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修来的真兄弟

　　我与朱铁志，虽因京沪两地，所隔千里，心却是相通的。

　　二十五年来，我与他多次见面，印象较深的，是这几次--1992年在长春《杂文选刊》会议上的首次相聚；1997年我去北京组稿，在《求是》杂志招待所与他畅谈；还有，新世纪初的一天，我坐在办公室编稿，突然有人拍拍我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他！原来，他参加代表团赴沪访问，顺路来《文汇报》看看；还有，2015年在英国伦敦大桥上与他突然相遇，被人称为“发生概率小于陨石撞击地球的事件”，铁志则认为“缘分至此，亘古未闻，可见我们是前世修来的真兄弟”；而今年6月16日，我同他肩并肩坐在《检察日报》会议室，亲耳恭听他关于“网络时代杂文”的长篇论述，此时，距离他逝世只有十天时间！

　　回首来时路，可以看到，铁志曾给予我们《文汇报·笔会》以很大支持。他来稿很多，逻辑严密，常带哲学味，我形容为“一位方正之士很端正地在用理论武器挥写杂文”。九十年代后期，他的稿子，文风有点转型了，“方正之士”变得摇曳多姿、活泼起来。比如，他在《笔会》发表的杂文《与“蓝眼珠”辩论》，写自己与一个法国朋友辩论“传统美德”、“文明礼仪”是中国先有还是外国先有，那位“蓝眼珠”哓哓善辩，咄咄逼人，而他也步步为营，不依不饶，两人一浪高过一浪，谁也不买对方的账。而他说到“当我们文明开化的时候，西方列强的文明在哪儿呢”，“蓝眼珠”突然叫起来--

　　“哎呀呀，又来了！我说朱，你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你怎么也好意思言必称‘从前比你们阔多了’呢？历史的辉煌究竟能否说明今天的辉煌，这从来都是史学争辩的问题，难道你不知道吗？”

　　这位被叫做“朱”的人，只好说：“我不知道史学界有这样一个争辩的问题，但我知道鲁迅先生的名言。对‘蓝眼珠’的诘问，我心潮起伏，无言以对。”

　　朱铁志在这段时间开启的“小人物系列”杂文，是“方正之士”的一次华丽大转身！谁也料不到，这几十个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形象，竟不是出自小说家笔下，而是出自杂文家之手！这简直是文坛的佳话，值得“文学史”书上一笔。我甚至以为，其中不少“小人物”的题材，是可以进一步敷衍成小说，以至于电视剧的！

　　一般来说，杂文家多有锋芒，容易得罪人，但朱铁志偏偏朋友多、冤家少，人缘非常好，这从他去世一百天，各地朋友们日益加深的思念之情，可见一斑。我觉得，他为人，谦逊和蔼，礼貌周到。他有一种人格魅力，使人在与他相处时，如坐春风。他善于团结人，这种作风，对他这样身处领导岗位的人来说，尤为重要；对“杂文圈”来说，也尤为不易。他从小一路走来，运气算是好的，差不多每一步都让人艳羡，但他老兄极有自知之明，能看清自己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他那篇《屋顶上的山羊》，便是他头脑冷静的产物。我编《世纪初杂文200篇》，请他自我推荐几篇，他首先就选这篇，说明这是他自己也很得意的文章。我想，中国的官员，如果都能读一读《屋顶上的山羊》，闹清楚自己是谁，避免被权力、地位、虚名弄得飘飘然，则中国的命运，大概会变得好一些。

　　铁志身上，没有“文人相轻”的习气。他希望别人出成绩，看到别人露一手，他由衷地高兴。这几年，他一直在为杂文界的朋友们“做嫁衣裳”。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出了前面几本杂文著作后，他曾给我来信说，“我和商务方面是这样商定的，只要每一辑文丛出版后反响尚好，就继续出版下一辑”，“我很希望能为既有实力，又不那么有名，特别是北京以外的朋友搭桥铺路。”为此，他也向我约稿，我回答说“我作品数量不够、质量也一般”，他仍热情地表示要等待，鼓励我加紧写作，说如果今后编第四辑，希望我能“加盟”，这让我很受感动。而对别人替他出过的力，他记得很牢，经常表扬别人、肯定别人。对《文汇报·笔会》开设“杂文人物谱”、推介《“小款”情结》，他铭记在心，有一次在电话里对我说，“小人物”越写越多，形成系列，是受你们启发了的。其实，这全是他个人的辛勤构思所致，报纸只提供一点发表机会，他却把功劳归于别人了！

　　【原载2016年第4期《北京杂文》】

　　朱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