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书桌

　　一觉醒来才发现两脚泥，只是靠一夜体温的炙烤，加上盛夏天气的烘焙，泥浆已干成了泥壳，在床单上纷纷剥落泥渣。这有点奇怪，上床前我居然没洗脚？昨晚居然累得东倒西歪一头扎进了呼呼大睡？再说蚊子，那些微型杀手这一夜是嘴下留情，还是根本没法咬醒一个鼾声如雷的死人？

　　想一想，昨晚能摸到床、没摸错床已是幸运了，不像那一次，在路上走着走着就睡了，一头栽到水沟里。

　　知青时代就是这样子。无边无际的累，物我两忘的累呵累，填满了烈日下或风雪里的日子。有一天，救星终于出现，是公社杨秘书发现黑板报上我的粉笔字不错，抽调我去公社抄材料。当地人把这种轻松差事叫做“吃楼火”，词义来路不明。大概“楼”是指大宅子，能待在大宅子里烤“火”的家伙，当然是有富贵之命，至少也是时来运转，值得大家羡慕嫉妒恨。

　　在没有复印机的时代，抄材料就是手工复写。杨秘书让我复写各种公文，还有他最为头痛的新闻报道——退稿率太高了，搞得他很没面子。经过深入反思，他认定投稿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邮路遥远，自己每次动手都太迟，于是决意加大写稿的时间提前量。比如还未开镰，他就抢先报道贫下中农喜送公粮；还未下雨，他就早早预测广大群众奋勇抗洪；离国庆节还有十几天，他就精确想象人们在节日里如何“深有体会地说……豪情满怀地说……一把抓住解放军首长的双手眼含热泪地说”……这种稿子抄得我目瞪口呆。这个胖子何等神通，把人家十几天后的泪水都流出来了？

　　时空穿越也无济于事，还被报社或电台回信怒斥为“胡闹”和“弄虚作假”。他这才苦着一张脸说：“怎么办？怎么办？你还有什么办法？”

　　又说：“是不是要送点西瓜去？”

　　在他谦恭的促请之下，我不忍袖手和暗笑，便复写兼顾修改，无非是去掉他的一些语法硬伤，删掉一些八股套话，再加点新鲜事例什么的，终于使他的退稿率后来有所降低。他乐癫癫地为我倒茶水和切西瓜不在话下。他最爱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从此也时常飘扬在公社机关的房前屋后。

　　县里大概也注意到这个公社在媒体上的能见度提升，于是常有电话打来，抽调我到县里写材料。这种“楼火”就吃得更爽了。几乎每个月我都有几天不用出工上地，而是衣冠楚楚牛头马面地入住县城招待所，每天得伙食补贴五毛，食有荤腥，夜有电灯，还有服务员来扫地送开水。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吧。什么是上层建筑？这就是上层建筑吧。不过县级官员比杨胖子难侍候，每次审稿都会有意见，每个参审人都水平高，哪怕以高克高互相消耗，甚至把自己绕晕，最后又回到第一审时的意见。自发现这种否定之否定规律，我便避繁就简，近道超车，每次完稿后决不再急于送审，而是拖到最后时刻，几乎是逼着领导把初审当作终审，只可能务实地说说人话——这就是说，不给他们高来高去的闲工夫，不给他们折腾下属和绕晕自己的机会。

　　这一招果然有效。有一位部长还曾笑眯眯地表扬：“好，很好，你比杨眼镜强多了，他的文章经常是越改越乱，越改越没法看。”

　　这是指机关里一个戴眼镜的秘书，可怜的老杨。

　　这样，我就有了许多送审前的多余时光，忙一闲三，经常无所事事。恰逢1970年代初全国文化形势回暖，很多文艺院团恢复了自创节目的演出，省、地、县各级文艺刊物也都重新出版。在一个知青朋友的鼓动之下，我在招待所里闲着也是闲着，吃了五毛补贴后也得消遣，便胡乱凑些四言八句，关于诱蛾灯的（星火万千，美好诗情呵），关于水库大坝的（锁住龙王，气势非凡也），好像是诗，就算是诗吧，后来居然也印成了县刊上的铅字——眼看着一颗文艺小新星就这样意外地冉冉升起。

