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度牒是古代政府的生财之道

　　出卖度牒筹集财政收入虽然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总的来说，比差不多类似的手段如卖官鬻爵要好一些

　　我们看《水浒传》的时候，知道宋代的和尚不但有一种叫做度牒的身份证，而且这度牒还是可以花钱从政府手中购买的。

　　《水浒传》第四回，赵员外提出让鲁达到五台山出家为僧时说：“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是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第三十一回武松为避免沿途盘查，用头陀之度碟扮做头陀。第四十五回，报恩寺和尚裴如海对尚未取得正式僧人身份的胡头陀说：“我早晚出些钱，贴买道度碟，剃你为僧。”

　　水浒故事是虚构的，但书中涉及宋代的制度习俗之类再现历史现实，并非虚构。那时候的和尚道士确实是有度牒的，度牒确实是可以花钱向国家购买的，而拥有了度牒的和尚道士也确实是不再给国家服役当差。

　　一

　　“度蝶”是僧人道士合法身份的凭证。史载北周皇帝曾“敕度一百二十僧，受碟免差”，这里所说的牒大概就是一种免差的牌子，类似于后来的度牒。唐朝有专门机构，管理僧人的户籍。从国家的眼光看，僧人道士这些出家之人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不是他们从事特殊的宗教活动，而是他们不再为国家服役当差。我们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中，老百姓对国家最大的义务有两项，一是纳粮，二是当差。纳粮就是缴纳租税，从实物税到货币税不一而足；而当差就是亲自去给君主出力服务。在古代社会储藏保鲜的技术落后、交通运输困难、货币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让老百姓亲自去给国家出力当差，是比把自己的劳动收获物交给国家更为常见和方便的服务国家的方式。而一个青壮年劳力如果要把自己献身佛道，遁入空门，拒绝给国家服役当差的话，那一方面是不再忠于皇帝，使皇帝失去一个粉丝，另一方面也让国家损失了服役的利益。所以，即使是在皇帝信佛的时候，也不赞成老百姓随便出家。

　　度牒是僧道身份证，或者说是僧道的户籍证，是对僧道进行管理的主要手段。拥有由国家专门机构颁发的度牒，说明你有合法的宗教身份，你就不再为国家服役当差了。《旧唐书·辛替否传》记载，中宗时“度人，免租庸者数十万”，所谓租庸，就是唐朝实行两税法以前百姓对国家最普遍的纳税义务。《旧唐书·姚崇传》还说，公主外戚都请度人为僧尼，也有私出财造寺者，富户强丁都设法避役。富人都想办法以出家的名义逃避对国家的差役义务。但如果你没有这个度牒而冒充僧道，逃避服役，拒绝义务，那就是严重的罪过，要受到刑事处理的。拥有度牒便可了断对国家的义务，所以度牒就有了相当的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必然意味着可以通过交易变现。

　　国家当然也发现了度牒是很好的生财之道。在这场交易中，如果一个人估计到未来自己要给国家承担的义务相当于100贯铜钱，而现在只要出60贯买一个度牒就可以了断未来的义务，自然乐意；而从国家立场看，虽然一个人丁未来的财政义务有100贯铜钱，但是远水不解近渴，现在急需用钱，把未来的100贯打折成60贯今天拿到手就花，也是划算的。度牒买卖就这样一拍即合，两厢情愿。所以，度牒就成为一种有价证券，出售度牒就成为国家赚取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有的朝代有的时期，还是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工具。

