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喀布尔墓地中

　　孩子们聚集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部卡尔特-萨基（Kart-e-Sakhi）公墓一位逝者碧碧·加瓦尔的坟墓旁。一个男孩骑坐在她的墓碑上，像骑着一个玩具马。

　　碧碧·加瓦尔已经去世27年，墓碑上的铭文渐渐褪色，只有用手指轻轻拂去上面的尘土才能从凹凸的印痕里勉强辨认出她的名字和死亡时间。

　　她的安息之地，位于卡尔特-萨基公墓正中的一个土坡上，这个位置成了年轻人最好的“瞭望点”，让他们得以俯瞰这座庞大公墓里成千上万的坟墓，和坟墓带来的“客户”。

　　喀布尔四周环山，上世纪60年代，这里曾经是一个植被繁茂、水源充足的绿色城市。

　　然而，在长达近30年的战争之后，如今喀布尔周围满眼荒山，让人肾上腺激素分泌旺盛的元素频频出现眼前：悍马车、黑鹰直升机、厚厚的水泥墙、全副武装的机枪手、装甲车……

　　同样，曾经辉煌的古迹也不再人声鼎沸，相比之下，一座座规模日益扩大的墓地反倒变得热闹。孩童在此玩耍，情侣在这缱绻，小贩兜兜转转，甚至有斗鸡比赛在墓地举行。

　　墓地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地标。

　　吉祥和幸运的标志

　　一位中年珠宝商每周来卡尔特-萨基公墓探望他的母亲，他希望有人能用海绵认真清洗他母亲的墓碑，也愿意为此支付更多费用。另一位女士经常被噩梦萦绕，她定期来公墓探望她15岁便夭折的儿子，把她儿子穿着夹克、打着领带的画像摆好，并愿意为有人能向墓碑洒水而付钱。

　　在阿富汗，把水洒在坟墓上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保持死者的记忆鲜活，并帮助他们免除活着的时候犯下的罪恶。

　　在碧碧·加瓦尔的坟墓旁边，孩子们举着水桶等待着，桶里装好了刚刚打来的水。一旦发现有人来看望逝者，他们匆忙拿起小桶、飞奔过去，甚至争抢起来。不过，当第一个人到达客户面前，其余的人会后退，重新寻找下一个机会。

　　孩子们对待这份工作很是认真。事实上，这个工作能让他们把食物带回到家里的餐桌上。每洒一桶水，他们大约能得到10阿富汗元——一块面包的价格约15元。如果足够幸运，他们还会得到小费。

　　在这些孩子的印象中，墓地是吉祥和幸运的标志。

　　而这些孩子们的“生意”依赖于阿富汗的严酷现实：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和频繁的惨剧之后，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家庭有亲人长眠于地下，他们对墓地怀有牵挂。

　　阿富汗安全部队去年的死亡人数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而据法新社称，2015年是阿富汗“最血腥一年”，被战争夺去生命的阿富汗平民数也达到最高峰，3545名平民长眠于地下。据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统计，2009年至2015年，共有2.1万余名阿富汗平民在武装冲突中丧生，还有4万余名平民受伤。因战争死亡的阿富汗平民数字还在不断上涨。

　　“城市活动中心”

　　每到周四和周五——阿富汗的周末来临时，卡尔特-萨基公墓开始变得热闹。

　　两个男人在一位名为赛义德·萨达特的逝者坟墓附近抽烟——从衣着上看他们还是警察；几个孩子在查希尔·土库曼的坟墓边的空地玩弹珠；一名看着像大学生的年轻人手里拿着讲义，在一座座坟墓之间来回穿梭，似乎试图在考试来临之前背下答案……

　　墓地对年轻的恋人而言更是一个天赐良机，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隐私的地方，周围的静寞缓冲掉了平日的尴尬，他们的低喃和暧昧显得没有那么突兀。角落里，两个年轻人坐在坟墓边，一个卖棉花糖的小贩推着自行车上从他们身边经过。

　　每个周末，赛义德·法基尔·侯赛因的坟墓边上都会举行斗鸡比赛。人们坐成一圈，怀里抱着他们训练有素的动物。赛德·古尔·阿伽，外号“机修工”——也是他平日的职业，负责主持比赛，同时也是裁判。

　　“机修工”坐在赛义德坟墓的边上，一举一动小心翼翼，慢慢引导着比赛中的两只斗鸡贴近。他以前养着10只斗鸡，现在只剩下2只，其余的都在这座墓地中“光荣牺牲”。

　　卡尔特-萨基公墓这些年开始变得与往年不同，过去来这里的只有哀悼亲人朋友的市民。但现在，随着逝者越来越多、墓地越来越大，这里开始变得热闹，似乎变成了一个“城市活动中心”。

