告诉我，已经回国了，书稿他在英国开会期间抽空看完了，序言也写好了，“时间匆忙，序写得不够好，很抱歉噢。”电邮里附了序言和稿件修改意见，我一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篇《常识于平田浅草》序言，可不是三言两语，而是洋洋洒洒近两千字，既有对当前反腐形势的看法和希望，也有对我的作品的具体分析和评价。我能感受到他对我这个人、我的作品看得很透，胜于我看自己。

　　一位文学界的朋友听说莫言给我的小说作序，十分惊讶，也很羡慕，说：“我听说莫言很少给别人的书作序，你真是太幸运了。”

　　“啊！要知道这样，我就不麻烦他了。”我感到内疚。

　　同时，我也十分感激。莫言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普通作者如此厚爱和关怀，也许因为他在检察系统工作过而厚待检察官作者，也许因为他特别支持检察文化建设，也许因为我写的是反腐题材而得到他的垂青，也许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我想，莫言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山，也是检察文学的一棵大树，俗话说“大树底下不长草”，但莫言却是不遗余力扶持新人、新苗，让他们茁壮成长。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奖，国内外掀起“莫言热”，此时我的《暴风眼》刚刚出版发行，因有莫言作序，也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对于这个局面，我开始有些窃喜，知道自己沾了莫言的光。紧接着，我又为自己的窃喜感到自责。最后，我释然了，我相信莫言一定会很高兴看到我的成长，我相信内心无比宽厚的莫言一定会理解我的窃喜。

　　回想这十年来，和莫言往来的点点滴滴，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一位好大哥。我觉得莫言今天能够站立在世界文学之巅，他的出发点就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和关怀，其中包括我这个微不足道的、来自边远地区爱好文学创作的普通检察官。

　　一匹白马抑或一棵白桦

　　文｜苗同利（诗人，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呼和浩特铁路运输分院原专职检委）

　　颇有意思的是：集子里的诗我基本不看了，时不时地却要翻看莫序，翻看那些睿智、清爽、温暖、走心的文字，其中有些段落已经能够背诵

　　最近写了《一匹白马》。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一匹白马是白的/映在水里的倒影也是白的//马低着头喝水/白云一朵一朵在唇边游动/远远/我真的以为马站在天空/一口一口地啜饮着天空//每一匹白马都是夜生出来的/都是把夜走到了尽头//树林里/一棵白桦从每一个角度守望/已经把树的一生睡醒//水边/一匹白马低着头喝水/一低头/梦见了自己。”

　　写着写着，想起了莫言先生。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有时候是一匹白马，有时候是一棵白桦，是长生天、是草原上最接近经幡和敬畏的灵物。

　　有幸在2005年11月无锡第六届全国检察文学笔会见到了莫言这个人。不长不短，转眼11个年头了。此前，读过他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别人的小说是有选择地读。他的一篇不落。

　　《透明的红萝卜》、《我们的七叔》等一批小说，常常是让我看着看着就笑了，流着泪就笑了。《红高粱》拍成电影，公映之后的先河意义、核效应不说了。只说我跟莫言的一些往事。

　　无锡笔会上的莫言，跟我预想的多少有些落差：五官不算精致，但有一股凛然之气；眼睛比我预期的要小，但是明亮，眼神甚至有些锋利；头发不多（不可能多），偏分，一丝不苟；中等个，很结实，距我对山东大汉高度的期望值相差五公分；上身内着白衬衣，外罩一件深海蓝暗格西服，没系领带；亚光黑皮鞋，打理得一尘不染。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个深刻的人，是个有内涵、有韧劲儿的人，是个有情有义、可以信赖的人。

　　无锡笔会上，我俩没有正面接触，没有沟通和交流。感觉他当时就很“高大”，在我仰视的层面。而我，一棵马莲，除了鄂尔多斯阿尔巴斯山羊、阿拉善单峰驼念想，基本属于辽阔草原上自生自灭、自以为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植物。“喜欢他吸烟的样子/说话的样子//吸烟的时候他是莫言/说话的时候他是莫言//其他时候不是/不一定是”。

　　无锡之后这些年，我参加了九届检察文学笔会，跟莫言先生碰见大约有五或六次。值得一提的是延庆第七届检察文学笔会。座谈时，我被指定发言并即席朗诵了新作《好久没听见娘的鼾声了》，弄出一些响动，给莫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我们相跟着走出会场，他问我：“出过诗集么？”我说：“出过一本。”他说：“如果方便的话，寄一本给我。”我说：“那集子是十年前出的，已经找不到了。”

　　笔会后不久，我萌生了再出诗集的念头，于是托检察日报社的领导、弟兄向莫言转达求序的愿望。据说意愿转达后，莫言慨然应允，时隔不到两月，一篇《草原歌者》便发到我手里。如今十几年过去，这份感激之情我依然铭记在心，不敢淡忘。颇有意思的是：集子里的诗我基本不看了，时不时地却要翻看莫序，翻看那些睿智、清爽、温暖、走心的文字，其中有些段落已经能够背诵。

　　莫序里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在第七届检察文学笔会上，来自内蒙古铁路检察系统的检察官苗同利，用他的似乎带着干草气味的声音，朗诵了一首题为《好久没听见娘的鼾声了》的诗，把在座的几个女检察官感动得珠泪滚滚，令在座的我也鼻酸良久。……能写出这样的诗的人，可以与之深交。……苗同利的灵魂寄托在草原上，他的诗与草原息息相关。他是真的爱着他的草原，如同儿子爱着母亲。

　　我是愚人节出生的，情商二百五，智商是个负数。推心置腹地说，莫序给予我的诗的评价，无疑起到巨大的激励、鞭策作用。这些年我之所以还在写、还能写，跟莫言先生的错爱、宽容，也许是看走眼、碍于情面的鼓励不无关系。莫言获诺奖后，还将这篇序言收入《莫言散文新编》出版。于我实在是一件幸事。

　　据说一次朋友聚会，席间，莫言先生说，最近喜欢看一些诗歌，跟苗同利有关。在2007年苏州笔会上，莫言说：每一个写作者都离不开乡土。使我很受启发。所以这些年，面对生养我的这片土地，内心始终怀揣着一份敬畏。而且，一直想给故乡做个亲子鉴定，看看这方水土到底埋没埋着诗歌的籽种。

　　在云台山笔会上，我们第三次握手。游山归途，背靠一块巨石，我俩拍了第一张合影（手机像素低，回内蒙后竟无法洗印）。2009年，阆中笔会再度相遇，我的内心平添了几分亲近。休会的间隙，我主动邀请他站在会场中央、背向主席台重新拍了一张合影。

　　2012年10月11日，我正在西部阿拉善云游，晚上8点左右，突然接到报社文艺副刊部贾娜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她抑制不住的激动：莫老师获诺奖啦！赶快写一首诗祝贺。今晚排版，明晨见报。

　　听到这个喜讯，我的情感也迅速进入燃烧状态。饭没吃完，赶紧回到宾馆，趴在床上用手机完成了一首《致莫言》：“从阿拉善苍茫的天空/听到你获诺奖的爆炸性新闻/今天中国没有夜晚/中国无人入睡/当夕阳把一个世纪惊叹投入黄河/当一条大河惊叹着流向天边。”

　　写完之后，我看见巴丹吉林深处，一棵胡杨心都死了还站在10月，手举几片叶子为自己、为长生天点赞；看见秋日时光在额济纳胡杨的色差里缓慢下来，一轮一轮地静到深处，使中国西部显得很大、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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