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关键词·管理的精神（下）

　　我们如今正处在又一个历史的断裂期，该回归的还没有完全回归，该远离的尚存魅影。

　　画风一转

　　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渡给了公司，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公司是理性的代表，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作为矛盾体的管理之精神被粗暴地肢解，管理更多地被看作技能，精神成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随着福特用流水线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规模化生产，管理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只是多快好省地不断为市场提供同一种产品。列宁对泰勒制和电气化的推崇，使得苏联工业化大幅度进步，成为其最大受惠者。

　　不同于技能观点，泰勒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他率先把时间带入工厂，用秒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然而，就像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对泰勒的评价，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无序的。他曾经设想科学管理可以解决工厂工人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双方在效率驱动的原则能够成为把酒言欢的兄弟。事实却大相径庭。时间是企业之主，管理之精神即对于时间的崇拜。效率把人性彻底排挤出了精神的范畴。斯图尔特·克雷纳认为科学管理是基于缺乏信任，缺乏对人的才能和智力的尊重基础之上的。人和钢铁一样，都是原子化的材料。

　　泰勒的科学管理势必成为极权社会的最爱，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因为其对组织的理解和极权分子对组织的理解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即个人是可以被外在的精密技术操控从而被组织在一起的。机器是理性的卓越代表，因此对组织这台机器的管理也要遵循理性的原则。身在科技落后的中国的林语堂在《机器与文明》也这样讴歌，“我们须记得机器文明，原来也是人类精神之一种表现。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欢迎的舶来货品。”

　　泰勒所处的世纪之交正是欧洲文明的崩溃之际。基督教式微，工业分工将人们从家庭和教会中分离出来，进入了大工业体系，传统的精神纽带断裂，本来坚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了流动的特征。德国存在主义大师卡尔·雅思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写到，“我们思索这个世界应该如何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知世界的区别。所以，我们生活在运动、流动和过程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就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

　　在雅思贝尔斯眼里，流动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双重困扰：因为当下世界的多变，我们不再寄希望于天堂，而是希冀通过自身的努力干预人间现状；干预的力量终究有限，行动的结果往往小于制定的目标，更多时候环境的反作用力更大。我们妄自尊大，企图绕过上帝叩响命运的大门，又不得不臣服于命运之下。扭转这种频频让个体失望的方式，似乎就是要把他们按照机器的方式组织起来，运用宇宙钟表的世界观来运转这台组织机器。

　　在机器文明中，个体被宣告死亡，精神也不复存在。也是在这个时候，“组织”成为了带有负面意义的名词。当宗教无法重新统治社会秩序的时候，民众自然希望组织可以替代秩序。当然，这是极权主义分子乐于看到的。因此，在赫胥黎的《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出了“过度组织化”的观点。所谓“组织化”，就是把个体的精神抽离，将其变为听统一指令的原子，实现可操控的幻想。而德国社会学巨擎马克斯·韦伯更是直接指出，工业化就是实现对人的异化。为了实现这个结果，资本主义出现了官僚制度，中间管理层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异化。

　　尽管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梅奥的霍桑实验，有福列特发出了“认识一切商业活动的核心”的呼吁。在实操层面，出现了“协同”思维，大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宰者。但是，官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组织反而是越来越臃肿。所有的决策都由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人做出，“人尽其用”依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现象早就被雅思贝尔斯预言过，“现在正在开始，可能是怎样一个世界？”他的回答是，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连接而成稳定的组织，这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过程。人类被转化成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这就推进了普遍的齐一化。这架机器不需要优秀卓越的个人，只需要有特定才能的、符合通常标准的人。

　　直到托夫勒在70年代写出了《未来的冲击》，着实冲击了美国管理界。他认为文化的决裂震动会带来种种不确定性，而组织会随着重复性重组变得无比臃肿，这是无法应付多变的未来的。几乎同时，一个叫亨利·明茨伯格的加拿大人经过研究发现，做出决策的职业经理人往往靠的都是拍脑门。因为他们没法在面对极大的绩效压力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做出理性决策。而处于层级底端的人，精神和物质上也是不快乐的。

　　尤其是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人开始深深怀疑曾让自己自豪的管理模式。麦肯锡在70年代末派出了年轻的汤姆·彼得斯巡游世界，这是美国管理界第一次向外界寻找灵感。十年之后，彼得斯在《乱中求胜——美国管理革命通鉴》中炮轰商学院。说一群只对数字负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几乎毁掉了美国的繁荣。而在早些时候，笔锋一直不顺的乔治·吉尔德恰逢里根总统上台之际写出了影响力巨大的《企业之魂》。作为个体代表的“企业家”终于从熊彼特的理论走向了现实。这个被冠以具有冒险精神的群体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主导力量，他们凭借直觉和坚忍不拔获取了成功。书籍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1984年，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发布了具有叛逆精神的“1984”广告片。一个拿着铁锤奔跑的女性成为了砸破旧世界的主角。

　　企业家精神的回归是对理性主义原则和传统管理思维的彻底叛逆。与其遥相呼应的是，个人电脑在那个年代也取得了市场化的胜利。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公司和以惠普、IBM为代表的硬件公司迅速崛起。而在这类被统称为信息技术的公司中，平庸的个体是无法立足的。大量有关天才的神话时时在现实世界上演着。

　　在相同的时间线上，太平洋的另一段，日本公司的管理模式成为了美国人纷纷效仿的对象。美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日本公司的管理是以“人”为核心的。即使在生产线上，工人也能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手里的决策权之大是美国制造业企业难以想象的。

　　而在此之后延续至今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信息时代，管理理论迎来了又一轮繁荣期。截止到本世纪的前十年，信息和流程相结合，通过再造的手段企图将“人”彻底从组织中解放出来。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还在。

　　我们认为，金字塔组织是宗教理性思维的折射。从底端到顶端的权力分布方式，等同于对上帝的认知路径。越往上走，能够运用理性的人就越少。显然，根据理性原则搭建的组织框架和蠢蠢欲动的正在回归的“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

　　精神的复苏

　　最早把人类从理性泥潭中带出来的是尼采。他用“上帝死了”来唤醒人们，作为理性目标的上帝早就被世俗化了，价值理性失败了。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权分子把理性的另一面——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在纳粹对欧洲发动闪电战的前半年，青年德鲁克写了一本叫做《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奇书。他在书中为后来的“知识社会”埋下了伏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无法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只会在压力下迸发出来的基础深厚的动力”。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想清楚这股动力是什么。直到1969年，他在《断裂的年代》中，明确了“知识社会”的概念。现在看来，“知识”就是那股基础深厚的动力，它可以完全承担抵抗极权主义侵袭的重任。

　　在管理的这条线索中，感性一直没能完成回归，组织也一直仅仅在价值理性的层面踌躇，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在宗教之外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媒介收纳理性和感性这对矛盾。在互联网逐渐成为商业世界的主角之后多年，人们才逐渐明白德鲁克在40年前的洞见。

　　人只有成为知识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精神主体，而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以修道院为主体的农耕时代了。在宗教无法制定秩序之后，知识接过了权杖，而知识本身又杂糅了主观经验和客观事实。知识既是实体，又是精神。

　　我们如今正处在又一个历史的断裂期，该回归的还没有完全回归，该远离的尚存魅影。在这个时代中，焦虑和拧巴也就实属正常了。（完）

　　文/胡泳 郝亚洲

　　（作者胡泳为北京大学教授、新媒体批评者，郝亚洲为青年学者、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