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用展览说话

　　最近有篇文章《双年展需要策展人？找艺术家就对了》引起了笔者的思考，文章里写了最近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双年展的策展人都由艺术家来担任，许多人便开始思考艺术与策展的界线或跨界问题，而笔者更多倾向于认为，策展工作除了对学术能力与组织能力能有要求之外，越来越看中创造力的发挥，一个大型的展览或者双年展，就好比一次艺术创作，策展人似乎越来越需要具备艺术家的创作素质，而策展本身，也似乎越来越像创作艺术的过程。

　　在文章罗列的担任国际双年展策划的艺术家中，有一对艺术组合特别眼熟，他们就是今年年初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展览的北欧艺术家组合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Dragset），他们将操刀2017年第15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为“正经历着一种新兴的民族主义”的当下，策划出一场“展现当前经济衰退和中东地区难民危机”的双年展。迈克尔艾默格林（Michael Elmgreen）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哥本哈根人，而德拉塞特（Ingar Dragset）则出生于挪威的特隆赫姆，1994年的某一天，他们在哥本哈根的一家夜店相遇、相识、相爱，曾经他们是一对众所周知的恋人，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两人开始了共同创作：德拉塞特帮助在艺术圈初试身手的艾默格林制作了一系列以宠物为原型的抽象雕塑，展览开幕的现场却无人领会，于是他们席地而坐，把雕塑百般疼爱地拥入怀中，众人便误以为展出的是一场行为艺术表演。他们由此意识到行为艺术正是两人诗歌与戏剧背景的最佳交汇点。于是1995年起，他们便以“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的名义开始创作了大批的装置、表演、环境等作品。亲密的关系开启了他们的创作之门，然而创作却终结了他们的亲密关系，他们自称“双头怪”，分手前两人的大脑运作步调一致，分手后各自不同的生活又为创作带来新的灵感，“双头怪”又从左右两边获取食物。

　　“合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毕竟我们已经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工作了20多年。双年展是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是一种不同想法、观点、群体共存的有效形式。”从他们的言语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策划工作的自信，因为的确，他们对策展并不陌生。上世纪90年代，他们曾监理过哥本哈根欧洲首都文化项目的“update”表演艺术节，而在之后的许多艺术项目中，他们也不断地展现出对展览的把控能力，尤其是在尤伦斯做的那次展览“好博”（The well Fair），更是充分地表现了他们作为策展人的素质。

　　在展览“好博”中，艺术家将美术馆的空间用临时搭建的展墙分隔开来，将美术馆转化为艺博会现场，从世界各地运过来的作品被置于储货箱中、包裹着、以半完成装置的方式呈现或斜靠着墙壁，看上去这场“艺博会”好像即将开始又像刚刚结束，现场还有贵宾室、咖啡厅、接待处、拍卖行及出版物展区，当参观者穿过“艺博会”的空间时，不但能体验不同场景的布置，还能与扮演的工作人员相遇（这是艺术家探究行为模式在不同情境中的“随机应变性”）。其实，整个场馆、展览本身就成为了一件大型的艺术作品，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通过这个特殊的展览反思了艺博会这个机制的问题的同时，又重新诠释了他们以往的作品。“艺博会”中那八十余件作品是他们在过去20年里创作的，一直以来，他们都在用作品不断地探讨譬如建筑的机制、社会文化、艺术史，以及身份认同、性向相关认同的存在主体论题。

　　如果说，“好博”让我们见识到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对展览的策划把控能力以及已经相当成熟的艺术创作能力的话，那么，接下来的展览便会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艺术家的他们的卓越优秀。

　　“无力结构”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博物馆举行，刚刚才结束的这场展览是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在以色列的首次展览，它以故意错位的方式在这个现当代艺术博物馆不同展厅中展出多件艺术家自传式的作品。展览作品涵盖了两人从1998年至2016年期间的创作，他们旨在“对性别、个人与政治身份、以及艺术在公共生活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一文化现实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质问。”整个展览本身，又是一件作品，不同创作背景的作品被放置在这个展厅中重新诠释，尤其当这些批判性意味出现在以色列的政治环境之中，新的解读和更深层次的意义便出现了。

　　进入场馆，便可以看到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标志性风格的作品《捐款箱》（Donation Box.2006），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装的是各种私人物品，作为一个捐款箱，里面装的不是钞票，而且顶端封闭并且盒子上还贴着“请勿打扰”的标志。接着就是同年创作的《现代摩西》（Modern Moses，2006），一个放在行李箱里的弃婴摆在提款机前方，这个对圣经故事进行现代化处理得作品折射出关于童年、抚养和身份认同问题。

　　最为瞩目的是今年的新作，他们原样复制了柏林墙的一部分，并将之横穿整个博物馆，名日《持续到永远》（For as Long as lt Lasts，2016）。虽然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去柏林的时候，柏林墙已经倒了八年，但长期生活与工作在柏林的他们仍然深深地受到柏林墙的影响，它意味着自由、混沌与希望。而旁边的《未来》（The Future 2014）——一位穿着帽衫、牛仔裤的少年坐在消防通道上的作品似乎正与《持续到永远》发生对话。

　　展览的作品都极具代表性，都是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艺术精粹的表现，因为，这个展览根本就是他们的“传记”。其实，这个展览是“传记”三部曲的最后一篇，这三个展览一脉相承，共同探讨了当阶级、性别、国籍甚至个人年龄与形象关系的观念都彻底改变的当下，我们应如何确认自我？当现在已经不再能简单地二元对立区分他者是，定义一个人的“自我”条件是什么？“传记”是他们20年来艺术的回顾，没有年表，没有传记该有的方式。自从2014年分别于哥本哈根的丹麦国家美术馆和挪威的阿斯楚普费恩利当代艺术馆展览展出后，今年终于在以色列完成了这最后一部分的展览，如果说前两处地方分别是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各自的家乡，那么，他们经过考量从一开始就定下的最后一站以色列，是不是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相信，这些作品的展出正正就反映隐含着这层意义的考虑。（编辑：九月）

　　文=陈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