　　二

　　国家出售度牒的事，唐朝就有了。早在唐代中宗景龙二年，身份很低的屠沽，用钱三万也可得度牒。(《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九)天宝年间安禄山反于范阳，杨国忠设计“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钱百万”；肃宗至德二年，御史郑叙清与宰相裴见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不但国家出售度牒以解财政困难，地方官吏也往往以度人谋财利，如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敛无厌，当敬宗生辰那一月里，即于泗州置僧坛度人以图厚利。(《旧唐书·李德裕传》)当时剃了头发的人到达之后，各纳二缗，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见《全唐文·王智兴度僧尼状》)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把度牒当成筹集财政收入手段而纯熟运用的一个朝代。度牒不但可以出售筹资，甚至也成为一种有价证券流通。宋朝政府不但出售度牒筹钱，甚至在需要政府出钱的场合，给一些度牒当作现钱，如政府支付和买绢、籴米的时候，往往给老百姓度牒而不是现钱。王安石变法时期，为了推行“青苗法”，陕西转运使奏请朝廷发度牒作为变法的本钱，得到了王安石的赞许，并在全国普及开来。苏东坡当年在杭州修的“苏堤”，向赵官家上了《杭州乞降度牒开西湖状》的折子，皇帝特别恩准给了他一百道度牒。后苏东坡被贬处于边境的定州，为了在定州修工事抵御辽国，他又向朝廷上了《乞降度牒》的奏折。宋代度牒可以用来赈灾、奖掖和筹集军费。宋徽宗时期为了对西夏用兵，发了近三万道度牒；宋高宗曾恩赐岳飞两百道度牒以用作军费粮饷；南宋初年，某州因为财政吃紧而向朝廷要钱，朝廷拿不出钱来，于是恩准了二百五十道度牒给其救急；赵官家为了给太后增筑慈宁殿特旨发度牒以筹集资金。（王嘉《闲谈宋朝话度牒》）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本来就是和尚出身，对于人们出家当和尚道士逃避徭役是十分警惕和反感的。他禁止妇女出家，禁止20岁以上的出家，禁止“军、匠、灶、站、违碍之人出家”。他的儿子朱棣还限定全国僧人总数，“今后愿为僧、道者，府不过四十人，州不过三十人，县不过二十人”，全国僧人总数以三万六七千人为定额。对于出家者则进行考试，合格者免费发放度牒。这当然不是说明朝的皇帝注重僧道的素质，控制其数量不愿意多卖度牒，不像宋朝的皇帝那样爱钱，而是因为明朝的和尚编入民户纳税服役，人丁亲身服役的义务也变成缴纳现钱的税收，拥有度牒免不了多少义务，所以度牒的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大大降低了。史载“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明史·食货志》)

　　从明朝的情况看，购买度牒的人主要是“军、民、匠籍之家”。明朝实行极为严格的户籍制度，人们的职业“以籍为定”，“役皆永充”，一旦户籍定下来，就永远不能改变，世世代代世袭下去。而一些役种与其他职业的役种相比，又显得格外沉重，尤其是军户、匠户和灶户。所以，这些户籍民户千方百计要摆脱户籍身份。出家就是摆脱这种身份桎梏的一条途径，但是在明初即被朱元璋一道禁令予以禁止。到后来可以购买度牒时，正是这些民户踊跃购买。这些民户渴望摆脱户籍身份，哪怕其条件是必须遁入空门，断绝家庭生活，从此不得婚配，没有男欢女爱，冒犯儒家认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禁忌。由此也可以看到明朝严苛的户籍制度和沉重的役种对人们的压迫。

　　人们购买度牒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摆脱来自国家沉重差役的压迫，所以，清朝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后，人丁对国家的差役义务，被摊派到土地税中，差徭对百姓的压迫才真正减轻。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没有必要再出钱买度牒而遁入空门躲避差役了。乾隆三十九年，度牒制度也被废除了。清人俞正燮说：“至乾隆初年，度牒之制遂废。盖以丁归地，则不须报牒免役也。”

　　三

　　出售度牒类似于西方国家发行的公债和年金。西方发行的公债和年金，是国家先从老百姓那里得到现金，此后逐年还本付息。中国出售度牒，也是国家先从百姓那里得到一笔现金（或粮食），但还本付息的办法，不是国家真的付出真金白银，而是免去度牒持有者未来对国家的服役义务。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种税式支出。从投资风险来说，购买度牒的风险可能更小一些。西方人购买年金，政府如果违约赖账不付息，则投资打了水漂；中国人买了度牒，以后不再给政府服役纳税，政府不存在违约赖账的事，除非政府翻脸不认度牒，强迫和尚还俗服役当差。

