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作为建构完整动态理论的假设

　　前言

　　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假设个人行为以自利为动机，以利润（含效用）的极大化为决策标淮，建构出可操作的分析模型，去理解、预测和影响经济现象。但自20世纪末以来，全球的新竞争情势压迫各国厂商追求持续创新，该理论的适应性逐渐遭到质疑。当创新转为活跃时，传统上假设为不变或缓慢地随所得和消费变化的商品结构、生产结构、价格结构等都出现密集和巨幅的变动。也因此，诚如罗默（2015）的诉说，建立在均衡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成长理论“在过去二十年来并未获得任何科学上的进展已成共识”。

　　均衡理论的困境让我们想到一句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以下简称“奥派”）圈内甚为流行的话：百年来，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重要进步都是来自对主观主义的进一步应用。本文认为，均衡理论已丰硕地完成了静态分析的发展，唯有进一步纳入主观的企业家精神才可能踏入（真正的）动态理论的范畴。虽然企业家精神是奥派的核心概念，但他们也尚未成功地发展出完整的动态理论。论其因，除了学者在阐释该概念时的不一致外，或许更该归因于这些论述将行动人之功能假设的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过程之实际企业家的能力混为一谈。本文试图提出以企业家精神建构完整之动态理论的一种可能途径，不论是放在奥派典范或是新古典学派的典范之内。

　　本文架构安排如下：除作为前言之本节外，第二节将回顾均衡理论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的发展及面临的难题，第三节讨论奥派学者在论述企业家精神上所遇到的局限，第四节将从文化演化论视野去建构完整的动态理论，第五节为本文结论。

　　均衡分析下的动态理论

　　经济学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运作，而非记录过去或现在的运作。若以当时的重商主义背景论，《国富论》的确是这样。这传统经由古典经济学发展到当前的均衡理论。均衡理论利用数学重新陈述对自由经济的追寻，以数学关系式去表达未来景象的均衡条件。它充分发挥数学的可操作性，发展出一套严谨的比较静态分析，提供以可操控变数去影响均衡配置的科学手段。该理论关心均衡的存在条件，也讨论这些条件是否符合柏瑞图最适配置条件，因为这一致性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文字陈述的“看不见之手定理”。

　　早期经济学者相信个人偏好和生产技术无法在短期内变动，只有个人期初拥有的资源配置和政府权力才是可操控变数。其中，上一期的窖藏种子不仅是个人的期初资源，也把个人的决策连结到下一期。只要给定种子的发芽几率，静态的均衡理论就可以轻松地延展到两期或无限期。种子可以改为资本财，只要添加一条关于资本财存量的累积方程式。但资本财不同于种子，非个别经济单位能自行生产取得，必须仰赖资本财市场。遗憾的是，均衡理论放弃了繁复又异质的资本财市场，简化为以货币为交易标的之资本市场。只要将个人效用改为跨期效用，均衡理论就可以探讨多期的均衡配置，也就是经济成长理论。在经济成长理论中，可操控的变数多了货币供给量和重贴现率。

　　索洛（1956）在最早的经济成长模型里接受外生给定的生产力（包括技术）参数，仅视个人储蓄率为可操控变数。之后的发展有二，其一是将个人储蓄率转化为个人决策的内生变数，其二则是将外生给定的生产力转化为可操控变数。直到罗默（1990）提出的内生成长理论，才进一步把生产力从可操控变数转化成模型的内生变数。除了给定的期初资源和个人效用仍为外生参数外，新的经济成长理论只剩下政府有能力透过资本市场的可操控变数去影响经济成长。然而，经济现实却是，各国的一连串宽松货币政策和接近于零的利率并无法有效地带动经济成长。

