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接近文学的情绪

　　长江大桥快建成时，我的家搬到一片新宿舍区，接着上了小学，学完旧式的汉语拼音后开始学习汉字。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些古怪枯燥、由各种笔划构成的汉字后面，竟蕴藏着那么奇妙美丽令人心动的东西。

　　那是一个萧瑟的秋晨，风从教室的窗口吹进来，凉凉的，阔大的梧桐叶在窗外悉悉索索响。老师开始朗读新的一课《秋天》：“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听老师的读书声，我盯着那几行刚刚认识的简单的文字，感到莫名的愉悦与惆怅。

　　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大雁，更没有见过它们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但我觉得自己就在那雁队中，在寂寥的高空中向着遥远的不知什么地方飞去。那种身心游离的奇妙感觉深深震慑着我，我忘了周围的一切，再也听不见老师的讲课，只沉迷于《秋天》那难言的意境中，其后许多年，我都喜爱秋天，并在秋天里想这篇小小的课文，想起它带给我的比秋天更真实更动人的体验。其后许多年，我都喜爱语文课，在一篇篇课文的意境中耽溺陶醉，感受着种种无法言说的情绪。

　　从“夏天过去了”到“下雪了，下雪了……我们不怕冷，唱着歌，上学去”，从《狗·公鸡·狐狸》们的森林到《故乡》中月光下的瓜田……许多次，下了课，我一动不动，不愿从那些森林里或月色下出来。我听不见周围伙伴的喧闹或桌椅的磕碰，看不见正在被值日生一下一下擦去的黑板上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我知道，我读到了比文字更多的东西，那是一个少年在读自己的心灵，读自己的觉醒了的生命。

　　记忆中，那几年的天气总是阴阴的，大街上人总是很少，车也很少，很静。许多店铺关着门，或半关着门。开门的店铺，货架空空的，像搬过家一样。最有生气的，是街头几处小吃摊点，卖萝卜汤，蒸藕，蒸洋姜和一吃满嘴黑乎乎的野茭白。很贵，比今天还贵。夜间，这些小摊点燃着马灯或电石灯，锅里冒出来的热气在光影中袅袅飘升，使大都市之夜显得更加萧条。

　　那是中国最饥饿的几年。那几年我十岁，十一岁，十二岁。(这是现在计算出来的，当时我未曾想到自己有多大，如同今天许多孩子也不真正关心自己多大一样。)经常停电。煤油是配给的，油灯不能多点。家家户户都在寂静与幽暗中思考、筹划或幻想与食物有关的问题。学校经常停课。于是，我最丰裕的东西便是时间。有时候早早爬起来跟父亲一起去餐馆排队，希望能买上一份早点。有时候整整一下午在菜场等候，盼望有一车老包菜运来，叶脉坚挺，颜色灰紫，现在很少见到了。有时跟门栋的小伙伴们玩游戏，讲故事。

　　依然还有很多时间。时间就是饥饿。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看电影能忘掉饥饿。于是，没日没夜地看电影。那时看电影很便宜，买一斤蒸红薯的钱可以看十场电影，那时的电影片也突然多起来，外国的、香港的、解放前的……一家影院一天要放三五部不同片子的--不像现在，一部相同的片子放三五天--每天都让你有许多期盼，每天都让你觉得新鲜。早上或中午，去附近的几家影院一转，选定喜爱的影片，买上票，便觉得这一天最要紧的不再是食物，而是电影开演的时间。

　　九点以后的夜场人少，而且是半价，我常常独自一人坐在空旷的影院里，等待黑暗，等待银幕上出现一个新鲜的世界，许多世界名著，都是先从银幕上走向我的。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第十二夜》，老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许许多多优秀的或平庸的影片，它们使那匮乏灰暗的岁月变得丰富，变得温馨。有好些影片我能一连看上三五遍，出场后，又停留在影院外，聆听从里面传出的音乐与对白。

　　这一切，在我同样顽皮、嬉闹、恶作剧的童年中，构成极特殊又极和谐的一部分。今天当我常以行家的眼光冷静地挑剔、审视一部新片，甚至数年也无心走进影院时，我怀念童年那种痴情地、投入地、近乎于初恋的情绪。我想，那是一种最接近文学的情绪。

　　也是那几年，书也突然多起来，特别是旧书店，离我们家不远，有几家很有名的旧书店，据说解放前它们就经营此道，我常到那儿去消磨时光。书架上和案台上堆满了书，常能在里面发现一些迷人的书，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就能买上一本。每次进去都怀有一种阿里巴巴的心理，恨不得将山洞里的金银珠宝全背回去，但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最终只能将又喜爱又便宜的书买下。每本书后都盖了一个章，里面用钢笔填着重新定出的价格。看中一本书，将它猛翻过来，看见一个比自己的想象更便宜的价格便喜出望外，赶紧攥住。如定价太高，便悻悻然放下，或期待下次钱攒多了再来买下它，并将它塞到书堆深处。

　　看够了，买好了，就匆匆向家里走去，不知先看哪本好地读起来。冬天的夜晚因此而变得温暖惬意，夏天的清晨因此变得舒爽而宁静。邻里还有几个爱书的伙伴，常常互相交换。每次去别人那儿翻书，都恨不得把别人的书全拿去，但我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这迫使我们都去弄更多的书。那是一个物质极匮乏的年代，又是一个精神相对丰富的年代。如今，肉体上饥饿的感觉，早已逝去，再也无法寻回，但精神情绪上留下的印迹，却永远那么明晰，不可磨灭。

　　上初一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女教师，大学刚毕业，还带着女大学生的热情与浪漫。

　　她很喜欢我的作文，评语写得亲切动人，将我叫作“小云”，放了学，还和我们一块散步聊天。有一次，我去她家，她借我一本《普希金诗文选集》，那时，中国还没有完全从饥饿中走出来，政治却开始严峻起来，她给我书时说，千万别弄丢了，也不要给别人看见。那时，我刚刚开始沉迷于诗，唐诗宋词，民歌新诗，外国诗，同时也在胡乱地写着。诗的韵律，诗的节奏，以及通过文学将自己某种情绪倾泻出来的快感，让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激动不已。

　　普希金的那些诗，使我如同找到一个可以倾心相诉的伴侣，我感觉到了文学这种神奇的魅力。确切地说，是文学造成的意境的神奇的魅力，使我常常恍惚于诗歌或文学的情绪中。我渴望将这一切表达出来，没有想过发表，没有想过稿酬，也没有想过获奖，或赢得赞誉，纯粹只是一种表达的需要。我现在还保存着一本少年时代的诗集，它是一本红色缎面的日记本，距今已近四十多年了。其中最早的几首都是上初一时写的，我能清楚地记起写它们时的环境与心境。那是一种近乎痴迷的状态，我在无羁的想象与单纯的激情中再造自己，使自己从已经能隐隐感觉到的，渐渐窒息起来的外部环境中逃脱出来。上课时，我常扭头凝望窗外，几丛荒草，我会立即进入少年鲁迅的《百草园》中，蟋蟀、叫天子、斑蝥、何首乌或覆盆子们像最叫人依恋的朋友那样围聚拢来……

　　我珍视少年时与文学那种纯洁的亲近，那种生命与文学的融合，那种最本原最自然的对文学的感悟。我想，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摘自《天涯》

　　胡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