　　杨秘书特兴奋，因为文艺作品也在上稿率统计范围之内，任何铅字都算是全公社的文宣成绩。他觉得脸上有光，立刻赏我一盏煤油灯，带玻璃罩的，有鱼型灯嘴助燃增亮的，简直是高科技产品，比黑烟滚滚的棉油灯盏强多了。为了让我抓紧时间创作一台文艺宣传队的节目，一位姓刘的公社宣传委员也投入到对我的关爱中，听说我没桌子，便带我去了学校，逼着校长给了我一张学生用的双人课桌。

　　这是我走入社会后第一张书桌，一米来长，一尺多宽，有一个双层夹板和娃娃们留下的一些刻痕。工区里的员工们以前只配有床和木凳，人们平时写信也只能就着箱子或床沿，因此我的这张桌略显怪异，堪称奢侈，很让伙伴们震惊。想想看，在桌上再摆一个笔筒，立一排书（最好是精装的），插几支花（油菜花或南瓜花都行），不就有知识分子的风雅兮兮和气势非凡了？房间主人若不文思如涌壮怀天下哪还说得过去？

　　这张小桌伴我三年多，助我写出过三句半、对口词、表演唱、花鼓戏一类，当然还有杂乱的感想和素材，后来进入了小说或散文，包括早期的《月兰》和《西望茅草地》。杨秘书当然也在这张小桌上进入了我的日记。比方说，他一上路便不时高唱进行曲，用时下的语言说，活成了一个快乐的表情包。又比方说，他有一条又脆又亮又尖的娘娘嗓子，总是担当领呼口号的重任。他怕农民们听不清、喊不齐，常常把一句长口号截分成几个短句，于是一句“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经他逐一分别领喊，大家喊是喊齐了，但前后两句分明成了惊心动魄的反动口号，竟被喊得地动山摇。这一事已被我写入了后来的《马桥词典》。他的金嗓子还多次用于民兵队列操练。大概是恼火一些人分不清左右，甚至听不懂“左”和“右”，他灵机一动，找来一些草绳，给每人的左脚缠上一根，于是口令便成了“草脚——肉脚——草脚”，或者“（向）草脚——转……（向）肉脚——转……”，还别说，这一招管用。形象的“草”和“肉”就是比抽象的“左”和“右”好记，如同电视剧比理论书要好懂，你不服还不行。大家的智商立即提升，队列动作马上整齐许多，据说后来还在什么竞赛中一举夺奖——这一事有几分神奇，将来说不定会被我写入哪篇小说的。

　　多年后，我重返这里的时候，发现两排土砖房早已换成钢筋水泥楼，集体茶场也早已被私人承包，眼前全是陌生面孔。我在房前屋后转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往日陈迹，除了半块语录墙，两台锈成了废铁的揉茶机，一个隐没在丛生蒿草中的废弃猪场。山水之间的人迹总是转瞬即逝。出乎意料，我吃饭时还看见了厨房墙角里一张课桌，其木纹、刻痕、样式都十分眼熟，不过它眼下已蒙上了枯黑烟垢，还有不少水泥凝结成的斑块，大概曾被泥匠们拿去搭过跳板，当过脚手架什么的。

　　桌下有几个腌坛，桌上则胡乱堆放了一些杂物，包括一个可口可乐的大瓶子，不知装了些什么。

　　我默默看了它一眼，然后告别主人走了，上了汽车，上了火车，上了飞机，直至海角天涯。我很奇怪临别前自己为什么没去把那个桌面摸一下。

　　其实我常常想起它。

　　（李红军摘自《小说界》）

　　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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