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重构脑海中的“大世界”

　　“上海人脑海中的‘大世界’，才是其应有的样子”

　　上午近十点，百来人的队伍在“上海大世界”西藏南路的正门口蜿蜒而行。队伍中，老年人居多，他们操着地道的上海话彼此交谈。一家五口来沪旅行的游客想购票排队，却被工作人员告知，预展票为提前发放，现场没有购票入场的机会。他们只能遗憾离去。

　　这是2017年2月中旬的一个周四。“上海大世界”2003年闭馆修缮，2016年12月28日开放试营业，并于2017年3月起正式开放。

　　“上海大世界”始建于1917年，2017年恰好是其100岁生日。上海近代史的辉煌浓缩在这百年的点滴中，人们现在需要一个怎样的“大世界”呢？

　　修缮历时13年

　　邢同和五六岁时，家住在河南路上，父亲在福州路的一家出版社任总编辑，祖父供职的李鼎和笔店则在当时南市区的豫园门口。这几条马路被称为上海的五马路，“大世界”正好被其围在中心。

　　“周末的晚餐，夏天的纳凉，我家的老人都带我去过大世界。小时候觉得大世界可真大，在回廊上跑一圈，就令我兴奋不已。不算90后的话，可以说，上海此前的三代人中，至少有近70%的人都去过大世界。”华东建筑集团资深总建筑师邢同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有13年的时间在主持大世界的修缮工作。

　　自1917年诞生以来，大世界就有着“远东第一大游乐场”的美誉。“不到大世界，不算去过大上海”，是对其解放前盛景的诠释。

　　1995年5月1日，大世界曾创下当日游客2万人的纪录。

　　然而，时光拂过，建筑留下了岁月的印痕。2003年前后，上海市政府已经意识到安全隐患，大世界不再适合人群聚集，因此封闭了部分窗户和栏杆，禁止参观者靠近。同年，“非典”席卷全国，大世界借机正式闭馆修缮。

　　邢同和团队自此接手了“大世界”修缮项目。“2004年，我们正式开始勘察修缮，至2010年，大世界外立面、设备、内部结构、顶棚的改造完成，”邢同和说，后来由于举办世博会，该项目停滞了3年，直到2014年确立了大世界日后的功能和主要用途后，才继续开工，2016年年底，整个项目完成。

　　寻找最合适的蓝本

　　1917年，医生出身的黄楚九将位于现西藏路和延安路口的一块占地22亩的空地用竹篱笆围起来，建造了一幢三层楼，但实际上是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二楼是说书台和杂耍台，所谓三楼，只不过是三个观景的四方亭子而已。而真正的剧场只有一个，戏台多用老原木搭成，有一个茶厅名为共和厅。其余的空地是溜冰场和跑驴场，还有一些游艺器械。这就是最初的大世界。

　　次年，共和厅前建造了一个园林小景——小蓬山，以此吸引游客。

　　1927年开始，大世界一边营业一边扩建，最终于1929年竣工。大世界的设计非常独特，它是中国古典园林和西洋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底层的中心场和连接各层楼的天桥，还有面向底层中心场的各层回廊等，组成了大世界独特的空间系统。

　　旧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一直觊觎大世界，黄楚九去世后，他终于成功买下该处产业，将原有的砖木结构改造成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平面为L形的建筑。

　　大世界最辉煌的时代是黄金荣的“荣记大世界”时期。

　　“整个建筑尤如宫殿，这是符合一般室内游乐场的设计思路的。而在内部空间的剧场设计上，单个的剧场采用了新舞台结构，大多数剧场座位在三四百个左右。”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沈亮在《一种娱乐模式的历史变迁》中写道。

　　1954年到1966年是大世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54年7月2日被上海市文化事业管理局接收以后，大世界的定价并没有改变，观众群体也没有改变，但是游乐项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66年，大世界关闭，一度成为外贸仓库，1974年改为上海市青年宫。1987年1月25日，大世界恢复原名，并再次对外开放。

　　1987年到2003年是大世界发展的第三阶段。当时门口又排起了长龙，各种新颖的游乐设施激发了广大市民的兴趣。

　　邢同和说，大世界经历了如此多的历史变革，每一次变化都对其建筑结构及外观样式造成改变，“要修复大世界，应该采用哪个时段的样式作为蓝本成为讨论的焦点”。

　　“最终我们在查阅大量资料后，决定依照黄金荣时期（1931~1952）的蓝本修复，因为最早的砖木结构的建筑形态已无法适应这个时代的应用要求。”邢同和告诉本刊记者。

　　有着每个时代的重要印记

　　很难将大世界的形象定格在一个抽象、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因为，在历史上，它经历了多次加改建，而历次加改建都对大世界建筑本体造成了破坏，所以，原真性在大世界的修缮中成了一个非常辩证的话题。

　　例如，大世界内院舞台，虽是1949年之后的加建，却能很好地突出天桥内院的空间氛围，所以最终予以保留。如果完全按照“荣记大世界”的样态恢复，那么修缮后的大世界也不再是上海人印象中的大世界。

　　“上海人脑海中的大世界，才是其应有的样子，所以我们修复了楼顶的塔，保留了舞台，考虑应用需要增加了空调系统和室外顶棚。可以说，修复后的大世界有着每个时代的重要印记。”邢同和说。

