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影响新药上市进程

　　过去一个临床试验申请批复平均需要16～18个月，现在批复的时间明显缩短了很多

　　“目前，食药监总局正在和有关部门积极协商，希望通过优化流程和增加效率，提高药品审批效率。”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面对媒体记者关于“药品在国内上市比国外慢”的提问时，如此回应。

　　他还提到，中国有超过13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国家也为此调整了医疗报销目录，“希望跨国药企积极来中国申请新药上市。”

　　长期以来，国外新药在中国上市的时间往往要比国外晚3～5年，甚至长达10年。部分患者不得不苦苦等待，或者远赴海外求医问药。

　　那么，哪些因素影响着国外新药在中国上市的进程？近年来政府为了推动国外新药在中国上市和中国本土创新药物的研发又做了哪些工作？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副理事长秦叔逵。

　　平均晚5年，关键在于制药公司

　　《瞭望东方周刊》：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回应新闻媒体关于国内新药上市慢的提问，引发社会关注。据你了解，一般来说，国外新药在中国上市要延后多长时间？

　　秦叔逵：过去，国际上一款新药从药物基础研究开始，到最终获批上市至少需要10～15年的时间。仅仅在临床试验阶段就需要耗费80%的时间。

　　通常需要进行Ⅰ、Ⅱ、Ⅲ期的多中心临床试验，包括在临床前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严谨的研究方案、筛选合适的研究中心和入组符合要求的受试者，临床研究给药，然后密切观察有效性和安全性，要严格质量控制，认真采集和分析试验数据以及总结等。

　　但最近两年速度明显在加快，一般情况下需要3～4年，最快的甚至可以实现2～3年上市。

　　具体到在中国上市的时间，仅就肿瘤治疗领域而言，一般国外新药在中国的上市时间平均要比国外晚5年，最长的可能会超过10年。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晚这么多？

　　秦叔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国外药企自身责任感的原因。

　　药品研发和上市是一个系统工程，最关键的还在于制药公司。比如公司的实力怎么样、有没有前瞻性、运转效率如何、有没有人才、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等等。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国外新药在中国上市的时间都很漫长和滞后。比如，2005年解放军南京八一医院（以下简称八一医院）曾经参与德国药企巨头拜耳公司分子靶向新药索拉非尼（sorafenib）治疗晚期肝细胞癌的临床研究，仅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2007年欧美批准索拉非尼用于治疗不能切除的肝癌后，2008年中国也批准了该项新的适应证。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拜耳公司自己抓得紧，能够积极有效地与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临床试验机构进行及时沟通。

　　但是也有一些药企和合同研究协同组织（CRO公司）在推动新药在中国上市时效率低下。以八一医院与一家全球医药巨头的合作为例，在准备启动临床试验时，我们发现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中文翻译件中出现了一处错误，容易引起误解和异议，不利于保护病人利益，建议药企和CRO公司进行修改更正。就是简单改正几个字，对方回复需要6～8周的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政府部门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新药上市的进程？

　　秦叔逵：除了药企的责任，剩下的才是政府各个部门审批的流程设计和效率问题。

　　按照中国的法规，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新药大都必须重新进行临床试验，以确保其对中国人安全有效。进行临床试验申报时，要有国外前期的临床试验数据，所以有关新药只能在国外结束Ⅰ期临床试验，并已经启动Ⅱ期临床试验之后，才能在国内提出临床试验申请。这里面就有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同时，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审中心人员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有几千人进行药物申请的批复，我们的国家食药监总局原来只有139人，2016年才增加到600人。人手不足，就会积压许多问题，审批的进程也就慢一些。

　　当然，临床试验机构的水平也会影响试验的进程。目前，中国通过政府审批的临床试验机构大概有150家，其中30家左右质量非常好，还有30多家水平中等，剩下的一些是实力相对比较薄弱的。临床试验机构能力不足也会拖慢试验进程，导致新药整体上市速度受到影响。

　　需求与供给的反差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市场对于新药的需求是怎样的？

　　秦叔逵：国家食药监总局在回应媒体提问时也提到，中国有超过13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

　　仅以中国肿瘤患者的用药需求为例，近几年中国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国家癌症中心赫捷和全国肿瘤登记中心陈万青等，于2016年1月25日在《Cancer J Clin》杂志上发表了“2015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据报告，2015年估计中国有429.2万例癌症新发病例，281.4万例癌症死亡病例，这意味着全国每分钟就有8个人被确诊为癌症，有5个人死于癌症。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仅就每10万人口的癌症发病率来看，中国并不比美国高。但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因此对新药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瞭望东方周刊》：医药市场咨询公司IMS Health的最新数据显示，2010~2014年，全球共有49种癌症新药上市，目前在英美两国上市的数量均超过36种，而在中国上市的却只有6种。这跟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对此你怎么看？

　　秦叔逵：中国确实存在上市新药不多的现象，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

　　首先有中国自身的原因，比如国家食药监总局在回应媒体时提到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问题，还有医保报销目录调整不及时的问题。