　　安史之乱时唐王朝利用出售度牒而筹集资金，但度牒的价格不太清楚，出售的度牒数目和总收益也不清楚。而宋朝和明朝则有很多记载，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宋朝是晚清之前中国历史上财政收入最高的时期，由于需要巨额资金养兵、养冗官，还要给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输送岁币，因此，宋朝的财政压力是历代王朝中最为沉重的。也正因为如此，宋朝想方设法攫取财政资源的手段也是空前的。出售度牒筹集财政资金，在宋朝尤其南宋时期成为完全正常的增加财政收入的行为。

　　宋朝度牒的价格相当高。史载：神宗元丰七年“门下省言，度僧碟已著令每道为钱百三十千”（即130千。千，就是一千钱，也即一贯，一缗）；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时“每道价钱二百二十贯文”；孝宗乾道三年时为三百千，淳熙九年时又升值为每道五百千；光宗时，度碟涨至每道八百千；宁宗嘉定时，“每度碟一道，价千五百缗”。（史旺成：《宋代经济财政中的“度碟”》）可见，在宋朝，度牒的价格基本上是一路上涨的。度牒价格的上涨，表明国家聚敛财富的贪婪之心；但价格如此上涨而老百姓仍然踊跃购买，则说明，与承担未来沉重的差徭相比，出这个价钱买断未来的差役义务也是划算的。因此也可以说，度牒价格是徭役轻重变化的晴雨表。度牒涨价说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预计到未来政府强加的差徭可能极为沉重。如果人们估计到未来轻徭薄赋，就没有必要花重金购买度牒以逃避差徭了。宋朝度牒价格一直上升，正是反映了赋役沉重、而且不断加重的事实。

　　有学者经过计算认为，度牒一度成为宋朝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成为财政支柱。孝宗乾道三年，政府共发行度碟十万三千余道，每道的价钱是300千，共约取得财政收入三千多万贯。这一年政府的财政收支无法稽考。第二年(乾道四年)政府的财政支出数量“岁约五千五百万缗有奇”。假定乾道四年发行度蝶的价格同乾道三年相同而度蝶全部按此价格售出的话，那么这一年政府财政支出的60％左右是靠发行出卖度碟来维持的。60%左右的支出是由出售度牒维持，这或许是偶然出现的极端情形，但出售度牒对于南宋财政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描写宋朝故事的小说《水浒传》中不断写到买度牒的情节的原因。

　　明朝度牒的价格，比起宋朝来要低不少。在宋明时期，大米、铜钱和白银的比价一直有较大波动，但一般认为一石米的价格大致与一贯铜钱和一两银子较为接近。而明朝景泰年间的一道度牒为米5石，成化二年为淮扬米十石、南京米十五石、京师银5两，成化二十年全国一律统一为12两，正德三年达到13两，嘉靖以后又跌落到10两，进而6两5两。（何孝荣《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与宋朝比，明朝的度牒价格确实不高，明朝出售度牒的收入，也一直没有达到南宋的水平。在明朝，度牒收入也一直没有成为财政的支柱。明朝度牒价格下降，度牒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下降，是因为明朝的和尚已经不能完全避免赋役义务，因而度牒的经济价值、市场价值大大下降了。

　　四

　　唐、宋、明出售度牒的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和赈灾，对于急需用钱的政府缓解财政危机，是大有帮助的。出卖度牒筹集财政收入虽然听起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总的来说，比差不多类似的手段如卖官鬻爵要好一些。卖官鬻爵不但恶化吏治和官场环境，而且一个人一旦买到官爵则一定要想方设法变本加厉敲诈勒索以收回投资。而对于出售度牒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减少了未来的服役人数，而这不过是服役人数在时间上的重新配置，是透支未来的财政资源罢了。当然，如果站在佛家角度看问题，或许就不是这样，因为大量为了逃避徭役的人花钱买度牒当了和尚道士，他们的佛性佛心恐怕是无法得到保障了。

　　（作者为文史学者）

　　□梁发芾