　　诚如科兹纳（1973）所说的，均衡理论是沿着严谨的轨迹发展。若其会失灵，其原因必然隐藏在其假设里。让我们就均衡理论现有假设的四点隐性假设加以讨论。

　　首先，均衡理论为了重述看不见之手定理，不得不采取方法论个人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决策者。他们继承了亚当·斯密，以自利作为独立自主的决策标准。以自利为动机的个人不会主动限制自己的发展方向。然而，该理论为了保证均衡的存在，把个人限制在单一商品的交易。不论这单一商品是不具替代的特殊商品或是不存在替代的总合性商品，都让个人决策只剩下数量的选择，排除了创新商品的空间。商品创新遭限制后，超额需要就只会反映到价格以及衍生的供给数量的增加。超额需要是催生新商品的有效力量。如果创新不受限制，超额需要会催生新商品，并会带走大部分的超额需要。这样，原商品的价格就未必会上升，甚至会下跌。反过来说，当生产者看到商品价格下跌时，除了担心需要减少外，或许更担心新商品的出现。

　　第二，均衡理论的均衡绝非资源的最适配置。当社会的知识被限制去生产同质商品时，没有理由可证明这配置会胜过被迫放弃的生产选择。该理论为了强化均衡的最适性，常在教科书中论述选择与放弃的对偶关系，也就是强调最高效用的最适条件与最低机会成本的最适条件是相同的。的确，人们在选择时会评估所有知道的机会，明确地从中挑选。但在讨论机会成本时，人们只有能力臆测被放弃之机会的可能效用，却毫无能力去判定尚未认识以及尚未出现的机会。语意上，选择就等于放弃，但这两种行动所牵涉的知识范围并不相同。均衡理论讨论已知商品的最适选择数量，不思考明天可能出现的选择。但在动态理论中，以今天的知识去决定明天的选择，就等于假设明天不会出现更有用的知识。

　　第三，均衡理论无关于经济成长。当同质商品的消费数量增加时，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会递减，这不利于消费的持续成长。迟滞的消费成长也不利于投资的持续。只要消费的边际效用不递减到零，内生成长理论依旧可以维持消费、产出与所得的固定成长率。然而，这只是数学游戏，因为在没有其他消费选择的情况下，持续增加的消费所能增加的边际效用已极其微小。若能抛弃同质商品的设定，持续递减的边际效用会吸引生产者提供创新商品，让新商品和新效用接手去推动经济成长。只有不断出现的创新商品，才能支撑持续带来实际福利的经济成长。

　　第四，为了合理化对商品种类的限制，新古典学派进一步以简化方式扭曲方法论个人主义。他们提出“代表性个人”的概念，让“他”代表一般化的个人；这样，“他”的偏好和选择就可代表社会的偏好和选择，而“他”的供给也就代表社会的供给。由于“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偏好，也仅知道“他”的偏好，这样就不必去思考其他替代性商品的需要。再者，在代表性个人的假设下，“他”的效用成为一般化的社会福利。利用这社会福利为指标，不同的均衡就可以比较，也给操控找到说辞。当模型抽出外生参数的线头后，就不难顺着逻辑去比较可操控变数在不同数值下的均衡状态和社会福利。然而，代表性个人以“他”的自利目标作为社会选择的标淮，把社会选择化约到“他”的选择。换言之，代表性个人的假设并非在强调“他”的普遍性，而是隐藏同质性个人的假设。当个人的行动成为社会整体行为的缩影后，我们将无法辨识经济分析的对象是个人还是社会整体。个人的自主性也就被扭曲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抽走。

　　边际效用学说是自利假设的诠释，因逻辑上只有主观的个人效用才能展开自利论述。新古典学派利用边际效用学说的潜在数学特质，将探讨个人在多商品选择的均衡计算发展成市场的均衡理论，以及阿罗和德布鲁（1954）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此后，均衡就从市场交易的可能状态发展成理想状态。如上段第一点的讨论，学者们在寻找均衡成立的数学条件过程中，逐渐地把自利当成了为探讨均衡条件而存在的假设。

　　第三点已指出，均衡理论若要建立真正的动态理论，商品市场必须存在异质竞争。但这样还不够，因为不论异质商品的种类有多少，只要事先给定，就可以加总成为单一的总合商品，又回到单一商品的论述。为了让异质商品可以持续且非预料地出现，动态理论必须解决“谁带来这些异质商品”以及“如何带来这些异质商品”的问题。