　　同时，随着来此“活动”的市民增多，公墓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墓碑上开始蚀刻肖像，还有海报挂在栏杆上。

　　公墓的另一个角落，一排小商店和餐馆后边，是烈士马赫迪·汉尼瓦·巴克什的坟墓。他是一名指挥官，23岁的时候与塔利班在阿富汗西南部的激战中牺牲。

　　两面旗帜摆放在他的坟墓两边，一面是阿富汗国旗，另一面表明他是一名殉道者。它们之间搭着一根栏杆，上面挂着他的海报，海报里他戴着黑墨镜，一手拿着军事无线电，另一只手里拿着AK-47步枪。

　　在他的墓碑另一面挂着另一张海报。海报中马赫迪躺在沙发上，穿着李维斯运动鞋，戴着一只金手镯。下面的墓碑雕刻着他的头像，边上摆放着已经枯萎的玫瑰，大部分的花瓣都被风吹散。

　　“他有60个女朋友。”来此看望他的叔叔蹲在坟墓前，“并且他已婚。”

　　从“随处可埋”到“无地可埋”

　　绝大多数新墓碑都出自同一位匠人——穆罕默德·查希尔之手，他将他的资料写在每个作品底部。查希尔在伊朗当了25年的劳工，在那里学会了建造壁炉、喷泉和雕塑。

　　十几年前，他回到阿富汗，尝试继续靠手艺谋生，但是随着内外混战接连发生，彰显生活情调的艺术类产品根本没有销路。

　　“我决定建造墓碑。”他说，“因为在这里死亡更加容易。”

　　今年4月，在宣布展开“春季攻势”后，塔利班把喀布尔——这个曾经在国家保护下得以远离战火的阿富汗仅存乐土，变成了人间地狱。4月19日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已夺走至少30人的生命，致数百人受伤，其中多半是平民。

　　对于喀布尔这样一个狭小但人口过剩的城市，近三十年来，大量的死亡人口更让他们陷入困境。

　　“我们的城市严重缺乏空间。”阿卜杜勒·拉赫曼·艾哈迈扎伊说，他是阿富汗的宗教事务部门主管，负责对喀布尔30多个墓地的监管，其中12个像卡尔特-萨基公墓一样庞大。这些墓地正在一点点挤压市民的生存空间。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外的墓地开始在喀布尔出现。伴随着90年代战争的激烈，出于对随时可能爆炸的哑弹的恐惧，市民经常在所能找到的任何一块看似安全的土地上埋葬亲人。

　　这让城市生活区域不断缩小，每块墓地上都有土地纠纷，需要等待政府解决。

　　政府的政策也加剧了这种情况，“任何埋下尸体的地方自动变成政府财产。”阿卜杜勒说，“如果土地是民众的，那么政府会去以其他形式或者找到其他土地还给他们。”

　　阿卜杜勒一直努力在喀布尔城市之外找到土地，也考虑将城里的墓地转移过去。在努力未达到成效之前，他们只能严格限制个人的坟墓空间：1.5米宽，2.5米长。阿卜杜勒称这是教法决定的。

　　一天中午，阿卜杜勒的办公室里，伴随着压力锅煨炖牛肉的声音越来越大，一个男人几乎是低吼着提出他的需求：他想要几米更多的空间，为他父亲建造一个封闭的陵墓。他把细节写在了一张纸上，上面还有着宗教事务部长——阿卜杜勒顶头上司的批准。

　　“我的父亲是一位研究了40年伊斯兰问题的大学教授。”那个男人说，“他的贡献，难道不值得更多空间？”

　　阿卜杜勒果断拒绝并道歉。他称自己不能对抗教法，也根本无法为他找到更大的空间。

　　当这位客人提到一个当权者的名字后，阿卜杜勒似乎准备妥协，他安排了一名官员去检查具体情况。但是私下里，他说检查员将给出同样的说法，墓地的大小不会被更改。

　　然而墓地的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喀布尔城市中人们生活的区域也许还会被继续挤压，因为战争仍在持续，死亡还在发生。

　　去年10月，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塔利班目前处于2001年“下台”之后，最为鼎盛的时期。

　　“外界将阿富汗称为‘帝国的墓地’。”长期服务于国际红十字会的阿富汗籍教师塔伊巴·拉希姆称，历史上，凡是与阿富汗的对抗的国家或组织，都不可能很快抽身，多以两败俱伤为结果，有阿富汗人因国人的顽强而感到自豪。

　　“但是，有谁愿意生活在墓地中呢？”塔伊巴反问道。

　　（夏天荐自《看天下》）

　　责编：小侧

　　□张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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