　　在复建过程中，影响建筑整体风貌的加建被拆除，外部建筑艺术风格被完整地恢复。建筑中所具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科学和情感等方面的价值都在考虑之内，所以最大限度保留了建筑原存部位，修复或新增的部分也与旧有的部分有所差别，避免以假乱真。

　　邢同和介绍，原大世界的外立面是水磨石（汰石子）与斩假石工艺，在修复过程中，项目组发现上海已经没有这种材料和工匠，因此曾经产生争议，有人建议换成花岗岩或者别的工艺。“但团队经过研究，决定坚持原有外貌，从广州找到传承这种老工艺的匠人，尽可能地恢复了建筑外立面的原有外观。”

　　修复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为公众聚集场所必须考虑安全性。

　　按照大世界最高人流容纳量，邢同和团队测算了其承载能力。“这个测算是按照楼板面积站满人计算的，只有达到这个承重，才能保证安全，”邢同和说，“安全疏散通道布局也很重要，每个室内演出场所都要保证前后有两个出口，这样，大人流量发生意外状况时才能得以及时疏散。”

　　本刊记者获悉，大世界的改造范围，不仅包括位于西藏南路延安路交口的主体建筑，也包括位于西藏南路宁海路交口的南秀楼。

　　在大世界的宁海路方向，集中建设了小吃聚集区。考虑到饮食场所的生火、排烟等要求，对建筑的内部结构作了相应的改造。同时，游乐区域与小吃的结合，保留了大世界原有的“吃、喝、玩、乐”的功能。

　　新形象：非遗呈现中心

　　“大世界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民族、民间’为主题，定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内设五大功能业态：非遗展览、非遗表演、非遗传习、数字非遗、非遗美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大门类均可以在此呈现。”上海大世界项目筹备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大世界被确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呈现中心，是几经争议的结果。

　　“2010年，大世界建筑外观整修基本完成。当时对于大世界以后的主要经营项目是什么，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想法。”邢同和告诉本刊记者。

　　意见主要分为两派：一方认为，应以经营为主导，这样的黄金地段应该考虑到场所经营的成本和盈利，可以建成动漫馆、数字馆之类的游乐场所；另一方觉得，应尽量保留大世界的原有特色，以公益性为主，让更多的市民能回到记忆中的大世界来体验。

　　就属地环境而言，大世界所在的黄浦区是上海的文化大区。上海中心城区中，40%的文化设施在黄浦。

　　比如，全上海的音乐剧，黄浦区占了所有演出场次的三分之二，占总票房的80%；戏曲、儿童剧、音乐会演出场次都占上海总量的三分之二。文化产业对黄浦区贡献的比重达到11%；全国闻名的八号桥、田子坊等文创产业都位于黄浦区。

　　对于大世界日后经营主项的争议，一直持续到2014年才结束。最终确定：以公益性为主导，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2015年11月，时任黄浦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宣布：黄浦区将打造环人民广场文化圈。

　　大世界周围，现有的大型文化场馆已有不少，其中包括上海音乐厅、上海博物馆、上海城市规划馆、上海现当代艺术馆等。大世界以传承非遗为营运特色，将使得人民广场文化圈更具多样性。

　　新布局：妥协与调适

　　百年前，黄楚九从国外进口了12面哈哈镜。“黄楚九噱头很好，挑动一些人放出风来，到大世界的镜子前能看到前世今生，还能看到来世，这样一来，造成轰动，许多人都来看一下。结果知道上了当，但不吃亏，因为很好玩，人们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这些镜子后来就被称为哈哈镜了。”上海市规划委员会执行专家薛理勇向本刊记者介绍。

　　这12面镜子，从那时的轰动到闭馆之前，都是上海人心目中大世界的代表。如今它们已被修缮一新，放置于大世界一楼的门厅处。它们依旧能够使人变长、变矮、变胖、变瘦等，引人捧腹。它们，早已成为承载历史记忆的特殊符号。

　　大世界再开馆前，项目筹备组就市民心目中大世界曾经容纳的各类活动作了充分调研，并根据受喜爱程度进行筛选，同时充分结合国际化、时尚化、数字化等因素，分别设置在各楼层中。

　　大世界三楼的“非遗原生态展馆”中，竹编、顾绣、砖雕、木雕等艺术品被集中展示；音乐家、学者、空间创意规划师团队共同筹备的丝路织品展览透着神秘的气息。

　　在海归文物展厅中，一套由英国收藏家提供的民国初年的白瓷盘上，描画出当时的360行：舞竿龙、整番鞋、卖关刀……这些消失的行业绘声绘色地出现在眼前。而这些，仅仅是大世界预营业期间众多展览的冰山一角。

　　“周末的试营业邀请票，最多发到1500张左右，用来测试大世界在大人流情况下的应对能力。”上海大世界项目筹备组上述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

　　2017年邢同和已经77岁了，13年前，他接手这个项目时还未退休。他说，“本次改造项目至今经历了十余年的设计历程，大大超出建筑设计院通常的项目周期。这期间也经历了或多或少与最初设计构思有所偏差的妥协与调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骆晓昀/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