　　谁带来这些异质商品？要回答这问题就必须放弃代表性个人假设，因为作为代表性个人的“他”能带来的商品都已经是“他”所熟悉的。所以，在“他”之外，至少要存在一位在消费知识或生产知识上不同于“他”的人。如果只存在一位“另一个人”，就得假设“他”能于每一期创造出新的商品；否则，就假设社会存在不少这样的人。个人与商品存在普遍的异质性，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得以成立的前提。

　　自利假设能否推演出异质商品的结论？这答案跟自利假设的内容有关。对亚当·斯密而言，自利只涉及个人直接利益的计算，并不期待可预见的社会效果。看不见之手定理陈述的是预期外的结果。如果个人在行动时就能预见预期外的结果，这定理就不具价值了。因此，自利的范围应限制在：在个人拥有的知识和能力所及范围内，自己计算行动效果能带来的净利。在此定义下，自利者只会关心自己于短期内或可预见之利润。当然，任何行动对不同期限的未来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定义只是说：为了建立动态理论，我们必须于自利假设外另立第二项核心假设。这可有不少的选择，但本文仅讨论奥派强调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论述奥派的企业家精神得从米塞斯说起。他称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为行动学（praxeology），并假设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意志的行动人（acting man）。行动人拥有的功能之一是企业家精神，负责审慎盘算行动的利润。除此功能外，行动人也拥有交易、投资、劳动等功能，和面对不确定的环境和未来的能力。他分别抽出这些功能虚构出各种仅具单一功能人，如资本家、劳动者、地主、投机者、企业家等。譬如，企业家的单一功能就是，直接面对个人被预先设定的能力与环境，尤其当他发现这些预设条件不利于实现个人目标时。为了避免文字混淆，他称此为纯粹企业家（pure entrepreneur），并改称世俗通称的企业家为促进者（promoter）。于是，资本家同时存在单一功能的资本家和真实世界中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劳动者同时存在单一功能的劳动者和真实世界中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地主等亦然。在行动学中，功能是无数量的差别，但真实世界的资本与人力资本都存在数量的差异。不同于资本家或劳动者，纯粹企业家除了作为功能人外，在真实世界中找不到存在数量差异的对应分类，这带给奥派学者不少的争执。

　　另外，在真实世界，有些人会因创造能力平常而选择与预设条件妥协。因此，若不追随米塞斯的定义，我们可以从个人对预设条件的态度（接受或未必接受）和创造能力（一般或超越常人）去观察真实世界的企业家，然后发现大多数的企业家都是接受预设条件但能力较强的企业家。值得注意的，米塞斯不讨论能力较强又不愿接受预设条件的企业家。由于米塞斯探讨的是作为行动人而存在的企业家精神（或据此虚构的企业家）而不是真实世界的企业家，又由于他在奥派中占有导师的地位以及他不够彻底的论述，导致后学者在论述企业家精神时陷入不少的混战。

　　科兹纳早期在论述均衡理论的危机后，曾试图植入企业家精神。他继承米塞斯以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之功能的假设，同时也以主观评估去看待预设条件的约束。他认为企业家都会预估明天的市场供给与需要，但每个人主观预估的均衡数量与均衡价格各不相同。当个人发现市场的交易价格不同于预估的均衡时，属于行动人的警觉性立即感知利润机会的存在。感知并不需要以拥有资源为前提，也不需要投入成本。但由警觉到投资是需要资源的配合。科兹纳的论点遭受不少其他奥派学者的批评，主要是反对他无法放弃均衡的概念。批评者认为，均衡概念一旦进入企业家的大脑，就会局限他的思考方向，一如把战马戴了眼罩，只能看到趋向均衡的方向。企业家的视野远大于这类的警觉和行动，没必要朝向虚构的均衡收敛。就本文而言，我们关注的只是朝向均衡收敛的行动未必会创造异质商品。如上一节提到的，只有连续出现新商品，动态理论才能表现出真正的经济成长。

