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经济制裁

　　在史书中，北宋、南宋是所谓的正统王朝。其实此时中国大地上先后并立着几个政权。除了南方的藩属国，北方的辽、金、西夏等，都不是善茬儿，随时可以给中原王朝致命一击。宋王朝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双方打打杀杀，战战停停，谁也吃不掉谁，只好承认客观事实，打仗的间隙彼此还要经济往还，互通有无。于是，大家在边境上设立了交易场所，这就是著名的“榷场”。

　　“榷”，“专营、专卖”的意思。这个字本身就说明了榷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交易。名义上是边贸，但有着严格的操作流程，同时受到各种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比如，榷场的管辖权属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榷场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买卖双方不得直接交易，政府派官牙人（中介）评定货色等级，包揽交易全过程，收取牙税（中介费）；小商人十人结保，每次只能携一半货物到对方榷场交易；买卖的物品也不是你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最后一条尤具指标意义。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大宋和西夏在保安军（辖境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志丹、吴旗两县）设立榷场。交易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方的交易：宋方用缯帛（丝绸的总称）、罗绮换取西夏的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用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换取对方的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冈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另一部分是民间交易：此处语焉不详，只说“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随意买卖，估计交换的物资面应该更宽泛一些。早在景德三年，皇帝曾下令对大辽国的输出产品中增加缯帛、漆器、粳糯。这可以说明，以前是禁止上述物品外流的。但为什么要禁止出口缯帛、漆器之类日用品，不得而知。宋英宗治平年间，在河北四个榷场明确禁止民间买卖硫磺、焰硝。这些东西可以制造火药，属于战略物资，落入敌方后对自己不利。

　　在南宋和大金国之间的榷场上也存在着类似的封禁。金世宗大定七年，金朝禁止秦州榷场出售可作军器之物（应该是包含了硫磺、焰硝和铜铁之类），同时还禁止出售米面、腊猪肉、腊羊肉。估计那时旱涝不定，靠天吃饭，粮米不易得，多存米面有益后方稳定。

　　也有稍显奇怪的封禁--宋英宗曾告知奔赴榷场做图书生意的老百姓，只能带九经（即《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其他书籍均不得在边境买卖。这肯定不是要替对方把一下政治关，以免对方读者受到不良影响，也许是担心新著书籍会把有效信息透露给对方吧？

　　尽管有种种限制，榷场还是如火如荼地在各国边境间成长起来，官府获利颇丰。宋英宗时，“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余万”。大金国也有两个统计数字。兴定元年，集贤咨议官吕鉴说，息州（今河南息县）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两国开战后都没了。另一组数字更精确。金史中说，“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所需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枝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

　　巨额进项显示，畸形的榷场边贸虽然条件严苛，违背市场规律，但毕竟是双方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所以无论如何，有总比没有好。

　　赵匡胤时代，大辽国跟北宋在交界处民间贸易比较活跃，但未设置专门的官署管理。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在镇、易、雄、霸、沧等地各置榷务。后来两国在范阳交战，遂罢市。雍熙三年，更是禁止河北民间人士与大辽通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经济制裁的方式之一。你不是打仗吗？我不跟你玩了，你也别想从我这里挣到钱。自然，所谓制裁，又是一把双刃剑，导致两败俱伤。双方常年作战，经济凋敝，民困粮乏，上上下下都有怨言，万一激发国内矛盾，来几个农民起义，也够皇帝喝一壶的。在这种情况下，宋太宗赵光义在端拱元年下决心恢复榷场：“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暴，岂欲穷兵？至于幽蓟之民，皆吾赤子，宜许边疆互相市易。自今缘边戍兵，不得辄恣侵略。”以爱民的名义，通过边贸振兴经济。政令一出，官民皆喜。就在大家撸胳膊挽袖子、借钱的借钱、囤货的囤货，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皇帝马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恢复了榷场禁令，且惩罚更加严厉--私自贸易的全部处死，大辽国的人民私自进入领地经商的，见者必斩。

　　朝令夕改，透支信用，他这是疯了吗？其实，这种反复也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考虑。比如，榷场内外常有奸细出没，你一放开，对方的刺探就通过各种方式进来了。早在南北朝期间，南朝刘宋政权中的颜峻便提出边境互市的危害：敌人不但战斗力顽强，而且大大地狡猾。在互市明着跟我们做生意，实则窥探我方国情。如果过多满足他们的要求，早晚生事。金世宗大定十七年二月，皇帝对大臣们说，宋人喜欢背信弃义，制造事端，不可不防。陕西沿边的榷场可留下一处，其余的全部停止。同时令当地官府严查奸细。此前，为防止奸细入境，已经取消了兰州、保安、绥德三个榷场。大定二十一年正月，大臣们讨论是否恢复陕西榷场时，有人提出陕西邻近的西夏经常有“奸人”往来，所以不能恢复。可见当时奸细刺探军情并非个案，或是一种常态。

　　还有一种考虑是，通过榷场的设立和取消来制造敌方的国内矛盾。宋仁宗嘉祐初年，西夏人侵占了宋朝麟州西北屈野河以西的肥沃耕地，令民种植，收入归己。并州地方长官庞籍建议取消榷场。理由是，侵耕河地都是西夏权臣没臧讹庞的主意。如果互市不通，对方的货物无法出口，也无法进口急需的我方物品，上上下下必然怪罪讹庞。他疲于应付，就得想办法停止侵略。

　　但彻底断绝交易又不行。你固然惩罚了对方，于己却亦属自杀性行为。赌赌气可以，不能玩大了。这时候总得有一方先提出恢复榷场。谁先提出请求，谁批准同意，又有讲究。一般情况下是弱势一方服软，主动示好，除交流物产外，似乎也正借此修复关系。这里有几个例子：

　　咸平五年，契丹请求北宋恢复榷场，朝议辽国经常反复，不可靠，没有同意。

　　李元昊建立大夏政权后，北宋就取消了双方边界的榷场。后来元昊上表称臣，数度遣使请求恢复互市。庆历六年，应其所请，在保安、镇戎二地设榷场。

　　治平四年，西夏边疆的河东经略使上书，说西夏请求互市。自从西夏军攻打庆州大顺城，宋朝皇帝下诏不再赐给他们岁币，严禁边民私相贸易。现在既然上表谢罪，乃复许之。

　　金朝也是这样对待南宋的。熙宗皇统二年五月，应宋人之请，在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设置榷场，进行交易。海陵正隆年间又增设若干。不久双方开战，金朝取消了这些榷场。

　　边疆榷场反反复复，一打仗就停，和平了就复设，简直成了和平的测试剂、试金石，不过想想他们半推半就的样子，其实也挺好玩的。

　　（作者为专栏作家）

　　□王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