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一个左倾的城市

　　人们选择巴黎，是因为巴黎适合生活，生活而不是权宜之计——巴黎最深刻的传统。许多人一生住在巴黎，永不离开。连“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事都没干过。

　　有一天我的朋友F带我去她的同事雅克琳夫人家拜访，她正在与F一道翻译我的《尚义街6号》，“你写了生活，我喜欢。”她家住弗兰索瓦·米隆大街，这条街比夏东家那条街阔气多了，林荫大道，街面上没有铺面，安静，森严。大门上镀金的扶手闪闪发光，门面泛黄，多年被小心翼翼、暗怀敬畏地使用，没有划痕，包浆深厚，贵重，豪华。

　　这个街区住的都是富有的老巴黎。宽阔的楼梯仿佛通向歌剧院，这一家的门与街区同样古老，只有订在门框右侧的小铜牌上刻着的屋主姓名换过，这是经历过生死的房间，曾经有人被抬出去，也有人在里面生下来。门很重，徐徐打开的感觉仿佛后面有一处大厅，里面却不大，不是什么大堂高宅，一些钻石般的小房间而已。

　　世界在这些房间里慢下来了，无边无际的细节，仿佛海水退去，散落着各种物件的海滩。你必须慢慢地走，才能避免碰到什么。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壁画、挂毯、雕塑、油画、猩红色的沙发、瓷器、铜器、镶着镀金框子的镜子、路易时代风格的家具……到处堆着书，地上，书架上。都是旧书，好像已经陪伴了主人很多年，夹着小纸条。

　　巴黎人普遍住在古董里面，巴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古董。收集古董是巴黎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这种爱好令巴黎充满了发霉的历史感，不只是卢浮宫，历史在家家户户通过无数的被小心保存着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在场。这不是国家或社会运动那种大历史，而是私人生活的小历史。她父亲的，他祖父的，她外祖母的，她外公的，他曾祖母的……那些来自时间深处的小玩意，永不消逝的微光，在一只18世纪的首饰盒的镀金盖子或者一个拿破仑时代制造的相框上安详地梳着头。

　　巴黎是一个左倾的城市，它繁华，时髦，然而暗地里却鄙夷珠光宝气而向往旧物、向往着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主义。波西米亚是穷人的时髦。巴黎的左倾气质正是通过这些储存着时间的居室暗示着。这是一个世界上跳蚤市场最发达的城市，成千上万的巴黎人一到星期六，就蜂拥向那些遍布在街头、地铁车站出口的臭气冲天的地摊，在那些死者们的旧物里翻啊，刨啊，拣啊，挑啊——那位住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女士的梦想是一条19世纪的蓝围巾。这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相当地精打细算，她们知道，这样一条围巾可以通向那种深刻、持久而如胶似漆的爱情。

　　照相的发明使巴黎得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保存着记忆，那么多旧相片，这些发黄的纸片上，记录着私人生活最生动的历史。死者并未死去，他们音容笑貌永存，瞧，多年的前的夏天，他们站在马德里安的风景中。时间没有过去，如果雅克琳家的某道门走出来一个人，被介绍说是邦斯舅舅，我一点也不会吃惊。雅克琳的丈夫以前在电视台工作，他皮肤白皙，皱纹优雅，天真而傲慢，一生都没有离开过巴黎，就是外省都没有去过。

　　“为什么要去呢？”他似乎觉得那些问题很奇怪。其实我外祖母也一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昆明，她死在故乡那些黑暗的细节中。我记得她总是藏着一个红漆粉盒，里面装着纯金打造的项链、玉佩，她一再地交代舅舅、叔叔、姨妈、母亲，在她死后，这些东西要放在她的嘴巴里。我都忘了曾经有这样的时代，人们老死于故乡。

　　在中国，自五四以来，故乡已经不被信任，故乡在作家们的笔下，只是进步的绊脚石、批判对象，拆迁势在必然，作家们奇怪地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致。“面向未来”，“故乡批判”的写作成为文学的主流，张爱玲那样的作家凤毛麟角。

　　雅克琳夫人的午餐做好了，那是一条沙滩般白皙的欧鲌，躺在一张锡纸上，闭着眼。她放了一点胡椒粉，几乎没放盐，非常可口。

　　（容蓉摘自“凤凰读书”）

　　于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