　　但也有国外药企的责任。有一部分药企只想在中国赚钱，却不愿意在中国投资。他们声称中国市场重要，但是除了必要的注册试验，几乎没有在中国开展任何研究；有些企业口口声声说为中国病人负责，但对于中国高发常见的肿瘤，比如肝癌、鼻咽癌、食道癌和胃癌，却很少在中国开展相关的临床实验。他们主要还是针对西方主流社会的高发疾病，如肺癌、乳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等进行新药研发。同时，这些药企的新药研发也很少让中国的专家牵头，做首席科学家。

　　有些药企甚至想绕过中国的审批制度，投机取巧。比如它在美国做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要做六七百病例，到中国却只做几十例，然后就想在中国上市。

　　虽然近两年这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整体上来说，真正将中国作为重要市场进行开发，一开始就投入大量的人才和资金进行研发的国际药企，还是很少的。

　　希望国家食药监总局《关于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征求意见完成和公布后，能够有明显改观。

　　《瞭望东方周刊》：世界卫生组织临床试验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在中国进行的与癌症相关的临床试验研究有19103个项目，同期美国的数量为10.38万个，是中国的5倍。你觉得中国自身在创新药物研究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不足？

　　秦叔逵：我不知道这个数据的准确程度如何，但我的感受是，最近两年，中国的药企在新药研发方面表现突出。比如最近大热的抗肿瘤药物PD-1和PD-L1，美国共有4家药企在中国做临床试验，而中国已经有10多家企业在做临床实验了。

　　但在创新药物的研发方面，中国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

　　首先中国的药企比国外的制药公司实力差得多。中国有6000多家制药公司，美国却只有几十家，但是人家一个公司十年前的研发人员要比我们十几家药企的研发人员还多。

　　据了解，美国一家药企十年前专门做新药研究的人员就有3000多人。而中国的药企则过于分散，大多创新能力差，经济实力较弱。药物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比如一款抗癌新药的临床试验就要投入10亿～15亿美元，而且成功率极低，国内很多药企是没有这样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的。

　　所以我们的新药大部分都是仿制药，因为这个相对来说投入少，风险小。

　　药物创新不仅仅是制药公司的事情，很多时候还要依赖临床研究和研究转化的突破。但是中国的大学、研究所、研究院的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研究没有办法突破，不能提供新的东西，比如发现新的肿瘤靶点。

　　相信未来十年中国会有大批新药上市

　　《瞭望东方周刊》：为了促进国外新药加快在中国上市，政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秦叔逵：最近几年，政府在推动国外新药上市方面投入很多，也做了大量工作。

　　比如在加快新药引进方面，国家食药监总局药审中心增加了人手，改变了评审思路，提高了效率。过去我们一直是严进严出的评审思路，总是希望能够在评审阶段就鉴别出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事实上，只要能够保证药的安全性就可以进行临床试验。因为药是不是有效，要靠临床试验来证明，而不是靠资料评审。

　　过去一个临床试验申请批复平均需要16～18个月，现在批复的时间明显缩短了很多。最近拜耳公司一个通过审批的新药在八一医院开展临床试验，它是去年才申请的，很快就批复了。

　　在法规上，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都是为了提高外资药品进入中国的速度。

　　《瞭望东方周刊》：在推动本土医药企业药物创新方面呢？

　　秦叔逵：在鼓励药物创新方面，国家从2008年开始启动“重大新药创制”项目，明确提出要突破一批药物创制关键技术和生产工艺，研制30个创新药物，改造200个左右药物大品种。

　　国家通过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汇聚了一批药物创新领域的高素质专家。他们中很多是从国际大药企回来的，或者在高水平的大学研究所工作过，这些人对于提高我们的基础研究水平和药物创新能力非常有帮助。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规定凡是2007年10月1日前批准上市并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化药仿制药进行一致性评价。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可以说是一项产品质量升级工程。企业通过了一致性评价，就意味着其研发能力和产品质量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当然，专家要能耐得住寂寞，沉住气做一些深入研究，而不是只追求一些短平快的项目。制药企业也不能再闷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自己搞药物创新，而是需要多与临床交流，多了解临床的需要。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还要多久我们才可以看到成果？

　　秦叔逵：新药的研发需要一个过程。尤其这又是一项失败率特别高的科学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新药通过Ⅰ期、Ⅱ期临床试验是很容易的，但是只有10%能够通过Ⅲ期临床试验，成功上市。也就是说有90%的新药研发项目最终会以失败收场。

　　所以，我们不能着急，但是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这几年的科学发展、政策引导、工作改进都是一个积淀的过程，相信未来十年中国会有大批新药上市。

　　比如江苏一家制药企业的研究院，目前有近300名研究人员，而且他们大部分是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很多都是国外大学研究所、大制药公司从事新药研究和制造的专家。所以，目前这家药企已经有2个1.1类的创新药获批上市，并有几十个国家1.1类的创新药正在不同的研发阶段中。相信未来几年，会不断有更多更好的新药加快上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辉辉/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