　　和科兹纳不同，熊彼特（1911）描述的企业家拥有强烈的胆识、毅力和决心。他们和米塞斯的定义很接近，其行动不受预设条件的约束。不过，熊彼特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只有少数人具有，并非行动人之普遍属性。但如前述，利用成功企业家的个案可以发展出一套创业管理学，却无法建构出经济学的动态理论。科兹纳（1999）在接受同僚的批评后，纳入米塞斯与熊彼特的开放性，提出将早期的警觉性论述修正为前瞻型警觉（Forward Alertness）。前瞻型企业家是市场的开创者，计划打造一个比蓝海市场更宽广的新市场，若借用熊彼特的话，他们具有企图开创属于其自己的商业帝国的雄心。他们着眼的利润原本就不存在，而是随着企业家的开发才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也不是早期强调的趋向均衡的利润机会。

　　前瞻型警觉让科兹纳回到米塞斯的纯粹企业家假设。纯粹企业家只是功能性人，并非在真实世界进行创新、投资、经营的促进者。科兹纳的确可以让企业家停在功能人以专心探讨财产权理论，或让企业家精神停在行动人属性以专心探讨警觉的内容，然后如莱文（2015）的建议，将真实世界的活动交给可以同时拥有资本和企业家精神的真实世界的资本家。奥派动态理论的缺陷并不在企业家是否真实存在、抑或他们是否必须拥有资本，而在于：真实世界的企业家是如何获取正的利润的？他们是否有能力长期维持正的利润？即使个别企业无法持续，整个社会是否能长期维持正的利润？

　　企业家精神与经济成长

　　当行动人都拥有上述创业精神的两种警觉时，他们不难发现或创造利润机会。当他们以企业家（促进者）的身份进入市场过程，是需要资本的支持才能将警觉落实为创新与经营。在落实过程中，前瞻型警觉相对于回顾型警觉需要更为自由开放的制度条件。本文假设已有一个不受干预的自由开放市场。于是，只要拥有足够资本，能力较强的企业家就可以展开新的事业。新创事业会面临市场竞争的检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成功的也可能很短暂或相当长久。成功指的是赚得正的利润。当整个社会获取的总利润不断增加时，就是奥派意义的经济成长，也就是经济学动态理论探讨的对象。详言之，动态理论探讨个别企业家为何会成功？为何成功的企业家会多过失败的？为何社会能接续地出现成功的企业家？

　　个别企业家为何会成功？让我们考虑一位能力较强又拥有足够资本的企业家。如果他落实的是回顾型警觉，就会循着均衡收敛方向行动；如果落实的是前瞻型警觉，行动方向就很难说，但离不开个人拥有的资本。资本愈多，可以落实的警觉就能离现况越远。他的行动也可能介于这两种警觉之间，选择与现行商品具有部分替代的方向，毕竟边际行动能同时拥有容易被接受和开创新局两种特征，虽都只会是一小步。利润规模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实际行动。成功的创新必须赢得消费者的足够购买。由于警觉和落实都是主观的，企业家必须成功地说服消费者愿意购买其产品。

　　说服是主观间的互动行动，互动的另一方是消费者。企业家必须说服消费者对新商品产生效用，尤其是购买之前的预期效用。普遍的做法就是传递消费知识，让消费者获得该商品的相关消费知识。在企业家方面，科兹纳认为警觉不同于知识；这对消费者也成立。消费知识不等于购买行动，而其间可以切入的行动就是说服。两人之间或许可以情感为诉求。在多人的社会，说服该如何进行？科兹纳曾讨论过这类行销与广告，反而成为管理学界感兴趣的议题。

　　为何成功的企业家会多过失败的？当每位企业家成功的机会提高后，成功的企业家自然就多过失败的。这结果可能来自于每位企业家都努力在提升消费者的消费知识和说服他们。罗默（1990）认为个别厂商的研究发展知识会扩散到其他厂商，产生正的外部效果而形成产业的报酬递增。事实上，厂商在提升消费知识方面产生的正的外部效果强于他们在生产知识方面的扩散效果。只要少数几家企业家的行动，就足以形成消费知识的外部效果，而不必需要大多数的厂商去进行类似行动。不仅如此，消费者之间相互模仿与暗地竞赛，不仅加速消费知识的扩散，更会激起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提高个别消费者勇于尝试新商品的意愿与勇气。

