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下毒

　　翻开史籍，下毒记载比比皆是，但用“毒”代称有害物，或是受外来语影响。

　　据《说文解字》称：“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可见，古人所说的毒源于植物，可能指的就是乌头（一种植物），以乌头汁液制膏，涂在箭头上，即成毒箭，《魏书》中说匈奴宇文莫槐“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乌头又称射罔，即射后可令鸟兽迷惘。

　　在英语中，toxic（有毒的）与中文“毒”的发音相近，而toxic出自希腊语，意为箭毒，与东方人的认识竟不谋而合，这或者意味着，“毒”的说法可能来自游牧民族，分别向东、向西传入亚欧。

　　在先秦典籍中，“毒”常作“害”“治”“征伐”“奴役”解，用作“毒药”反而少见，在甲骨文中，人们常用“蛊”来表示毒药，或者是随草原文明影响增加，“毒”压倒了“蛊”，成为标准称呼。

　　“蛊”真的那么可怕吗

　　在毒药中，最传奇的莫过于蛊。

　　《左传·昭公元年》中说：“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这是史籍中有关蛊毒的最早记载。

　　汉代之前，蛊多指毒虫，但到了汉代，蛊则成了巫术代名词，指为加害别人而模仿制作的桐木偶，隋代以后，又出现了精神性的蛊，如猫鬼，自唐代始，蛊突然变得复杂、神秘起来。

　　据《隋书·地理志》称：“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古人无抗生素，消化道疾病是致死主因，由于无法解释细菌引起的急性腹痛、腹泻等，往往推为蛊，如《说文解字》即称蛊为“腹中虫也”。唐代医学进步，据5100个墓志铭统计，人均寿命达59.3岁。医盛巫弱，巫师需炒作新概念来维持生计，定义模糊的“蛊”恰好契合了他们的需要，制蛊、下蛊、解蛊之说日渐成熟。

　　其实，不同虫毒化学成分不同，彼此相噬，毒性并未有效累积，不可能获得更强毒性。然而，唐代南方始大规模开发，全国经济中心渐向南偏移，北人对湿热、植物种类多样的南方有恐惧心理，常附会以“蛊”“瘴气”等，柳宗元便称柳州是“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

　　蛊多靠笔记小说流传，现代人知道蛊，亦与金庸小说有关。

　　鸩究竟是什么鸟

　　在用毒史上，鸩的名声不亚于蛊。

　　古籍中称，鸩是一种鸟，以蝮蛇头为食，肉和羽毛有剧毒，能致人于死，但可用来治疗蛇毒。据郭璞说：“鸩大如鵰（同雕），紫绿色，长颈，赤喙。”而《名医别录》中又说它：“状如孔雀，五色杂斑，高大，黑颈，赤喙。”从古籍看，鸩四处皆有，鸣声如“同力”。

　　鸩之说在甲骨文中未发现，但在春秋则很普及，据说用鸩的羽毛泡酒，可“入五脏，烂杀人”，无数名人死于其下。配置鸩酒需专业的“鸩者”在犀牛角、兽皮保护下才行，因鸩毒性太大，它的羽毛划过酒，即成剧毒，甚至鸩洗过澡的池塘水也能毒死百兽，但只要犀牛在其中洗一下角，其毒顿解。

　　鸩酒出现得离奇，消失得也离奇。南朝陶弘景曾说：“昔时皆用鸩毛为毒酒，故名鸩酒。倾来不复尔。”西晋“衣冠南渡”时，“时制，鸩鸟不得过江”，此江应指长江，从此鸩鸟便似乎从历史中消失了，后代虽有鸩酒之说，但只是用来代称毒酒，与鸩鸟已无关。陶弘景曾说鸩鸟“状如孔雀”，唐人则否定说“陶云状如孔雀者，交广人诳也”。

　　有学者认为，鸩可能是一种已灭绝的鸟，但也有人认为，鸩即今东南亚尚能见到的黑鹤，它也以蛇为食，但无毒，可能是古人以鸩羽拨毒入酒，令人误会为鸩有毒，但更多学者认为，鸩只是一种传说。

　　水银与黄金有毒吗

　　在小说中，有用水银下毒和“吞金而死”之说，《水浒》中的宋江死于前，《红楼梦》中的尤二姐死于后，但均属小说家言。

　　水银不溶于水，进入人体后无法被吸收，汞蒸汽和汞盐会给人带来伤害，但前者需要在1-44毫克/立方米的较高浓度下，人体暴露4至8小时才能中毒，后者常见形式为硫化汞，即朱砂，曾被认为是补品，唐代医家则认识到，朱砂有毒，不能长期服用。

　　黄金亦不溶于水，甚至不溶于普通的酸碱，黄金制品上多有尖刺，可能刺伤内脏，这会带来较大痛苦，但曹雪芹笔下的尤二姐却又明明是安详地死去。

　　为什么曹雪芹会认为金有毒呢？因为史书上有金屑酒，是一款名毒，妒后贾南风即死于此，刘禹锡在《马嵬行》中说：“贵人饮金屑，倏忽蕣英莫。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称杨贵妃也死于金屑酒。（此处刘禹锡有误记，史籍明确说明杨贵妃系“缢死”）

　　显然，曹雪芹在此望文生义，将“药金”误为黄金。“药金”是古代方士提炼出的一种类似黄金的金属，一般指黄铜，在相当时期，“药金”被认为是黄金的一种。古人认为黄金不朽，服之可以延年，但黄金太贵，亦以“药金”替代，可炼制“药金”要使用水银和雄黄、雌黄、砒黄等硫化物，如处理不善，就会成毒，“杀人及百兽”，这才是金屑酒的原材料。

　　砒霜一统江湖

　　宋代以后，下毒方法渐趋简单，因砒霜崛起，一统江湖。

　　砒霜源自天然砒石，以江西信州（今上饶市部分地区）质最优，其中色红者即“鹤顶红”，号为毒物之王，宋代竟“每一两大块者，人竟珍之，不啻千金”。

　　但，宋代医家甚少关注砒霜，《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均未载，直到《开宝本草》才列入砒霜，也仅称“味苦，酸，有毒。主诸疟，风痰在胸膈，可作吐药。不可久服，能伤人。”李时珍曾奇怪地说：“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雀鼠食少许即死，猫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虽钩吻、射罔之力不过如此，而宋人著《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

　　这或与加工方式有关。宋代制砒霜，是“取山中夹砂石者，烧烟飞作白霜”，这种升华法产量低、质量差，如采用煅烧法，则毒效立增，即砒石末加明矾烤制，明矾遇热融化，裹在砒石末上，防止其中有效成分挥发，成品毒效倍增。

　　据《天工开物》载，煅烧制霜时，“立者必于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徙，否则须发尽落”。

　　《水浒》中，武大郎死于砒霜，但砒霜不易溶于水，用汤药灌远不如混在食物中。砒霜用量小、价格廉，乌头、野葛等已无法与之匹敌，不仅潜入潘金莲这样的寻常人家，连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亦用此药。

　　（周志明荐）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