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大咖”走政道

　　11月7日，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被任命为共和国第十二任财政部长。虽然长期在政界任职，但肖捷在财税学科领域一直享有鼎鼎大名。当年莫干山会议的青年翘楚，时隔32年，执掌共和国财政部。

　　此前不久，著名海洋地质学家、973项目一级课题首席专家、同济大学前党委书记周祖翼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一天，我国矿业工程领域学科带头人、著名矿山安全与环境工程应用专家、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调任教育部副部长。

　　近年来，学而优则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其实，从郭沫若于建国伊始即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开始，近70年来，学界“大咖”从政已成传统。深厚的学科背景，为他们在政府岗位上发挥作用打上了别样的印记。他们中的一些人跻身副国级乃至正国级；也有一些人离开政坛，重拾教鞭；更有极个别人折戟沉沙，令人唏嘘。

　　“近水楼台先得月”

　　2010年7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并公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取消（高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提出6年有余，现状却难言乐观，但学优登仕的大门更为开放。因为公立大学校长都有相应行政级别，由高至低有副部级、厅局级、副厅局级等。

　　“因为校长本身就有行政级别，入仕后，或平调、或升官，都简单。”某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与校长从政类似，高校党委书记从政也渐成潮流，“尤其985高校，这种调动最多，其中又以北大、清华为甚”。

　　近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教育部就会从国内副部级高校中遴选部分大学校长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相关专业领域，曾任北师大校长的袁贵仁还成功转正。

　　今年4月1日，胡和平被任命为陕西省代省长，不到一月后转正。2013年11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他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而在去年的2月27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获任环境保护部部长。胡、陈二人，一为水利工程学领域的“大咖”、一为环境工程学领域的权威。

　　据统计，2000年到2014年，116所“211”高校中，共有49名校长转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机构部门领导干部，其中不少人逐步升至副国级。如时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次年获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并于五年后连任。

　　从高校到政坛，再“回炉”高校的也不鲜见。今年8月，兰州市市长袁占亭被任命为兰州大学党委书记。而早在2002～2005年，袁占亭先后担任甘肃工业大学和兰州理工大学校长。

　　更广为人知的是朱善璐。早在1996年7月，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朱善璐调任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跨入政坛。15年间，朱善璐经历多岗锻炼，2011年8月从江苏省委副书记任上又重回北大，担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学以致用，还是“归去来兮”

　　放眼政坛，几十年来，领导干部的专业出身的嬗变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对应。

　　“十七大”以来，泛人文社科学科背景的官员“大批量”登上政坛。就学科背景而言，近十几年来，经济学领域为中国政坛输送了大批量的学术“大咖”，典型的就有朱镕基和王岐山。

　　近年来，不少具有法学学科背景的官员走上政坛。中山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知名学者郑永廷教授认为，从学界网罗青年才俊从政，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这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更甚于以往的助益。

　　学者从政，更容易担任与其学科背景相关的职务，或偏学术性质的政府职务，这在国务院组成单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前卫生部长陈竺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血液病治疗研究领域的专家。

　　另有一些学者专家，则被任命于各级政府垂管的事业单位。2013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杨卫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当时就有评论称，由于深厚的工程力学学术功底，以及多年管理高校的经验，杨卫执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后，相关领域资金的使用和资源的配置将有望更加优化。

　　学界“大咖”从政，提高了政府在相应领域的管理水平，但学者久浸书斋的文人气息，也令他们时常怀念校园生活，希冀回归。有的人还考虑得较为长远。渴望从自身做起，为改革尽力，为发展铺路。

　　2001年10月，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副局长。14年后，俞可平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出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俞可平辞任之际曾感慨：“我研究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8年，我已经干了14年了，应当带头能上能下。中央现在不是强调能上能下吗？我啥都不要，就想做个教授。”

　　“学者从政，才堪配德为上”

　　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北派哲学泰斗、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孙正聿教授现场“授课”。

　　今年秋，记者专往吉大拜访孙教授。他的研究生说，老师多次告诫他们，“学者从政，才堪配德为上”。当官的毕竟是少数，搞学术的并不一定都适合从政，这与个人趣旨、性格息息相关。

　　1981年，“文革”后首届研究生即将毕业之际，史学大师赵俪生曾向秦晖等五名学生讲过，你们即将毕业，以后不论做学问还是从政、经商，需谨记，诚实做人，诚实做学问，诚实做事。有敢矫伪饰真者，便不再是他的学生。

　　当下学人如果有志从政，就要学习老一辈学术大家的倔强劲儿。原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委员靳辉明教授曾说，才不配德，至少是个好人；如果德不配才，那副作用就大了。放诸政坛，宁可位不配德，绝不德不配位。

　　1994年6月，金属材料切削领域专家王珉被任命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常务副校长。但仅仅一个月后，王珉出任正厅级的江苏省省长助理，从此踏上仕途。

　　从政后的王珉，本也有过意气风发、慷慨激昂的时期，但最终因理想信念动摇，纪律意识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造成恶劣政治影响而被严肃处理。

　　与王珉经历类似的还有何家成。在学界，何家成名气更大，履历也同样光鲜——曾参与“莫干山会议”、1985年29岁时就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并于次年调入中央办公厅工作。2013年，何家成被任命为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跻身正部级行列。

　　2014年10月，何家成落马。今年12月2日，浙江省宁波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何家成受贿一案，检方指控，何家成涉嫌受贿罪。

　　如果说，王珉、何家成的“德不配位”是从政大德，那么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的“德不配位”就是做人私德。2013年年初，新华社通报，“衣俊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课题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孙熙国教授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做人做官一个道理，要秉持正气。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你凛凛浩然，则巍巍不可侵犯。”

　　文/本刊记者 王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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