　　从外部效果去论述企业家成功的机会会多过失败的概率，并不要求每一位企业家去行动。若每一位企业家都采此行动，效果自然更大。如果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企业家精神减弱，或是企业家从扩散消费知识的行动中退缩，可以预期，成功机会多过失败的概率就会下降。我们说，企业家的警觉与落实都是主观的，基本上可以假设他们的行动是独立的，只要他们用以计算利润的外部资讯不受操控。若外部资讯受到操控，即使各自在主观下判读，企业家也会出现集体性的偏误。米塞斯认为这种判读的集体性偏误，只有在政府为确切目的而操控外部资讯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最后的问题是，为何社会能持续出现成功的企业家？超额利润会吸引新的创业者，即使他们只抱着分一杯羹的心态提出替代品，也必须在商品的某些特征方面优于原商品。不少潜在竞争者会来自于消费者从该商品的爱好者转变成新的供给者。他们或许在生产知识方面不如原创业家，但能拥有更贴近消费者的消费知识。他们提出的替代性商品只属于边际创新，但新商品会继续诱导出新的边际替代性。只要在这连续的创新过程中出现少数的具前瞻型警觉之创业者，商品的演化路径就会脱离任何可预知的方向。科兹纳认为对利润机会的追寻也会创造新的利润，其意思必须以存在少数具前瞻型警觉之企业家为前提，而这前提在自由开放的市场下并不算苛求。

　　商品的持续创新未必要完全仰赖生产者，奥派学者的动态理论过于强调生产者角色。动态理论可以视为奥派文化演化论的应用理论，其演化过程是在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互动下发展的。企业家和消费者都只是虚构的功能人，若反映到真实世界，真实的消费者可以转身为真实的创业者，而真实的创业者也是在真实的消费中寻找创新的灵感。为了建构一个能持续出现新创业者的动态理论，我们必须赋予真实的消费者两种警觉的能力，而不是强调真实创业者的特殊能力。让真实的消费者拥有两种警觉并不惊讶，毕竟警觉只是行动人的部分功能。这意思是，我们必须从行动学的角度视自利和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的两项功能假设，而不是把企业家精神视为真实创业者的特征，才能建构出真正的动态理论。

　　结论

　　经济学家非常坚持自利假设的普遍性，即使行为经济学家也只否认它的独一性。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强调自利假设在理论建构上优于其他假设。我们经常在报章上读到讽刺自私自利假设的文章，当然，经济学家会加以驳斥，一则是经济学家只在方法论上假设了自利，二则是人们常把经济学意义上的自利与极具负面意义的自私相混淆。的确，自利只是理论假设，毫无影射真实个人的行为动机。有意思的是，企业家精神并非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却也深受他们的喜爱，只因企业家精神在语意上带有强烈的正面意涵，让人不愿也不忍去怀疑它的真实性。

　　亚当·斯密比喻中的面包师或屠夫的自利都是真实的，但布坎南（1997）认为他强调的乃是此天性表现的交易倾向。米塞斯也以边际效用为例，说明那只是对消费行为的普遍性假设，并非指生理或心理的真实状态。当我们视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的一种功能假设时，应关切的是其普遍性，而非真实内容。

　　经济学无法仅从自利假设建构出动态理论，需要另一项能随时挑战决策环境并付诸行动的假设，而这就是奥派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米塞斯的理论核心，遗憾的是，他并未发展出完整的动态理论。本文的贡献是，若依循米塞斯的观点，视企业家精神为行动人之功能而非真实企业家之能力，让消费者担任文化演化论的追随者，同时也让他们可以转变成企业家，就可以建构出完整的动态理论。

　　（作者为中国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黄春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